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ly 2010

behind the vicious attack is national servility

恶毒攻击茅于轼事件背后的国民奴性 徐斌 茅于轼老先生现在麻烦了,被一群恶犬猛咬。这是有福的,因为被恶犬攻击是伟大的标志。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发布的一个课题报告——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可、不能也不必守。其实是正常学术争鸣,但他说近期很多来信臭骂他:汉奸、卖国贼、白痴等等。可怜茅于轼老先生搞了一辈子学问,居然给这般羞辱,他本人认为不过是利益集团作崇而已,这般鸟人说也说不过他,只要骂娘了。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否则何以出此污言秽语? 他错了,我观察了一下网络江湖,骂他的,未必都是五毛。 基本都是傻逼和愤青,都不是拿薪水的。 麻烦表面的根源,就在于这个课题是福特基金会赞助的。 所以是汉奸,要痛骂。但行业人都清楚,要是福特基金会赞助,就是汉奸的话,只怕中国学术界找出爱国人士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差不多有点道行,或者想拉课题的学者,多多少少都朝类似国外的基金,申请过类似的课题,按网络傻逼愤青标准,都应该砍头,满门抄斩——卡擦! 茅于轼挨骂,是他的观点跟中国流行观点相悖而已——中国人实在饿怕了! 就这个耕地红线讨论而言,在学术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相关文献堆积如山,学者论证和历史事实也摆在那里,稍作文献检索整理就可以得出相关结论。 中国历史上最大饥荒就是在计划经济最严厉的时候——1960年,这也是政府对耕地乃至所有生产资料控制最严厉的时代。有心人不妨观察一下,事实上上个世纪乃至今,人类规模最大的饥荒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1917年苏联乌克兰大饥荒,中国1960年代饥荒,还有现在朝鲜的饥荒。至于为什么,这里不做阐述。北大学者卢峰在总结中国农业周期时候不禁感慨:我们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就发生在政府控制生产最为严厉的时期,为何现在我们还迷信政府管制农业就会解决粮食问题呢? 因为奴性,长期战时管制体制铸就大多数中国人的奴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耕地红线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农民不得对土地使用权做更改。想象你是一个农民,你有一块土地,本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种粮食也好,盖房子也好,或者做高尔夫球场也行,只要你觉得高兴,对自己有利,你都随意干,你拥有这样权利。这时,政府来了,说,这块地,你不能盖房子,不能做高尔夫球场,甚至不能种桃树,只能种粮食。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憋屈?因为你权利被剥夺了啊。 好了,正义之士认为,政府这样做是对的,必须这样做!如果不种粮食,最终我们都得饿死。这话,他不是农民,他当然这么说,如果他是农民,会这么说吗?他是希望自己的权利被剥夺呢?还是希望拥有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呢?网络愤青骂茅于轼,那是没地,那他要是有一块土地,你说他是希望自己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呢?还是放弃?还喜欢骂茅于轼? 那么耕地变成建设用地的权利属于谁呢?属于政府。确切说,属于各级政府的官员。中央官员比省级官员权利大,省级官员比市级官员权利大,市级官员比县级官员权利大。政府征收耕地规模,按级别来,耕地占用农民补偿有标准,这标准一般是现有农作物几年的价钱。当官的大嘴一撇,下面狗腿子搞一个城建规划出来,这耕地就变成工厂或者高尔夫球场了。如果耕地是农民自己的,由他自由支配,你认为他会随便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盖房子或者高尔夫球场吗? 不会的,他会算计的,会比较的。估摸这块地一年打多少粮食,现在转换用途划算不划算,算得肯定比政府细致。你有一块地,你也比政府规划专家算得精明,因为这地是你的,利益让你胜过十个规划和土地专家!但政府官员不同了,因为他要出政绩,任内财政收入要上去,农业能有什么出息?工业发展要用地啊,耕地转换用途,这帐就是不划算,他也得征收,因为对他有利啊。中央政府不愿意了,中央也感觉不对头,矛盾就源于此——18亿亩红线,你得给我顶住。 顶得住吗?顶不住,过去顶不住,现在顶不住,未来更顶不住。道理很简单,中央领导就那么几个人,办公室审阅文件都来不及呢,哪里管得过来下面的事情?就是出去督察一番,也就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你以为他们是神?60年大饥荒,中央决策层最后才知道下面缺粮缺得这么厉害——瞒上不瞒下,是老规矩了。 非但土地权利如此,其他所谓的安全问题都如此。什么金融安全啦,医疗系统安全啦,还有什么通信安全啦,等等,数之不尽,说之不完。 其实很搞笑。因为所谓产业不对外开放,就是剥夺每个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权利。好了,假如你问一个网络愤青,他手头人民币不能换美元,不能存外国人银行,不能买外国人大豆,不能进外国人医院看病,不能出国,不能购买农民土地,不能到国外打工,不能……我可以开出无数他不能,但在其他国家能的公民权利清单。 你问他,这么多限制,他爽不爽?他要说爽,我只能说,日本SM毛片很流行。 当然,他也会说,我没钱,所以这么限制对我没有意义。他永远不会明白,是因为他没有这些权利,所以没钱,而不是他没钱,所以不在乎这些权利。至于他为何不懂,只能说他是傻逼,我不打算给他们开课说这些。 林肯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自愿做奴隶的,可见奴隶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要到中国,我肯定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他会看见太多的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非但如此,还辱骂不断替他争取权利的人,甚至是一个善良的老人。 这世界奇妙吗?不奇妙。 当年古罗马有人痛斥执政官克拉苏,说他巩固奴隶制度,最终会威胁整个罗马自由社会,克拉苏阴沉沉的回应:“不是我去奴役他们,哪里有一群奴隶呢,他们需要一个主子”。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那些因为担忧安全而放弃权利的人,不能,不配享有自由。是的,是啊,你看看那些骂茅于轼老先生的话吧,那不是傻逼,那是奴隶,他们不配享有自由,他们需要一个主子。 问题是,你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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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is such simple and interesting

