Monthly Archives: July 2010

extensive-moralism and cyberspace canaille

泛道德主义与“网络暴民” 泛道德主义者,以道德为本位量世间千人万事也。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道德是法律的最高价值取向,而法律不过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与补充。古人若违反了道德往往即违反了法律,有时还是十恶不赦之律。在古代的十恶不赦罪之中,有一半的罪名,即“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其内容不乏被视为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如:咒骂直系尊亲,子女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还有亲属之间的通奸等;有的则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或根本算不上道德的问题,如:告发直系尊亲,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女子殴打丈夫、控告丈夫等。但在古代,这些都是要杀头不赦的罪恶。泛道德主义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可见一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泛道德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汉代,董仲舒顺应当时儒学法律化的潮流,创立了“春秋决狱”的司法审案方式。“春秋决狱”允许封建司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援引儒家经典进行司法判决,其特点被古人归结为“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其意即,行为人内心动机纯正但行为违法的可以免罪,而内心动机不纯正但行为合法的也可以被处死。“春秋决狱”的实质是将人心作为判断行为好坏的依据,从而达到诛心之“恶”的目的;而所谓人心的好坏,则是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来衡量的。这就将法律与社会生活打上了泛道德主义的制度烙印。 此后,“春秋决狱”这种依据儒家伦理道德断案的原则,逐渐发展成了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隋唐之后,表面上看“春秋决狱”消失了,而实际上,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已全面进入法律制度并与之融为一体,进而走上了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之路,审案已无须引法律之外的伦理道德来进行裁决。此时,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泛道德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并不是法律与社会生活泛道德化的终结。 随着儒学发展到宋代,宋儒们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与外延极端扩充化。宋儒的代表人物程颐根据其儒学理论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并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理。所谓“天理”,也就是儒家的纲常人伦;而“人欲”,则囊括世间饮食男女之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欲望。宋儒将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为彰显天理而革尽人欲。封建统治者也大力倡导“天理人欲”之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观遂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至此,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道德观已泛化进入世间饮食男女的琐屑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评价他人行为的标准。 然而,泛道德主义是反人性的,因为它以一种大多数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人束缚人,在实际上已造成了对人性的扼杀。鲁迅先生看透了泛道德主义的底蕴,他在《狂人日记》中揭露的其实正是泛道德主义的本质,即:在满纸的“仁义道德”背后,掩藏着“吃人”的本质。 中国社会在这种泛道德主义的传统中浸淫了几千年,这使得泛道德主义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五四”之时,本应是中国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启蒙之际。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民族危亡的压力压倒了社会的启蒙要求,革命战争挤压了自由理想,致使中国社会缺乏启蒙运动这一课。因而,在现代中国,泛道德主义中的道德之“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剔除,它还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解放后,在文革中,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贯彻“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狠斗私字一闪念”、“勇于牺牲”等高标准道德,尽量压制人们正常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斥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非道德的东西。而在泛道德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法律虚无主义也畅行无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文攻武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闹革命成为革命与先进的象征。于是,社会生活中只能接受道德而非法律的生活模式;进而,一种道德声音、一种道德形象、一种道德模式以及一元化的价值观大行其道。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虽然清除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我们仍然欠缺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国民启蒙历史。人们习惯了精神上的传统与安宁,也习惯了以简单的善恶与好坏来评人判事。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的惯性仍然在支配着社会生活,加之以道德对人事的评判不似法律那样要求专业的素养,它仅依赖于人们朴素的道德感情,简单易行。因而,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正如传统社会中的泛道德主义一样,法律只不过是道德的附庸,道德才是法律的最高图腾;另一方面,以道德为本位对人事的评判简单易行,这也加强了泛道德主义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对身边的声音、形象、生活模式或者价值观,人们习惯了以习得的伦理道德为本位来予以评价,并据此对异于传统价值观的言行反应激烈,以至于要压制乃至剿灭种种道德上的“另类”行为。 泛道德主义的实质是要提倡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而法治社会则需要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因为法治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而自由竞争与私权勃兴则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经济基础的发展趋向,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多元发展方向,而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当然不可避免了;因而,在法治社会,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不再是社会渴求的目标。法治不仅不需要一元化的利益格局与道德价值观,相反,多元化利益格局与道德价值观却正是支撑法治社会的根基。因为,当人们在道德价值观上越来越难以寻求到一致意见时,法律上的共识便成为一种必需的公共产品了,这在功能上强化了法治存在的需要与价值。而泛道德主义的荒谬之处在于,一群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价值要高于并强行高于另一群人;如果一群人不是按照另一群人的道德价值观生活,那么,他们便是有罪的。但是,与这种荒谬恰恰相反的是,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既不道德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为,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强行要求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模式下,这就剥夺了持不同道德价值观的人们的选择权。那种被强行在某种道德生活模式下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而选择虚伪的生活。显然,这既不道德,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到今天,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而泛道德主义之风在网络上也甚嚣尘上。诸多网民,在互联网上喜以道德卫士自居,慷慨激昂,指点时事,以彰显自己的道德傲慢,抑或是掩饰自己的道德虚弱。铜须门事件也好,李银河事件也罢,任何一点点的“道德另类”言行都会深深地刺激泛道德主义者的脆弱神经。因为,他们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如果不发飙,家庭与社会生活就会因此而陷入崩溃。于是,他们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敲响键盘,大发道德上的歇斯底里之气,来震撼社会以捍卫他们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收获的是电脑键盘上的傲慢、惬意与爽快,并且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使得他们乐此不彼。 其实,我并不愿意以“网络暴民”来界定他们,倒宁愿以“道德歇斯底里者”来描述他们。没有冷静、没有宽容、表面张狂、内心虚弱就是他们的众生相。 因而,泛道德主义若不退,“网络暴民”则难消。泛道德主义消解的根本之道在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相应的控制其过度分化的制度的建立。当社会利益分化被控制在合理且安全的范围内,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才会逐渐的发展并成熟。而各种舆论阵地,也应扮演理性的社会启蒙角色,尽可能地将多元的意见完整地呈现于公众面前,而不能仅仅是着意于取悦泛道德主义者并随着他们的拍子起舞。 当合理而安全的利益分化制度建立且理性的舆论阵地形成之际,也正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之时。在这个基础上,泛道德主义就会逐渐消退,“网络暴民”也将会消遁于无形。即使有,也难以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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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ing locus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作者:张宏杰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东周列国志》,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嬉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民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稚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然而,多灾多难是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我们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古代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退,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都会有人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尽管这是极为少数的民族败类。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 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暴政。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 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梁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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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ve the Confucian traditions bring to Chinese?

