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ctise of foreign people in Chinese countryside

老外在中国的“下乡”实践

□记者张薇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4 总第363

24岁的纽约青年Greg打算在中国建立一家以出售有机肥为主业的农业公司;人类学博士Justin已经在中国驻扎5年,试图研究中国的“非主流”农业模式;77年生人的美国小伙Jay,在云南的村庄养猪、种田,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跟当地农民互动,进行他的新农村实验。

事实上,在全球农业资本化、公司化的背景下,不仅有全球农业资本进入中国,也有这么一批外国人,通过他们的“下乡”实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土壤退化、农业生产潜力、有机种植等方面的强烈关注。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的关注中,看到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新生机。

有机农场梦

当中国很多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时,Greg Lepkoff这个来自纽约的24岁小伙子却向往在中国的乡村,做一名“中国农夫”。

“中国的农业并不是很发达,也许比美国落后30年,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大的商业机会,你知道,中国正在发展有机农业。”已经研究了中国农业两年的Greg把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当成一种商机。

Greg,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毕业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现代农业,2008年新土地改革中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更坚定了他在中国寻找农业商机的信心。

Greg的终极梦想是在中国建立大型的有机农场,他希望他的农场充满了美国有机农场式的愉悦:“我想让农场成为一个有趣、有活力的地方,我希望那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就是人们聚在农场中喝酒、吃饭、侃大山。”

为了更具象地了解中国农业,实现他的农场梦,他和他的瑞典伙伴再加上请来的两名中国翻译,从2009年的春天开始了一场为期9周的自驾游——从北京启程,一路经过石家庄、成都、宜宾、昆明、长沙、南昌、郑州、台州等30多个乡村的“下乡”体验。

没有更具体的规划,有点走到哪里算哪里,甚至他们也不认识任何中国农民,每到一处,便乐呵呵地跟当地人打招呼,套近乎地问着“你认识农民吗?”或者直接开车到地头上,看到劳作的农民就上前问好“你好,怎么样?”更直接的方式,甚至是直接叩开县政府直至省政府的大门,了解当地的作物种植、农业补贴情况。

就是用这种有点“愣”的方式,Greg和他的朋友以研究中国农业种植为目的,转了一遭,满足了他对中国农业的基本认知:中国大部分农民的传统农业栽培方式符合有机生产原则,有机农业可以改善使用农药后大面积的土壤退化问题,地域辽阔又带来开发有机产品的潜力,个别地区实际上的有机种植,都让Greg看到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潜力。

事实上,他正在迈出他的农场梦的第一步——建立一家售卖有机肥料的农业公司。今年夏天,他打算和他的另外两个对中国农业感兴趣的伙伴,正式注册他们的农业公司——中文名就叫莆田公社,“莆田”之名来自《诗经》。

向中国的有机农业公司售卖蝙蝠粪便肥和液态鱼肥将是他们在中国农业事业的开始,他想把这些在美国广泛应用的有机肥推荐到中国,从而改善中国的土壤。“因为用了太多的农药,中国的土壤质量很差,中国的土地中大约1%的成分是有机营养,而美国的土壤拥有3%的有机营养,中国的确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除了了解中国的土壤问题,Greg还意识到中国和美国进行有机农业的不同之处:跟美国几个农民就可以做一个有机农场不同,在中国有机农场往往为贸易公司所有。“中国的农民做有机种植比较难,有机认证本身门槛就很高,对农民来说投资的成本很高。而山东、东北、广东的有机农场将80%的有机食品出口到国外。”Greg如此解读中国目前的有机种植和市场销售。

Greg的有机农场梦刚刚启程,实际上,Greg的经历是一批外国人在中国发掘有机种植商机的缩影。不得不说,2008年新土地改革中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让一批关心中国农业的外国人拥有了在中国发展有机农场的机会。甚至有在中国做政策研究的外国人在网络上撰写评论文章《为什么土地改革是一次技术机会》,他提出,中国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温室大棚的需求、土壤的破坏,都给他们提供了可以用美国的技术和经验来介入的机会和空间,从而来改进中国的农业问题。

发现“非主流”

如果说进行着“商业实践”的Greg代表着外国人对中国有机农业的技术介入,那么进行着“研究实践”的Justin Miller则代表了外国人对中国新型农村发展模式的学术旁观。

比起Greg激情澎湃的中国有机农场梦,美国人类学博士Justin则理智又谨慎地进行着他对中国的“非主流”农村发展的研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避免大规模的农民失地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优点,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主流发展道路中农业和食品的市场变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很多人意识到主流的发展道路有问题,他们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路径。”Justin如此解释“非主流”农村发展的视角。

从小就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感兴趣的Justin,把他的博士论文的关键词定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乡村的变化、社会运动与发展”,他试图探索和更好地理解大工业背景下的中国的“非主流”农村发展项目的效果。

Justin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在美国曾经参加过反对资本全球化并主张“全球正义”的社会运动,他关注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乡村建设”这个概念,并且已有一批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开始进行“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譬如温铁军和邱建生在2003年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这都让Justin意识到中国在另类全球化这一环节上并未缺席。

2006年开始,Justin开始在中国驻扎,进行着他对中国的乡村建设和替代发展的研究,试图了解避免或者解决主流发展道路所带来的问题的一些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及其社会效应。

4年来,Justin断断续续地开展他的“下乡”实践,并与农村发展方面的学术机构和NGO形成联系——在中国大学教授、NGO或者朋友的介绍下,四川、河北、贵州、河南、广西等农村都有了他的足迹。