经济学是如此简单而有趣——献给大众的经济学之序 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异是惊人的。2007年,我国的人均收入是1100美元,美国的人均收入为37610美元,而布隆迪的人均收入仅为1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上。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好的营养、更多的奢侈品、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寿命。较高的收入给一个国家所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它使得政府可以开设学校从而使年轻人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得政府能够支持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使得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有机会写诗、作曲、绘画、制作电视剧或者电影等,也使得人们有闲暇吟诗、听曲或欣赏表演。而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千百万的人只能遭受饥饿和物资匮乏的折磨,更不用说有什么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了。 尽管世界各国的文化千差万别,经济发展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免受饥饿、疾病及自然灾难之苦却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我们都希望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人间的痛苦更少一点。然而千百年的人类历史却告诉我们,仅靠良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饥饿或治愈疾病,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有其客观规律,它不可能按照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去运行。而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它也是一门研究如何使人类幸福的学问。学习了经济学,你就可以了解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美国经济学家格沃特尼说过,“不了解经济繁荣根源的人很容易做出损害他们自己和国家繁荣的决策。一个经济学文盲的国度是不会长久繁荣的。”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学的普及程度还相当低,这种低的经济学普及度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经济学与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科学,一般人所看见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懂得科学知识的人却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和现象往往是不相同的。例如,在十六世纪之前,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围绕着地球旋转的,而现在,就连5岁的小孩也知道实际上是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再如,古时候的人们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地球是平的,大家肯定会认为他是个文盲。这两个例子说明的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现象与本质的不同,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很多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也是截然不同的。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为什么黄牛没有绝种? 现在,许多野生物种都遭到了灭绝的威胁。在19世纪以前,非洲大陆上野牛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但在19世纪期间人们猎杀的野牛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900年在政府开始保护野牛之前,这种动物只剩下400头左右了。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偷猎者为取得象牙而捕杀大象,大象也已经到了频临灭绝的境地。但并不是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物都面临着这种威胁。例如黄牛是一种有价值的食物来源,但没有人担心黄牛将很快灭绝。因为对牛肉的大量需求使人们大量饲养黄牛,从而保证了这种动物的繁衍延续。 为什么象牙的商业价值会威胁到大象的生存,而牛肉的商业价值却成为黄牛的护身符呢?原因是大象是公共资源,而黄牛却是私人产品。大象自由自在地漫步于热带雨林地区而不属于任何人,每个偷猎者都有尽可能多地猎杀他们所能找到的大象的激励。由于偷猎者人数众多,每个偷猎者就很少有保护大象种群的激励。与此相比,黄牛是私人牧养的,每个养牛的人都维持自己牛群的激励,因为他能从养牛中得到收益。 政府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频临灭绝的野生物种问题。一些国家,例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已经把猎杀大象并出售象牙作为违法行为。但这些法律一直很难得到执行,偷猎行为仍在发生,大象种群在继续减少。与此相比,另一些国家,例如,博茨瓦纳、马拉维、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通过法律允许人们捕杀大象,但只能捕杀作为自己财产的大象而使大象成为私人物品。现在人们有了保护自己土地上大象的激励了,结果在这些国家,大象的数量开始增加,在南非甚至出现了大象猛增成患的情况。 2、谁负担了企业所得税? 在所有的税种中,企业所得税是最不具有透明性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比较喜欢政府征收企业所得税,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税是由企业交纳的,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拥有自己的企业,所以,税收要由企业的所有者也就是那些富人来承担。即使纳税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或者是他们购买了其股票的股份公司,人们也很难感觉到自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况且这些企业所得税也不是出自他们自己的腰包。所以,大部分人都喜欢政府多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减少由他们自己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 大部分人之所以会喜欢企业所得税,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税收的真正归宿。经济学家认为,无论你是了解还是不了解税收的归宿,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所有的政府税收都是由人民支付的。实际上,当政府对企业征税时,企业更象一个收税人而不是纳税人,税收负担最终地要落在企业的所有者、顾客和工人身上,而且,企业的工人和顾客可能承担了大部分企业所得税的负担。为了说明其原因,考虑一个例子。 假设政府决定增加汽车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乍一看,这种税是由汽车企业的所有者承担的,他们得到的利润少了。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汽车企业的所有者将会对税收作出反应,由于税收政策对在本国生产汽车不大有利,他们将减少对本国汽车行业的投资,增加对其他行业的投资或者在其他国家建厂投资。当汽车企业减少时,汽车的供给就减少了,对汽车工人的需求也减少了,因此,对生产汽车的企业征税引起了汽车的价格上升和汽车工人的工资下降。如果生产企业转产比较容易的话,所有者的利润可能并不会减少多少,而企业顾客和工人则需要承担大部分的税收负担。因此,如果人们真正了解了企业所得税的归宿,这种税就不会那么广受欢迎了。 除企业所得税之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流转税也是透明性比较低的税。