儒家“道统”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黎 鸣 历史上所有那些叫唤维护“传统”的人们,事实上都只是在维护儒家一家的“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董仲舒、韩愈,到程朱,到陆王,到“第三期新儒家”,以及到最近的一帮盲目地叫唤“传统”的先生们,显然即是如此。然而,如此儒家的“道统”,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 感谢“第三期新儒家”们在他们的【宣言】中所指出的,这个“道统”的“神髓”,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而且该【宣言】还说: 它(指“心性之学” )既不同于希伯来人的“宗教”,所以中国人没有神的“上帝”,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 它也不同于希腊人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没有哲学的“真理”,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会有“人人在真理面前的平等”; 它亦不同于罗马人的“法律政治”,所以中国人没有公正的“法治”,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会有“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其实,这种“不同”还应该继续说下去:它更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科学”、“民主”、“自由”,所以中国人没有发现、发明、创造的智慧,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没有自由的思想、言论等等。 按照逻辑,“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本应该顺理成章地立即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儒家“道统”“神髓”的“心性之学”,为中国人带来了异于其他一切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 可惜,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完全抛弃了人类正常的逻辑,却来了一个大逆转,认为中国人反而因此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天德”、“天理”、“天心”的“道德本体”,而且还说得更邪乎,中国人的这种由特殊材料组成的“道德本体”即构成了中国人的“内圣”,由“内圣”经过“天人合一”而达到了与“宇宙本体”的合一,于是即可“返本”而“开新”出全面的科学、民主、自由,并从而最后达到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外王”。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在进行哲学推理呢,还是在做白日梦呢?我认为,这显然是在做白日梦。 我不相信做梦,我只相信逻辑,只要中国人还是“人”,就不可能“特殊”到不需要逻辑。而按照逻辑,由上述种种的与其他人类的“不同”,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 中国儒家的“道统”,及其“神髓”的宋明儒的“心性之学”,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由这种永恒的“不平等性”而引起的其他一切有害的后果。 以上还只是“逻辑”的回答,其实,历史事实的回答也正是如此。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不得不为了自己同他人的平等而作出艰巨的努力,甚至还不得不为此而付出痛苦的代价。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真实么? 一直为维护“传统”而耿耿于怀的新儒家的先生们,最关心的是中国人“特殊”的“道德”。可是我不能不告诉这些先生们,中国人的所谓“特殊”的“道德”,纯粹是“私德”,全然不具备“公德”,这种仅仅是“私德”的中国人的所谓“特殊”的“道德”,除了永远为“人治”的“君主极权专制”的体制张目之外,它永远不可能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权利张目,永远不可能为中国人的“民主”、“自由”、“科学”张目。 儒家的“道统”,从而儒家的传统,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神髓”的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它们究竟为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之外,还带来了如下所述的“天下”人群的几乎不变的人口组成结构: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属于善良的、任人宰割的、迷信(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蒙昧者,或称“绵羊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不识字的农民。 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属于驯顺的装善的伪君子,或称“牧羊犬人”,他们绝大多数是迷恋儒家学说的文人或武士。 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属于凶残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或称“假恶丑人”,他们嘴上说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手上行的则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暴力。顺便说说,中国的所谓正史,记录的几乎全都是“假恶丑人”以及部分“牧羊犬人”的历史。 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具有上述的几乎永恒不变的人口组成结构,所以中国人从来就是“一盘散沙”,只需少数人即可统治庞大人口的中国。这对于觊觎中国丰富资源的周边野心勃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中国人历史上最大规模地变成“亡国奴”,就曾有三次:唐、元、清。至于小规模地由少数民族当皇帝,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则是常见的事情。只有不足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即能统治上亿人口的中国,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即是儒家道统所维护的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残忍的法家“人治”的暴力,尤其是还有上面所述的几乎永恒不变的中国人口的组成结构。 最近的一次少数民族入侵当是日本。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三百万兵力的日军,竟然还领导了一支纯由中国人组成的有八百万兵力的伪军,他们究竟靠的是什么呢?他们靠的仍然是儒家道统所极力维护的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盘散沙”性。这一次,如果没有美国、苏联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还有日本人自身的愚蠢,中国人会不会“亡国”,还真是未定之数。 今天的一些人们还又在极力呼吁恢复继承由儒家道统所形成的“传统”,他们究竟是想要什么呢?他们还想让中国人再“天经地义”地永恒地“不平等”、永恒地“人治”下去一万年么?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这些人们,我坚决反对这样的“道统”和“传统”,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道统”和“传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已经“中断”,事实是,由儒家的伪学自始至终所极力维护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天经地义”的“不平等性”和“人治”的社会体制,直到今天还在强有力地继续延续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你们呼唤“传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平等性”和“人治”制度就该是中国人的永远的人性“标志”么?