在四川,他发现了安龙村8户农民组成的CSA(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这个CSA是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这个NGO的倡议下成立的,为了减轻农药、化肥、粪便和废水对环境的污染,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发动了安龙村的农户开展有机种植。Justin如此介绍这8户人家构成的CSA:“尽管他们没有获得官方的有机认证,要知道获得有机认证很费钱,但他们采用自然农耕的方式,种植生态蔬菜。”在他的眼中,这8户人家代表一种“比较有道德的、比较容易得到幸福的生活方式”。在对这个案例的研究过程中,Justin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这个CSA,比如按农户的要求来帮他们翻译美国的CSA手册,而他对这个CSA的关注,也引导了其他人发现并去参与安龙村“非主流”发展的探索,比如有人准备在安龙村设计一种新型、低消费的“水产无土栽培”系统。用Justin的话说,“虽然我的目的是做客观的研究,但我难以避免对这些项目产生某种影响”。

如今,Justin拿到了一笔人类学研究基金,他决定在安龙村之外,选取另外两个村庄的“非主流”农村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继续他对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

有趣的是,也许是受了Justin的影响,他的博士导师在近年来的研究也从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等比较抽象的问题转向食物人类学,并且跟学生在校园开辟了一个集体有机蔬菜园;Justin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也相继关心起食物和农业本身。

乡村工作室

在中国“下乡”的年轻老外群体中,Greg是商人身份,Justin是学者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在中国的乡村实践有着清晰的定义,然而,从美国跑到云南“下乡”并建立了丽江工作室的Jay Brown,难以给自己一个单一的身份界定。

“农民或艺术家?我很难说清楚,也许我的身份就是多元的。”几年前,Jay选择在云南丽江拉市海旁边一个叫吉祥村的地方租下了一处废弃10年的农民房,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自己种菜、养猪,跟当地农民打交道,还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到当地进行可以跟农民互动的艺术实践。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农村实验。比如在美国有一个“乡村工作室”,这里的一些建筑师在美国农村帮农民盖房子;在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在日本农村住了十几年,拍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纪录片;在泰国,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做了一个叫“大地计划”的项目,他在清迈附近的农村,邀请了很多国际艺术家在那里设计了很多建筑,组织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讨论。受到“back to the land”(回归土地)思潮影响的Jay,把自己的农村实验搬到了中国。

选择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很像美国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已经在美国发生的事正在中国重演一遍,希望看看在事情重新来过的时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比如,环保的问题,农民的社会地位的问题。Jay的回答是:“现在农民一点都不独立,本来农民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独立地位,但现在他们需要钱买化肥、农药、种子,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农民的后代不愿意当农民。中国的农民面对这样一个备受挑战的新时代,该怎么办?”

Jay一直思考中国的农村问题,也将他的思考融入到艺术家们以他的工作室为平台进行的艺术实践中——他钟爱的两个项目,“壁画项目”和“种蘑菇项目”。

壁画项目,是邀请艺术家进驻到当地农民家中,在农民家庭的墙壁上绘制壁画。这需要艺术家和农民进行充分的沟通,艺术家往往会把农民的家史绘入壁画中。壁画项目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以任何媒体形式来关注他们,比如用壁画的形式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故事,就会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

“种蘑菇项目”来自两名美国人的创意,他们有一个基本假设:生物技术能够给人带来很大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被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譬如蘑菇可以过滤水、保护森林和改善土壤质量,他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邀请农民加入其中,这就能让农民获得因为“种蘑菇”而带来的环境改善的体验。不得不说,这对农民而言,也是一种“技术教育”。

经常有人问Jay,他的工作室要给当地农民解决什么问题?Jay很怕陷入这么宏大的命题中,“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比较实验性的、比较好玩儿的态度,可以把这些严重的问题变成一些尝试”。

新农村拼图

实际上,无论是GregJustin还是Jay,他们都试图用客观的视角来考量中国的农业问题,甚至尝试去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

譬如在跟一心想在中国建有机农场的Greg讨论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时,Greg对中国的食品问题颇为宽容:“实际上,美国也有自己的食品危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出现食品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我也看到中国的山东、东北、广州等省市搞的大规模的有机种植,这将是解决食品问题的最好方式。”

作为学者的Justin直接总结到中国农村社区营造中最新型的经验——他把中国乡村的“替代发展”总结为三个模式——像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所推动的以面向市场的“综合合作社”为主的“新乡村建设”活动;像安龙村那样的“社区支持”的生态农业;还有一些NGO和学者所倡导的弱势群体的自我组织化。这三种模式和具体机构之间互相有重叠,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重点稍微不同。

Jay则收获了中国乡村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彼此互助的生态链。他充分尊重那片土地,同时也用客人的身份对那片土地的主人进行了回馈:譬如他尝试着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对当地农民的尊重,让他们获得文化自信;他尝试着引入新的技术来拓宽农民的视野和思维,让他们获得不同以往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唤起那种回归土地和自然的敬畏之心。甚至他还合计着把中国的农业经验带入美国,他设想着把中国的农民带入美国去种田。“中国很多人没有地,又没有地方去,中国人口这么多,美国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中部很多地方的地没有人耕种,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化肥用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村子都是亲戚,全部移民到美国一些现在没人耕种的地方,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耕种,然后把这个变成一个模型,也可以给美国人一点教育。”

事实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性观察,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幅中国新农村拼图——一种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自信的农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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