一般来说,政治家们都比较喜欢这些透明性低的税,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税使大多数人永远也算不清楚他们在购买政府的服务上到底花费了多少。 一个好的税收体制应该是透明的,它应该能够使每一个纳税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纳税,纳了多少税,而不是被人拔了毛还不知道。因为纳税人是政府服务的消费者,他们应当知道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恩赐,而是他们自己付费所应该得到的,他们还应当知道他们为自己所得到的服务花费了多少钱以及花费的值不值。 3、巴西保护本国计算机产业的悲剧 1984年巴西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外国计算机的进口,其目的就是对处于初级阶段的巴西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保护,法令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但是结果却是令人震惊的,巴西生产的计算机在技术上比迅速发展的世界水平落后许了多年,而消费者则要支付2倍或3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据估计,这项法令使巴西消费者每年付出9亿美元的代价。同时,由于巴西的计算机价格大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巴西的计算机公司不能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其产品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计算机的高价也损害了经济其他部分的竞争力。1990年巴西经济部长卡多索·德·麦罗说:“由于这一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我们变得更加落后,计算机产业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巴西其他产业的现代化。” 来自巴西消费者和企业界以及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迫使巴西政府在1992年放弃了计算机进口禁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电器商店里便摆满了各种进口的电脑,巴西的公司开始从计算机革命中获益。 经济学的内容远远不止上面的这几个例子,它包罗万象,涉及到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内容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只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经济学知识,了解了经济学知识虽然不一定能够使你成为百万富翁,但是至少会使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是百万富翁。 一个社会从贫穷走向富裕,人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改进人的思想观念的知识中,经济学是最有力的一种。学习了经济学,你就会明白你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为什么市场经济通常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为什么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农业丰收了,农民整体的收入却降低了?学习了经济学,你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它可以指导你如何安排工作和休闲的时间,如何分配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如何进行各种投资理财。学习了经济学,你就能够理解政府政策的优劣,你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什么是政府应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做的,政府应该如何做,你就不会被蹩脚的经济学家和夸夸其谈的政治家所蒙蔽。总之,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知识的话,社会进步就会加快,经济效率就会提高,这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 既然经济学如此有用,可能很多人都很想学点经济学,但是,大部分经济学书籍都充满着晦涩的语言、繁琐的公式和复杂的图表,令初学者望而却步。当然,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致力于经济学的普及工作,写了一些经济学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些书往往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读者看了对许多经济学道理往往不能理解得很深刻,容易产生歧义。如果你想全面、系统、完整地了解经济学,可以读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以及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等,这些书都写得通俗、易懂而又有趣,畅销全球。但是,你的时间很宝贵,读这些长篇巨制的著作需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怎样把那些浪费你的时间的冗长细节去掉,用一种简洁、易读而又有趣的方式把那些经济学的道理全面、系统、完整地表达出来,是我编写此书的目的。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我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票友,而非职业经济学家,但是我有着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人们生活更加幸福的热切愿望,这个愿望强烈地促使着我编写这本简单而有趣的经济学教科书,做一点普及经济学知识的工作。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参阅了大量的经济学经典文献,以期望能够努力把这本书编写成一本浓缩版的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些大中专院校财经类专业学生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献给大众的经济学普及读物。如果这本书对你的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这都是前人的功劳,我不敢窃前人之功,我的编写工作仅仅是叙述和阐明一些经济学大师的学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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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substitute technical imitation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2002年经济观察报 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 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对法制尚不成熟的国家来说,有意的制度模仿有时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但是,在模仿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要注意的是,一些官员从部门利益出发,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部门特权制度化,一些主管部门时不时按所谓“国际惯例”出台一些“规范法令”有时起到的往往是危害市场的作用。 