你们不需要“平等”,不需要“法治”,我需要,我相信更多的人们也像我一样需要。我主张终结这个早就该死的“道统”和“传统”,重铸中华民族的新道统,它应该是由老、墨、孔三圣的伟大思想所共同组成的完全新的道统。关于这个新的“道统”,我在后面将会有专文论述。(待续)2006年2月22日 我没看过福泽谕吉的书。但是从你的这段文章中我看到,福泽谕吉实际上否定了把孔孟之道作为一门政治学说的合理性,认为孔孟之道不应该掺和到政治上来。但是他并没有说要摈弃孔孟,没有否定它在伦理道德上的价值。他说:“孔孟如果能摆脱政治上的羁绊,他们的事业将无比宏大。”与其说他否定孔孟之道,不如说他给孔孟之道安排了一个恰如其份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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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our and wisdom generate harmonious life

幽默智慧产生和谐人生 联想到一句西方的幽默语:“所谓垃圾,就是放错了地点的好东西。”而既然放错了地点,就不妨重找个地方放,谁找对了这个地点,谁就能让那些“垃圾”大放异彩。 罗斯福还未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家中遭窃,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我现在心中很平静,因为: 第一、窃贼只偷去我的财物,并没有伤害我的生命。 第二、窃贼只偷走部分的东西,而非全部。 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一张口开莲花香;一双手勤作善事;一颗心有情有意;一辈子欢喜自在。 有一次,萧伯纳在街上行走,被一个冒失鬼骑车撞倒在地上,幸好并无大碍。肇事者急忙扶起他,连声抱歉,萧伯纳拍拍屁股诙谐的说:“你的运气真不好,先生,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扬四海了。” 幽默的机智反应并非只是能言善道,而是一种快乐、成熟的生活态度,掌握了它等于掌握智慧结晶,得到快乐的泉源。 拿破仑有一天到野外打猎,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呼叫,他循声走去,看见一人落水,正大声求救。 拿破仑毫不犹豫的举起枪来,大声叫道:“喂!听好!你要是不爬上来,我就开枪打死你。” 那个人听了,顿时忘记落水的危险,立刻使劲全力向岸边游去。上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救我就算了,为什么还要开枪打死我?” 拿破仑从容不迫的回答说:“假如刚才我不吓唬你,你就不会奋力游上岸,又怎么能脱险呢?” 第一个将humor译为“幽默”的人是林语堂,他本人行事为人深具幽默感。林语堂认为“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 学习幽默,才能“乐观一切,笑看人生”;才能“开口就是智慧、发声就是天籁”。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在圣约翰大学教授英文,第一天开始上课,他手提一个大大皮包走进教室,学生都以为是课本,当他打开来尽是有壳花生,林语堂则用英文大讲其吃花生之道。 他说:“吃花生要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就愈有味道。”他再补充说:“花生米又名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但愿大家吃了花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语毕全堂莞尔。 中国人是最不重视幽默的民族,从小到大的教育里,父母师长都教我们要“庄重”、“认真”、“听话”、“懂事”;主因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强调“君子不重则不威”。 反观,美国人可以不在意别人骂他顽固、奸诈、无赖,但却无法忍受“没有幽默感”的批评。美国文化里,“没有幽默感”一词似乎与做人失败、不受欢迎、令人讨厌……等词并列。 麦克阿瑟将军在为儿子所写的祈祷文中,除了求神赐他儿子“在软弱时能自强不屈;在畏惧时能勇敢面对自己;在诚实的失败中能够坚毅不拔;胜利时又能谦逊温和”外,还祈求上帝赐给他“充份的幽默感”(And after all these things are his,add,I pray,enough of a sense of humor,so that he may always be serious,yet never forge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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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ble on humour

幽默漫谈 什么是“幽默”,人人都知道。但要确切地给“幽默”下个定义,似乎又不太容易。 《辞海》里“幽默”是这样解释的:“美学名词。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的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 看来幽默是针对人的弱点,或者与生活中不很协调的现象,以善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此说固然有理,但我以为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待生活从容、豁达的态度;倒不在于揭露什么或嘲讽什么,而是给人以启迪与思维的空间。 当前这个社会,很讲究娱乐、休闲。自然幽默也就成了当下社会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然而:我认为现今许多流行的、冠以幽默头衔的“搞笑”却与幽默毫无共同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搞”字一说: 词典里意为“干、办、弄”,在我们常用的“搞定、搞好,搞砸了”中它均作为动词,都有刻意去做的含义。而幽默,偏偏不是刻意做得出来的。刻意做出来的是笑话、是滑稽,并非幽默。就如现在电视里的许多所谓消闲节目,本不当笑,而是利用形式上的夸张、怪诞硬“搞”出点笑来;其实,有时插科打诨是连“笑话”也算不上的。有时:看着看着,你也确实笑了,但那不是会心的笑,而是嘲笑、苦笑,嫌其无聊、无可奈何的笑。 而真正的幽默,是那种能反躬自笑的,从心灵深处产生共鸣而自然流露的,是信手拈来,自然贴切,而不矫揉造作、牵强附会的;它不但出于对人生具有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具有幽默的看法。它可不是想“搞”就能搞得出来的。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颇具幽默感的人到处都受欢迎,它不仅可以化解许多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或尴尬,还能给别人扩大其思维的空间,反躬自省的机会。它往往能使怒气顿消,雨过天晴,亦可带给别人快乐,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人生有许多无奈,在生活中,岂能尽如人意? 但,“幽默”却能让你笑看天下古今愁、了却人间许多事。由此看来,能否“幽默”,并不单单指智慧和口才以及机灵与善辩,而要靠自己积累的知识底蕴,用诙谐而又不失庄重的形式释放,更须具备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要知道:幽默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是思维的火花、智慧的结晶,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在这儿,摘取欧美陵园里,墓碑上写的几则令人莞尔一笑的墓志铭权作欣赏: 一种墓志铭是用死者的身份和职业做文章。譬如:在英国约克郡地区,牙医约翰在自己的墓碑上写道:“我一辈子都花在为人填补蛀牙上头,现在这个墓穴得由我自己填进去啦。” 另一种常见的墓志铭主题是当事人的死因。 譬如:在美国佛蒙特州安诺斯堡的墓园里,有一块碑上写着:“这里躺着我们的安娜,她是被香蕉害死的;错不在水果本身,而是有人乱丢香蕉皮”。更有一对夫妻为出生两周便夭折的孩子撰写的墓志铭颇令人玩味:“他来到这世上,四处看了看,不太满意,就回去了。” 这就是幽默:一种对世象的雍容大度,一种对人生的豁达、感悟;它并没使你为之捧腹大笑,也没让你为此悲天怜人,却能胜过说教,余音袅袅,博得你会心一笑……, 有位教师,讲课时突然停止了授课;他面对混乱的课堂纪律,缓缓地对大家说:“如果坐在中间谈天的同学,能够像坐在后面玩牌的同学那样安静的话,那么就不会干扰坐在前排的同学睡觉了!”却让同学们在一阵轻松的笑声中恢复了正常的课堂秩序。 这就是幽默:他丝毫没动肝火,也无讽刺及挖苦,却以轻松诙谐的语言,起到了让学生清醒、自敛的效果。他既没让自己深陷烦恼,也没让别人尴尬难堪,反而产生亲和力并因此营造了一个融洽、合作的氛围…… 幽默是一种境界,亦是一种能力。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豁达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澈才能幽默。 幽默的表达,有时靠肢体动作,如耸肩缩颈、裂嘴挂眉。但最多的是靠语言,靠语言的机智和含蓄;让人觉得意外而感悟默契、产生联想,忍俊不禁;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的体会。犹如一杯花茶,冲泡不得法,花的浓香掩盖了茶的芬芳浓郁,刺激,却没有那韵味。而喝的人,牛饮、豪饮,大解其渴,却不能品味生津、少了那分无穷回味。 “幽默”一词最早是由林语堂将英文的humour一词翻译为中文的。之所以用幽默,当然是因为指其表达形式的特点为含蓄,默契。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点,都来自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因此想要理解幽默背后的深层含义,往往还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历史典故等。但无论幽默的制造者或者接受者,倘若他生性浮躁、迟钝或惯于装腔作势、心地狭隘,那么,他此生想必多半与幽默无缘…… 最后,让我们欣赏以下两则片段: 饭厅内,一个异常谦恭的人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另一个顾客,那人正在穿一件大衣。 “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皮埃尔先生?” “不,我不是。”那人回答。 “啊,”他舒了一口气,“那我没弄错,我就是他,您穿了他的大衣。” 要做到理直气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理直的人,往往低声下气;而理歪的人,却是气壮如牛。 一个苏格兰人去伦敦,想顺便探望一位老朋友托马,但却忘了他的住址,于是给家父发了一份电报:“您知道托马的住址吗?速告!” 当天,他就收到一份加急回电:“知道。” 当我们终于找到最正确的答案时,却发现它是最无用的。  但愿幽默能融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命同在。 生活因幽默而美丽 幽默是智慧与才华的显露。在平静的生活中,幽默是湖水中的涟漪;在豪迈的奋进中,幽默是激流中的浪花;在失败的困境中,幽默是黑夜里的星光。 自嘲式的幽默让人感受到谦逊和豁达,能使紧张的气氛变得轻松,使陌生的心灵变得亲近。美国著名黑人律师约翰·马克在发表《要解放黑人奴隶》时,听众大部分是白人,尚且普遍对黑人怀有敌意,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开场白,讲道:“女士们,先生们:我到这里来,与其说是发表讲话,倒不如说给这场合增添点颜色。”听众大笑,对立情绪被笑声驱散,此后的几个小时,会场秩序很好。 调侃式的幽默使平凡的事情变得富有情趣,为呆板的生活添了一道风景。一位棋迷,棋艺不高,但恋棋如命,与人下棋屡战屡败。有人问他战果,答曰:“第一盘我没赢,第二盘他没输,第三盘我没有让他,杀得十分激烈,最后,人说和了算了,他还不肯!”这死要面子的调侃让人捧腹,言语中透出一股调皮可爱。 比喻式的幽默能让人体会到学识的渊博,联想的丰富,把你的思绪带到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位读者打电话求见《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钱先生回答道:“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味道不错,何必想去认识一下那只下蛋的鸡呢?” 对抗式的幽默体现出机智与敏捷。一天,德国大诗人歌德在公园里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遇到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这位傲慢的批评家说:“你知道吗?我这个人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却说:“而我恰恰相反。”说完闪身让批评家过去。这种对抗式的幽默耐人寻味。 幽默还是夫妻矛盾的稀释剂。有位业余作者跟妻子吵架后,几天互不说话。妻子一气之下便写下了离婚申请。这位朋友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便灵机一动,拿起一张铅印退稿单,和妻子开起了玩笑。他写到:“来稿收到,经反复研究,不予采用。现将原稿退回。谢谢支持!”其妻看后,忍俊不禁。夫妻和好如初。 幽默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笑声,幽默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迪,生活因为幽默而变得美丽,人生因为幽默而变得轻松。幽默是生活中一道挡不住的风景! 幽默文化,生活有时是一场“玩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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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s critic on the realm of humor

大师笑论幽默境界 与娱乐的搞笑不同,幽默需要达到一种境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也许真正懂得幽默的人就不能成为大多数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大师级人物的评述中找到蛛丝马迹的线索,其实,真正的幽默还需要个人去用心体会,每个人都会找到不同的答案。 ◆林语堂的幽默——首倡“幽默文学” 林语堂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谈吐诙谐。1924年5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西文中的“humour”译成“幽默”。“幽默”一词始见于《楚辞·九章·怀沙》,意为寂静无声。林语堂信手拈来,将它用得巧妙。 1932年9月16日,林语堂和潘光旦等人发起创办的《论语》问世,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时尚,以至翌载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上世纪30年代前期,诚如鲁迅《一思而行》所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幽默文学在我国异军突起,虽然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林语堂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林语堂将幽默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他的《幽默》中,甚至认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林语堂及其同人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钱钟书的幽默——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 钱钟书本人也偏好幽默文风,但他对林语堂式的“幽默文学”却评价甚低。他以为此类幽默脱离社会环境,不过是上等文人的小把戏。 钱钟书在《论幽默》一文中用他自己特有的文风分析了笑与幽默的问题,“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 “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 ◆关于幽默的名言 ●鲁迅: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林语堂: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 ●钱钟书: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王蒙:好的幽默并不只是让你笑,还让你哭呢!