问: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中,您用很多篇幅分析了在不同国家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改革的绩效的差别。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转轨经验,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渐进主义比激进主义更加容易成功。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并没有说渐进好或者激进好,我们关心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渐进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激进会发生。我们不是在做价值判断,而是做实证分析。 为什么明治维新这种激进改革那么成功?为什么战后日本的改革那么快?战后美国可以把一部宪法强加给日本,这都是激进改革了。这些激进改革都相当成功。为什么这种激进改革就不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这是因为在俄罗斯,经济上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潜力都已经耗尽了,慢慢地改根本就推不动。而中国的起点很低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搞经济改革都可以像苏联三十年代取得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保持二三十年也可以。这是为什么中国渐进改革行得通的原因,因为中国经济有增长的余地,还可以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模式。 渐进也好,激进也罢,都是有利有弊的。渐进对于赎买既得利益是很有效的,激进就会造成很大的反抗,但是渐进的代价就是会把国家机会主义和贪污制度化。 问:现在中国国内的学者谈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制度创新”,比如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创新,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股市是制度创新,等等。您是如何理解制度创新的? 答:你所说的这些根本称不上制度创新。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搞中国农业研究的学者都说这是制度创新,而我们则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是恢复性的,谈不上制度创新。可以简单地把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大陆比较一下,两者在1949年的起点都一样的,大陆的农业甚至还发达一些,但是到了现在台湾农民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一二十倍,如果没有土地集体化,没有那么多曲折,现在的大陆农业和台湾应该是一样的,大陆农民的人均收入应该是现在的10倍到20倍。这就说明包产到户只是一个恢复,不是一个制度创新。 很多经济学家都说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都说苏南模式是制度创新。乡镇企业是什么制度创新?这种制度是清朝末年就有的,就是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当时的铁路公司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乡镇企业至少使资源配置受到歪曲,阻碍了城市化,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准农民自由流动,不准搞私人企业,只能说这是一种制度限制造成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再说中国的股市,哪一点称得上制度创新?股市在1949年以前早就有了,只不过是解放以后被关掉了,到了1990年代又恢复了。而且建国前有那么多私人企业都可以上市,现在的股市长期以来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并且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这是什么制度创新? 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问:很多学者都在谈中国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您却提出要警惕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什么概念? 答:我并没有否定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后发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19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这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的后发劣势的其他几个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大家已认识到了在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不可能成功,但却相信电子商务中国有后发优势。我却认为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官商合办,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 股市是另一后发劣势的例子。中国股市的硬件已达国际水平,但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券公司的许可证,股市成为补助低效国有公司的工具。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不要限制企业组织的市场试验 问:最近有些人谈到台湾地区的经济问题时,都对于它们的“产业空洞化”表示担忧,还有人对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表示担忧,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答: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 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1950年代香港地区没有任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在1950年代,台湾地区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压力和美国压力下,19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这是政府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后其他三小龙的政府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场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知的信息多。另外,迷信政府或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也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 我劝大家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产业空洞化”或中国“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价格信号与决策之间有时间滞后,则反馈机制会产生市场价格不是高于就是低于静态均衡水平的波动,也就是金融家索罗斯所说“市场永远是错的”。 