哭多了眼泪就会跌价,于是乎泪尽则喜,嬉笑之中仍然可以看到作者那庄严赤诚的灵魂。也许幽默的痛苦并不比痛苦的痛苦弱。 ●钱仁康:幽默是一切智慧的光芒,照耀在古今哲人的灵性中间。凡有幽默的素养者,都是聪敏颖悟的。他们会用幽默手腕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而把每一种事态安排得从容不迫,恰到好处。 笑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论是快餐似的爆笑段子,还是大师口中的幽默文化,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在乎的就是那种积极向上的心境与乐观健康的态度。生活中,有时需要颔首微笑,有时需要会心一笑,有时需要开怀大笑。人们可以把笑当作一种警世寓言,也可以把笑一种处世哲学,更有些时候,笑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玩笑而已。以上的一些关于“笑”的现象其实是用来解释态度问题的。也许,人们在生活中会有很多郁闷的理由,不过,还是请尽量保持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微笑着面对走过来的一切人或事。 说笑 钱钟书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把幽默来分别人兽,好像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他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近代奇人白伦脱(W.S.Blunt)有《笑与死》的一首十四行诗,略谓自然界如飞禽走兽之类,喜怒爱惧,无不发为适当的声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声。不过,笑若为表现幽默而设,笑只能算是废物或者奢侈品,因为人类并不都需要笑。禽兽的鸣叫,尽够来表达一般人的情感,怒则狮吼,悲则猿啼,争则蛙噪。遇冤家则如犬之吠影,见爱人则如鸠之呼妇(Cooing)。请问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来表现呢?然而造物者已经把笑的能力公开地分给了整个人类,脸上能做出笑容,噪子里能发出笑声;有了这种本领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并非因为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的没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地变成了幽默贫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文学。 笑是最流动、最迅速的表情,从眼睛里泛到口角边。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说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据荷兰夫人(Lady Holland)的《追忆录》,薛德尼斯密史(Sudney Smith)也曾说:“电光是天的诙谐(Wit)。”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我们不能扣留住闪电来代替高悬普照的太阳和月亮,所以我们也不能把笑变为一个固定的、集体的表情。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种机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髅的露齿,算不得活人灵动的姿态。柏格森《笑论》说,一切可笑都起于灵活的事物变成呆板,生动的举止化作机械式。所以,复出单调的言动,无不惹笑,像口吃,像口头习惯语,像小孩子的有意模仿大人。老头子常比少年人可笑,就因为老头子不如少年人灵变活动,只是一串僵化的习惯。幽默不能提倡,也是为此。一经提倡,自然流露的弄成模仿的,变化不居的弄成刻板的。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资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假如一大批人,嘻开了嘴,放宽了嗓子,约齐了时刻,成群结党大笑,那只能算下等游艺场里的滑稽大会串。国货提倡尚且增添了冒牌,何况幽默是不能大批出产的东西。所以,幽默提倡以后,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挂了幽默的招牌,小花脸当然身价大增、脱离戏场而混进文场;反过来说,为小花脸冒牌以后,幽默品格降低,一大半文艺只能算是“游艺”。小花脸也使我们笑,不错!但是他跟真有幽默者绝然不同。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们跟着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脸可笑,我们对着他笑。小花脸使我们笑,并非因为他有幽默,正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 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种脾气,决不能标为主张,更不能当作职业。我们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体;换句话说,好象贾宝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当为一贯的主义或一生的衣食饭碗,那便是液体凝为固体,生物制成标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卖笑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马克·吐温,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德国人好讲幽默,然而愈讲愈不相干,就因为德国人是做香肠的民族,错认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扎得停停当当,作为现成的精神食料。幽默减少人生的严重性,决不把自己看得严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对于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对于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为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这不是幽默,这是一本正经的宣传幽默,板了面孔的劝笑。我们又联想到马鸣萧萧了!听来声音倒是笑,只是马脸全无笑容,还是拉得长长的,像追悼会上后死的朋友,又像讲学台上的先进的大师。 大凡假充一桩事物,总有两个动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来不出这两个缘故。然而假货毕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语称笑声清扬者为“银笑”,假幽默像搀了铅的伪币,发出重浊呆木的声音,只能算铅笑、不过“银笑”也许是卖笑得利,笑中有银之意,好比说“书中有黄金屋”;姑备一说,供给辞曲学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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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幽默 廖康 最近,畅销书作家吴玲瑶来我校做了讲演《幽默处处有》。在引发众人欢笑之余,也引发我思考,幽默到底是什么?如何产生?与笑话和滑稽等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幽默是个译音词。会法语发音者还知道幽默念上去多么像法文humeur。这个词大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译入中文,西文的原意是“体液”。在近代西医发展起来以前,欧洲人以为人有四种体液:血、痰、黄胆汁、黑胆汁。血多了会活泼;痰多了会迟缓;黄胆汁多了会暴躁;黑胆汁多了会忧郁。如果四种体液积量适中,人的禀性就平和,脾气就好,出言就诙谐,用英文说就是in one’s humor;反之,则是out of one’s humor,即暴躁,发脾气。所以,一个人脾气好,用英文说就是good-humored。鲁迅和林语堂对音译幽默曾有争论;一方认为“幽默”会误导读者,让人想到屈原《楚词·九章·怀沙》里的“孔静幽默”,以为是描绘寂静无声的状况,所以还是译作“诙谐”为好。另一方则认为“诙谐”不足以表达这一与人禀性有关的概念,还是应该译音,再通过讲解和使用来普及它。为此,林语堂身体力行,写了不少文章,做了很多讲演,推广幽默。可惜那些年国难当头,不甚适时。但在文化交流上,林语堂还是功不可没,硬是让幽默这个词流行了。 然而,鲁迅的看法也有道理;幽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被国人误解了,一般人的用法和开玩笑,耍贫嘴,以及滑稽表演没什么区别。但许多人觉得幽默还是有所不同,却道不明差别。还有些人给幽默图抹高尚的光环,说它是知识的结晶,智慧的象征,云云。其实,幽默还是与人的脾气更有关系;幽默并不是笑话的积累,而是自然的反应;往往表现在回答中,而不在主动的讲述里。 我们都知道贝多芬和歌德对王宫贵族的不同态度:贝多芬在他们的马队面前昂首阔步,视若无睹;歌德却让开道路,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很多教育家津津乐道,盛赞贝多芬的傲骨,贬低歌德的谦卑。但如果他们读过歌德的作品,应该了解他崇高的精神境界,那绝非世俗之徒能够企及。一次,歌德在魏玛公园散步时,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迎面碰到一个经常在报纸上骂他的专栏评论家。这家伙气势汹汹地说:“对一个傻瓜,我绝不让步!”歌德答道:“我却让的。”说完,不动声色地站到一边。这就是幽默。歌德气质高雅,王宫贵族和那评论家在他宽广的心胸里根本没有位置,根本不配他动气。他和贝多芬的不同反应,只不过表现出两个人秉性不同而已。一个火爆,一个幽默。 歌德这种幽默反应决不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做出的。普通人,脾气好,遇事不怒,同样可能做出。有个老农进城,上公共汽车后,不小心,放了个响屁。身边一位娇小姐捂着鼻子骂道:“真臭,没教养!”跟着还“呸”地一声,朝窗外吐了一口。老农慢条斯理地说:“嚯,还有核儿哪!”(在屁中吃出核来)把一车人笑翻。假如他和小姐对骂,那就不是幽默了。 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年轻时以尖刻的讽刺及辛辣的文评和乐评著称,他甚至连美女都不放过。有位美貌的芭蕾舞演员曾写信示好并说:“要是我们结合了,生出的孩子一定像我这么漂亮,像你那么智慧。”萧伯纳回信道:“如果我们的孩子继承了我的嘴脸和你的大脑怎么办?”但有一次,他在邱吉尔面前栽了跟头。那是在二战之前,英国人惧怕战争,偏爱绥靖;邱吉尔因对德国态度强硬而讨人嫌。萧伯纳写了个话剧,在首演前寄给邱吉尔两张票并附便条说:“请带你的朋友来看演出,要是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把票退了回去,并说:“不幸,首演那晚我有事,不能去。能否送两张第二场的票,要是能有第二场演出的话?”当然,他们这是朋友间的玩笑。但很显然,萧伯纳的便条是讽刺,邱吉尔的回答是幽默,前者主动出击,后者随机应战。年纪大了,萧伯纳才逐渐温和。有一次,他被一个年轻人骑车撞倒。年轻人慌忙扶他起来,连连道歉。萧伯纳苦笑着说:“可惜呀!你要是再使点儿劲,就会因撞死萧伯纳而名垂青史了。”他的讽刺已成熟为幽默。 另一位爱尔兰作家王尔德更以出言机智、幽默著称。英国的D’Oyly Carte 歌剧团曾出资送他赴美宣讲唯美主义,以便美国观众能看懂即将去美国巡回演出的,嘲笑唯美主义者的轻歌剧《佩兴丝》(Patience女子名)。大家都知道王尔德在美国处处留下了珠玑妙语;殊不知,他刚一下船就遇到了对手,一度让他担心美国之行可能是他的滑铁卢。入关时,王尔德趾高气扬地说了句妙语:"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except my genius除了我的天才以外,我没有什么要申报的。"这话当然是他预先准备的,虽广为流传,其实不算本事。海关检查官随口答到:"That’s the only thing not worth taxing in this country那是本国唯一不值得上税的东西。"其机智、其幽默令王尔德叹服。 从这些典型的幽默中可知,幽默往往见于回应,而不在主动讲述。我们都知道,再没有幽默感的人,也可能背下几个笑话,模仿相声演员的方式,在聚会时逗大家一乐。讲笑话,就像胳肢人一样,只不过是用语言来胳肢人而已,并非幽默。即使是专业相声演员,如果他在台下,在平常生活中,总是跟你认真,一言不合,就要争吵,你还会认为他幽默吗?这种台上台下判若两人的演员,可不是没有。 幽默就是无论对方多么专横跋扈,无论情形多么险峻艰难,也不发脾气、不动怒,心平气和地应对。波斯王大流士率大军侵犯希腊,据报旌旗蔽日,羽箭遮天。希腊城邦的斯巴达国王利昂尼达闻报,不慌不忙地说:“那好啊!我们就可以在荫凉里作战了。”无独有偶,二战时,德国武官在一次外交酒会上,曾经半开玩笑地威吓瑞士大使:“听说你们有五十万民兵。如果我们的元首派百万大军入侵,你们怎么办?”大使掰着手指,慢悠悠地答道:“我们一人放两枪。” 日常生活中也不乏这类幽默。大概很多人都听说过,在公共汽车上有位书生,刹车时前倾,挤了前面胖大的少妇一下。那少妇见书生瘦小干枯,便骂道:“德性!”书生推推眼镜,嗫嚅道:“不,是惯性。”如果书生与少妇认真辩解或大吵大闹,就不是幽默,也不会有人记得了。从台湾来美的已故作家周腓力,二十多年前以短篇小说《一周大事》一举成名。他在美国也经历过很多人熟知的奋斗史:因学文难以谋生而改专业,因经济萧条被公司解雇,等等。不得已,他只好自己开餐馆,在那种艰难困苦中,他说过一句必将长期流传的,幽默的豪言壮语:“美国人不给我饭吃,我给美国人饭吃!” 当然,以上所说的是狭义的幽默,是幽默最本质的含义。语言总是发展的,由这个狭义,无论在汉语里,还是西方语言里,幽默早已发展为我们通常所指的玩笑和对语言的机智运用,也有滑稽等通俗的意思。但我们总觉得幽默在骨子里还有点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想,那就是本文试图所寻之本,所求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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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qingchun talked about humor

老舍谈幽默 “幽默”这个字在字典上有十来个不同的定义。还是把字典放下,让咱们随便谈吧。据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人假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而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所以Thackeray(萨克莱)①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 Walpole(沃波尔)①说:“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这句话更能补证上面的一段。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 我们应再进一步的问,除了上面这点说明,能不能再清楚一些的认识幽默呢?好吧,我们先拿出几个与它相近,而且往往与它相关的几个字,与它比一比,或者可以稍微使我们痛楚一点。反语(irony),讽刺(satire),机智(wit),滑稽剧(farce),奇趣(whimsicality),这几个字都和幽默有相当的关系。我们先说那个最难讲的——奇趣。这个字在应用上是很松泛的,无论什么样子的打趣与奇想都可以用这个字来表示,《西游记》的奇事,《镜花缘》中的冒险,《庄子》的寓言,都可以叫作奇趣。可是,在分析文艺品类的时候,往往以奇趣与幽默放在一处,如《现代小说的研究》的著者Marble(马布尔)便把Whimsicality and humour(奇趣和幽默)作为一类。这大概是因为奇趣的范围很广,为方便起见,就把幽默也加了进去。一般地说,幻想的作品——即使是别有目的——不能不利用幽默,以便使文字生动有趣;所以这二者——奇趣与幽默——就往往成了一家人。这个,简直不但不能帮忙我们看明何为幽默,反倒使我更糊涂了。不过,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在这里,我们没弄清幽默是什么,可是明白幽默很重要的一个效用。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 至于反语,便和幽默有些不同了;虽然它俩还是可以联合在一处的东西。反语是暗示出一种冲突。这就是说,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史记》上载着这么回事:秦始皇要修个大园子,优旃对他说:“好哇,多多搜集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方来的时候,就叫麋鹿去挡一阵,满好!”这个话,在表面上,是顺着始皇的意思说的。