问:那么,您对于中国政府当前制定的推动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有什么看法? 答:如果认为一些技术落后的民营企业不好,但是为什么它们比那些技术先进的国企效益更好呢?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产业政策,重视高科技产业,对劳动密集的低科技产业发展有所忽视。80年代,中国政府还推行过限制小轿车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政策。但是,这些产业政策都有可能会人为地限制企业组织的市场试验。 政府要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要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市场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包括试验无效率的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结构试验,人们才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有关组织结构的知识。通过这些试验,才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 问:林毅夫教授主张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您如何看待? 答:林毅夫的着眼点是要给政府提供大战略。我们的那篇文章《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认为应该对政府的经济权力进行限制,政府不能制定什么大战略。我们思考问题时更关心游戏规则是怎么决定的,而不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如何赢。什么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什么行为会赢。我们是考虑这样的问题:不是跟政府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战略那样的战略,而是分析为什么政府的行为在这个国家是这样,在那个国家是那样。三农问题与国企改革 问:您认为中国入世以后有哪些问题需要加快解决? 答: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业问题。 首先,要把农民真正变成自由民。只要土地可以买卖了,农民就可以离开农村。他现在不能长期离开农村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旦他长期离开农村,他的集体土地份额就没有了,他现在不是自由农民。所以要解放农民,一定要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其次,要取消户口制度,这个时候农民才可能真正解放。 第三,政府应放开农产品的贸易,把统购统销去掉,让私人商人去做跨省批发贸易,农民就会按照市场来进行结构调整,不用政府来喊,要政府喊的事情都是在制度上有问题。农民搞生产结构调整为什么一定要政府做决策?为什么不能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以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现在是商业化的生产,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为什么农民不能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因为政府垄断了农产品的贸易。只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一取消,农民就会进行商业化的生产。现在不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你把他的喉咙卡住了,应该让私人自由进行农产品批发和跨省贸易。 第四,要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政府制度要改革,应该到美国、欧洲去学习那些国家地方政府的治理,学学县、乡级政府如何治理。看看世界上的国家,它们的地方政府的治理有日本制的、美国制的、北欧制的、澳洲制的,地方政府怎么治理很容易考察,要看看在中国的环境下哪种制度比较容易学,照搬过来就行了。 把这几件事情办好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 问:中国加入WTO之后,很多人对于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一直特别担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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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anniversary of Yang

张永生:杨小凯两周年祭(2006年) 7月7日是小凯的忌日,我要写一些文字来纪念他。 前不久读到田国强教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此文在教导学生如何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对小凯开创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仅如此,田教授还在各种场合高调批评小凯的理论。我对田教授素有敬仰,且对于公开的回应本也毫无兴趣。但是,小凯已无法开口做任何辩白,而不少人对经济学纯理论领域的批评恐又无足够的鉴别能力,田教授的文章和言论因而对小凯的理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随着小凯忌日的来临,我需要站出来替他澄清。否则,我的内心无法面对小凯。 田教授是这样批评小凯的—— “…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越一般化,理论的作用和指导意义就会越大。…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明了竞争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笔者之所以在2002年所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的前言介绍中批评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就在于在他理论框架下所定义一般均衡模型需要施加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而不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能在非常一般和现实的条件下成立。 小凯等人在证明均衡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时都用到一个假定: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对有限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环境来讲,一般均衡解一般不存在。…” 这些批评是不成立的。田教授之所以批评小凯等人在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用到的“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这一假定,是因为田教授忽略了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用到的“完全竞争”这一概念的实质含义。