可是咱们和始皇都能听出其中的真意;不管咱们怎样吧,反正始皇就没再提造园的事。优旃的话便是反语。它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它也能引起我们的笑,可是得明白了它的真意以后才能笑。它在文艺中,特别是小品文中,是风格轻妙,引人微笑的助成者。据会古希腊语的说:这个字原意便是“说”,以别于“意”。因此,这个字还有个较实在的用处——在文艺中描写人生的矛盾与冲突,直以此字的含意用之人生上,而不只在文字上声东击西。在悲剧中,或小说中,聪明的人每每落在自己的陷阱里,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和与此相类的矛盾,普遍被称为Sophoclcanirony(索福克里斯的反语)。不过,这与幽默是没什么关系的。 现在说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的笑,而是使我们淡淡的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过耳。讽刺家故意的使我们不同情于他所描写的人或事。在它的领域里,反语的应用似乎较多于幽默,因为反语也是冷静的。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如《海外轩渠录》,如《镜花缘》中的一部分,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可以被人形容作:“粗壮,心宽,有天赋的用字之才,使我们一齐发笑。他以草原的野火与西方的泥土建设起他的真实的罗曼司,指示给我们,在一切重要之点上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是个幽默者。让咱们来看看讽刺家是什么样子吧。好,看看Swift(斯威夫特)①这个家伙;当他赞美自己的作品时,他这么说:“好上帝。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是何等的一个天才呀!”在他廿六岁的时候,他希望他的诗能够:“每一行会刺,会炸,象短刃与火。”是的,幽默与讽刺二者常常在一块儿露面,不易分划开;可是,幽默者与讽刺家的心态,大体上是有很清楚的区别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在文艺的形式上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来:作品可以整个的叫作讽刺,一出戏或一部小说都可以在书名下注明asatire。幽默不能这样。“幽默的”至多不过是形容作品的可笑,并不足以说明内容的含意如何。“一个讽刺”——asatire——则分明是有计划的,整本大套的讥讽或嘲骂。一本讽刺的戏剧或小说,必有个道德的目的,以笑来矫正或诛伐。幽默的作品也能有道德的目的,但不必一定如此。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 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来道出象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和庄子都有这种聪明。讽刺已经很厉害了,可到底要设法从旁面攻击;至于机智则是劈面一刀,登时见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才够味儿。不论这个道理如何,它的说法的锐敏就够使人跳起来的了。有机智的人大概是看出一条真理,便毫不含忽的写出来;幽默的人是看出可笑的事而技巧的写出来;前者纯用理智,后者则赖想象来帮忙。Chesterlon(切斯特顿)①说:“在事物中看出一贯的,是有机智的。在事物中看出不一贯的,是个幽默者。”这样,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 滑稽戏farce在中国的老话儿里应叫作“闹戏”,如《瞎子逛灯》之类。这种东西没有多少意思,不过是充分的作出可笑的局面,引人发笑。在影戏的短片中,什么把一套碟子都摔在头上,什么把汽车开进墙里去,就是这种东西。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因为它要摔打乱闹的行动,所以在舞台上较易表现;在小说与诗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不过,在近代幽默短篇小说里往往只为逗笑,而忽略了——或根本缺乏——那“笑的哲人”的态度。这种作品使我们笑得肚痛,但是除了对读者的身体也许有点益处——笑为化食糖呀——而外,恐怕任什么也没有了。 有上面这一点粗略的分析,我们现在或者清楚一些了:反语是似是而非,借此说彼;幽默有时候也有弦外之音,但不必老这个样子。讽刺是文艺的一格,诗,戏剧,小说,都可以整篇的被呼为asatire;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这样厉害,在文体上也不这样严整。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透,幽默则不带这种超越的态度,而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大家都有短处。闹戏是幽默的一种,但不甚高明。拿几句话作例子,也许就更能清楚一些:今天贴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起来——反语。 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讽刺。 标语是弱者的广告——机智。 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滑稽; 再加上些贴标语时怎样摔跟头等等招笑的行动,就成了闹戏。 张三把“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贴成“走狗打倒帝国主义”——幽默; 这个张三贴一天的标语也许才挣三毛小洋,贴错了当然要受罚;我们笑这种贴法,可是很可怜张三。 这几个例子摆在纸面上也许能帮助我们分别的认清它们,但在事实上是不易这样分划开的。从性质上说,机智与讽刺不易分开,讽刺也有时候要利用闹戏;至于幽默,就更难独立。从一篇文章上说,一篇幽默的文字也许利用各种方法,很难纯粹。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些都包括在幽默之内,而把它们看成各种手法与情调。我们这样分析它们与其说是为从形式上分别得清楚,还不如说是为表明幽默——大概的说——有它特具的心态。 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能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表现出这个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为件小事而急躁怀恨。往小了说,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挨了邻儿一拳,而去打邻儿的爸爸。往大了说,他决不会因为战胜政敌而去请清兵。褊狭,自是,是“四海兄弟”这个理想的大障碍;幽默专治此病。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一个幽默写家对于世事,如入异国观光,事事有趣。他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也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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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Chinese humorous?