在完全竞争下,每个参与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完全竞争概念实质上同有限数目代理人模型(finite-agent model)是不相容的。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Aumann教授1964年的经典文章可以回答田教授的批评。Aumann说,“完全竞争的概念是处理经济均衡的根本。这一概念的实质含义是,被研究的经济有一个‘非常大’数目的参与者,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过去研究经济均衡的作者们习惯地假定完全竞争,但他们采用的数学模型实质上却不符合这一假定,因为只要参与者的数目是有限多个(finitely many participants),则单个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在数学上就不可能被忽略。这样,与完全竞争概念相容的数学模型,就必须包含无穷多个参与者。”也就是说,尽管古典模型在有限多个参与者的条件下建立了一般均衡概念,但价格接受者的假定其实同有限多个参与者的条件是不相容的。这就是为什么Aumann在他的经典文章中强调参与者无穷不可数的原因。小凯同周林、姚顺添、孙广振等人在1997和1998年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正是沿用了这一假定。 诺奖得主Aumann教授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新古典瓦尔拉斯经济学。在此方面,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上面提到的1964年文章中关于“连续统”经济中的核等价理论(theory of core equivalence in a “continuum” economy)。在那篇经典文章中,Aumann将测度论引入到一个有无限数目参与者(an infinite number of agents)的经济分析中,从而将完全竞争进行了形式化。他证明,在一个不可数的无限多个参与者(an uncountable infinite number of agents)的经济中,埃奇沃斯的核和瓦尔拉斯均衡分配具有等价性( the equivalence of the Edgeworthian core and Walrasian equilibrium allocations)。 至于田教授所说的“它只对个别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参数都要具体给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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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surge leads Ants group are forced to desperation

多个城市房租暴涨 蚁族等群体被逼向绝境 六七月份大批高校学生毕业,租赁市场迎来旺季。 6月租赁高峰期到来,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房屋租赁价格平均涨幅超过10%,广州部分地段好、公共资源便利地区的房屋租赁价格涨幅甚至达到20%。 市场观察:看房者多中介立刻加价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6月房屋租赁高峰期的到来,高企的租房成本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与广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建议政府加大对困难群众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加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同时规范租赁市场,避免业主在租赁期内跟风涨价,对哄抬房租的中介进行严厉查处。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从4月底至今,广州地区房屋租赁价格接连“撑竿跳”,上升趋势明显。特别是在涉及城中村拆迁的广州市林和村、杨箕村、冼村周边等地段,各类房源均很抢手。多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渲染一个房源引来好几拨租客的“繁荣场景”。 两居室房租价涨400元 在广州市五羊新城东兴南社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每平方米的房屋租赁价格已经上涨了5元,一套70平方米两居室房的租赁价格已从2000元左右涨到2400元。 广东中原地产研究部经理李毅华告诉记者,2010年第一季度,广州地区房屋租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达到14.5%,5月份广州市场平均租金为30.44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0.9%。不仅如此,4月广州市租房合同的签订数环比也增长20%以上。“随着应届大学生离校期的到来,暑期这个传统的租房旺季期间房屋租赁价格还会有进一步上升。” 满堂红地产中介陈田村店的赖小姐说,往年靠近市郊的房子很难租出价钱,但今年情况大不一样。赖小姐受委托放租一套近100平方米的两居室房,由于交通不便利,原来租赁价格是1300元/月,且还有商量余地,谁料到此次一放盘,立即有三四个人来看房,赖小姐见此情况立即与业主联系加价到1600元/月,当天就成交了。 原因分析:中介劝房东提价现象普遍 对于房租上涨的原因,业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民生证券房地产分析师王新亮认为,一方面是季节性的因素,大中专院校学生集中在这个时候毕业,大学毕业生对住房有较大的租赁需求。另一个原因是,今年租赁价格的上涨有其特殊性,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部分购房者推迟购房,持币观望,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则是助推包括广州在内的部分城市房租上涨的另一个因素。世邦魏理仕房产专家周峥华告诉记者,大量城中村在同一时间被拆迁,短期内造成了大量的租赁需求,从而推高了房屋租赁价格。 此外,房产中介手握大量房源,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房租,也是租房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记者了解到,目前房产中介给房东打电话,劝说房东提价的行为十分普遍。 武汉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周运清教授说,受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影响,近期全国住房成交量萎靡不振,于是房租收入成了房产中介的救命稻草。目前房屋的租售比仍远离合理区间,这显示房地产价格依旧没有回归理性区间,而此时全国房屋租赁价格跟风上涨则是一个信号,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任重道远,决不能放松。 业内专家指出,按估算,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每个月房租与房屋总价的比值都在大约是1∶600以上,虽然近期房租上升,但大部分房源的比值仍在1:500以上,仍然远离1:200的合理区间。 “房屋租售比缩小的原因应当是房价下跌引发的,而绝不应该以房租的‘飙升’为代价。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买房,但是房租疯涨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困难群体逼向绝境。”广州大学2010届毕业生刘孜说。 专家建议:尽快规范租赁市场 业内专家指出,房价未见大幅下调,房租却不断高涨的现象很容易让人们质疑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从而影响政府进一步调控房地产的决心。周运清认为,房屋租赁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突变,应谨防各方利益集团共同炒作抬高房屋租赁价格。 