中国人幽默吗? 有一首歌唱道:「快乐是我们的老家。」现在的人们,追寻快乐,追寻健康,快乐和健康是孪生的。在生活步伐过于急促、紧张的现代生活中,保持快乐、纾缓、轻松的心境是非常必要的。 人们因此喜欢幽默和诙谐,喜欢朗笑和哈哈。我发觉,更多的人喜欢笑的艺术,相声、小品、轻喜剧、喜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笑的需要,因为快乐的需要。某个人性格幽默、语言诙谐,总会使人感到比正襟危坐者更亲切、更亲近。林语堂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能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 因为环境的宽松、生活的改善,我们发觉周围的人群普遍地开朗了、人性化了,同时也风趣了、幽默了。西方人幽默,中国人不是一样吗? 有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大学还在沙滩红楼,宿舍在北河沿三院,我的一位后来成了教授的同学,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附近找不到厕所,急忙赶回三院,憋得满脸通红。他从厕所出来后轻松地说:「如厕,人生一大幸福也!」为此,全班批判他的人生观,使他整整一个学期付出代价。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在阳江搞「四清」运动,一日两餐「浪打浪」的粥水,饥饿难忍,一位今已八旬高龄的作家,当时说:「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我们能够炒把米就好了。」大会小会批了他近一年,说他违反了纪律,他嘟哝说:「我吃到炒米了吗?没有啊!说句笑话不行吗?」 其实,历史上也如此,《醒世恒言》中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以及后来的同题材戏曲,告诫人们不要「戏言」。中国是不可能产生西方那样的「愚人节」的。 从久远的历史上说,幽默、风趣、诙谐、逗笑都与正统的儒家文化、儒家道德相悖,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戏谑」、是「小丑」、是「狂悖」、是「不正经」,而受到排斥。不苟言笑、一本正经、正襟危坐、恪守礼教等等,才是理想的做人风度。长此以来,压抑了人性发展。 历史上,以表演提供人们欢乐、欢笑、欢快的人,被斥之为「戏子」,「戏子」是被人看不起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 古代有「俳优」和「倡优」。《说文解字》说,「俳」者「戏也」。「俳优」也就是演滑稽戏的演员,他们常常为帝王说唱戏谑、滑稽可笑,以娱乐君主。帝王需要他们,他们有时也能起到讽谏作用。要在不久之前,这些借古讽今、心怀叵测者,准是右派分子。他们冒生命危险,但社会地位很低,宋代的洪迈说:「俳优侏儒,固使之最下且贱者。」全社会对他们是歧视的,虽然他们具有卓越的笑的才能。司马迁没有低视他们,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提到了「优孟」这个笑星,还提到了东方朔等人。 用今天的话说,「俳优」就是戏人,「倡优」就是音乐人。「俳优」更多的不是演正剧,而是演笑剧。远古以来,中国人喜欢幽默,也善于幽默,只是被儒教的传统文化规范得没有了幽默感,以致被误解为中国人不懂幽默。 音乐人寄情于声音,戏人寄意于戏剧冲突,戏剧冲突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这种反映,有时是以小见大的、借古喻今的、微言大义的,有时是以讽寓笑、以谐说正,用巧言令色达到说理娱人的目的。笑的艺术都是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笑、幽默、诙谐、风趣,并没有目的,只是反映了某些人的轻松品格。这种品格,长久以来,因为儒家的正人君子观念而受到贬低,因为政治原因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而被视为禁区。 然而,人们的生活能缺少笑吗?能缺乏幽默吗?不能!有些时候,笑和快乐是人们生活中的氧气。死气沉沉,冷面如铁,从来也不为人们欢迎。 李敖在北大、清华、复旦做了几场演讲,引起不同看法,有的人说他是「丑角」。李敖自己说:「我的方式有点玩世不正经。大家习惯了道貌岸然,我用的方式是『逗』的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戏谑,说学逗唱,我用戏谑的方式表达思想。」对他的争论,我看就是道学先生与人性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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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or of Literary Masters

文学大师们的幽默 非吉非凶 马克·吐温在密苏里州办报时,收到一个订户的来信。信中问:“马克·吐温先生,我在报纸里发现一只蜘蛛,请问您这预兆着的是吉,是凶?”马克·吐温回信说:“这不是什么吉兆,也并非什么凶兆,这蜘蛛不过想爬进报纸去看看,哪个商人没有在报纸上登广告,它就到那家商店的大门口去结网,好过安安静静的日子。” 死是千真万确的 某一个“愚人节”,有人为了戏弄马克·吐温,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报道说他死了。结果,马克·吐温的亲戚朋友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吊丧。当他们来到马克·吐温家的时候,只见马克·吐温正坐在桌前写作。亲戚朋友们先是一惊,接着都齐声谴责那家造谣的报纸。马克·吐温毫无怒色,幽默地说:“报道我死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把日期提前了一些。” 请寄标点来 台奥多尔·冯达诺是19世纪德国著名作家。他在柏林当编辑时,一次收到一个青年习作者寄来的几首没有标点的诗,附信中说:“我对标点向来是不在乎的,如用时,请您自己填上。”冯达诺很快将稿退回,并附信说:“我对诗向来是不在乎的,下次请您只寄些标点来,诗由我填好了。” 笔杆贩子 有一次雨果出国旅行到了边境,宪兵要检查登记,就问他:“姓名?” “维克托·雨果。” “干什么的?” “写东西的。” “以什么谋生?” “笔杆子。”于是宪兵就在登记簿上写道:“姓名:维克托·雨果;职业:贩卖笔杆。” 最佳答案 特里斯坦·贝尔纳(1868–1947年)在法国影剧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后者尤其出名。有一次,法国的一家报纸进行了一次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出一幅画,你会抢哪一幅?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份答卷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上吊的绳子 著名的剧作家萧伯纳个子长得很高,可瘦削得似一片芦苇叶,而切斯特顿既高大又壮实。他们两人站在一起对比特别鲜明。有一次,萧伯纳想拿切斯特顿的肥胖开玩笑,便对他说:“要是我有你那么胖,我就会去上吊。”切斯特顿笑了笑说:“要是我想去上吊,准用你做上吊的绳子。” 古代读书人的幽默 一 清人笔记云,一官员对人推崇《论语》,说:“此圣人所立之言也,人若能做到书中一句,即可成圣人。”一纨绔谓:“我已做到五句,未必是圣人。”官员惊问哪五句,曰:“‘愿车马,衣轻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狐貉之厚以居‘。”官员大窘。 二 赵南星《笑赞》记了一则秀才买柴的逸事。他喊道:“荷薪者过来。”卖柴的挑过来了。秀才问:“其价几何?”卖者报了价。秀才看了看,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价钱低一点)。”卖柴的听不懂,挑着担子走了,秀才急得“噢噢”直叫。 三 《西湖游览志》记:明朝时,有乡师把《论语》中“郁郁乎文哉”读成“都都平丈我”,学生们照此读书。一老儒得知后前来纠误,谁知学生反认为这老头儿胡说,罢课而去。有人为此写了首诗:“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 四 《醒睡录》记:一主人喜与门人拆字做暗语,一日,来了几位客人,门丁请示:“小山重叠水边酉,如何?”(出酒)主人看了看,答道:“一撇一捺夕看夕。”(人多)门丁诺诺而退。谁知一客人破译了,听懂了本义,也拆字一番,说:“文有口(吝),墙无土(啬),玄田牛一(畜生)。”主人面红耳赤。 幽默与笑话 一 长颈鹿和猴子结婚了,一年后,长颈鹿提出离婚说:“他妈的,我是过够了这种低头哈腰的日子了。”猴子说:“离就离,妈的亲个嘴还得上树!” 二 你变了,变的那样陌生,再也不是记忆中那熟悉的你了!看着你陌生的面孔,我的心都碎了!你怎么就能从可爱的小蝌蚪变成了蟾蜍呢? 三 一小影院放映片子,广告云:一美女莫名晕倒,被七男子强行拖入森林中,等待美女的……遂影院满座,屏幕打出片名:白雪公主。众人倒……次日,影院又打出广告:一如花美女和七个男人数载销魂实录(决非白雪公主)众人买票入场,见片名:八仙过海。遂全场昏厥……三日,众人又见广告:本院回报影迷,吐血奉献,七个可爱男孩和一对年轻夫妻的故事,情节曲折,男子被杀,其妻落入七个青春期男孩手中……众人蜂拥而入,见片名:葫芦娃七兄弟。众人吐血身亡。 四 一男一女打电话:男:“我们的关系还有救吗?”女:“电话上的一个键。”男:“是重拨键吗?”女:“不是,是免提键。”男的听完心碎了~ 五 报纸上说抽烟对肺不好,所以我把烟戒了;报纸上说喝酒对肝不好,所以我把酒戒了;报纸上说交你这个朋友对心脏不好,所以……我把报馆给炸了! 六 当魔鬼在你窗前拍打着玻璃,蛤蟆正钻进你的被子,毒蛇在头顶盘绕,蚯蚓在你脚趾穿梭,蜈蚣已爬进你的鼻孔,别怕!我正驾着蜗牛赶来救驾!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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