住房问题事关民生,房租上涨对于社会困难群体的压力是立竿见影的,平抑房租已成为政府应解决的当务之急。对此,业内专家建议尽快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对房产中介以及业主的租赁合规性进行核查,既要避免业主在租赁期内跟风涨价,给租赁人带来的损失,又要对哄抬房租的房屋中介进行严厉查处。 高房价与用工荒的时代  “蚁族”怎么活下去? 春节过后,除了广东地区外,沪、苏、浙、闽、鲁等沿海地区也出现大规模用工荒,企业上调工资水平仍一时难以招到足够工人的现象十分普遍。 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用工缺口为81.9万。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数据显示,节后的用工短缺在节前已现出端倪,广州今年用工至少要补充20多万民工。而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从去年8月起即出现用工短缺,随后愈演愈烈,目前用工缺口可能超过百万。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收入偏低、户籍歧视、高房价等多种因素挤压下,多年来为中国一二线城市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外来人口,正在出现返乡潮。除却中央政府近年来为三农问题大力推动农村及乡镇改善发展环境因素外,日益加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也是重要决定因素。 “蚁族”话题在最近成为舆论热门话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被成为第四大弱势群体的外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除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低收入工作特征外,主要聚居在城中村和近郊也成为一大特征,被戏称为“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对于这个人数庞大的城市漂流群体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房价,正令他们在都市人口结构生态中日益边缘化,其扎根定居城市的梦想也变得越来越遥远。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参加全国两会的提案中,便建议关注外来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他指出,目前廉租房适用对象仅限拥有本地城市户籍而且住房困难的低收入人群。而农村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打工流动群体,住房困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彭磷基建议政府要逐步扩大廉租房适用人群,将外来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蚁族”等群体纳入廉租房政策体系,实现该政策的社会公平性。 在这方面,重庆市已经先行一步。据重庆市政府常务会披露,该市将在年底前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其创新突破之处在于申请公租房不再受户籍限制,农民工和外地来渝工作人员符合条件的均可申请。在高房价对外来人口造成挤出效应的趋势下,通过保障房政策体系加以调节,无疑十分必要。 日前有消息称,广东省计划年内启动公共租赁住房计划,首批试点将圈定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计划在年内推出5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广州计划推出3000套经济租赁住房,东莞等外来工集聚城市也有望成为试点。有知情人士预计,该计划针对群体将主要为中低收入的“夹心层”、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广东重点引进的各类人才、异地调动的公职人员以及拆迁需安置的过渡性群体等。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广东省,将外来人口纳入保障房建设体系,将为所在城市和整体区域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湖北官方蚁族报告:八成系穷二代 五成需支援 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 湖北省人才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排部分城市调研高校毕业生低收人聚居群体。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接到通知后,安排省人才中心联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实施专题调查。 报告称,九成以上“江蚁”来自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其他各县、市、州。从出身看,47.3%的“江蚁”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般;34.5%的“江蚁”来自城市,家庭经济状况—般;另有5.4%农村出身的“江蚁”和2%城市出身的“江蚁”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报告写道:“可以肯定的是,81.8%的毕业生家庭经济状况—般。” 今年3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指导19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深人分布在武汉三镇的“江蚁”聚居地,通过发放问卷、个案访谈、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参与此次调查。 黎民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调查反映出的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这—现象,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 黎民说:“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定关联的。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本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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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d life Sketch of Ants National

三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蚁族聚居生活剪影 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文/本报记者邱瑞贤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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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rance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追念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默顿·弥勒 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默顿·弥勒(Merton H. Miller)教授,在六月三日清晨七时安逝于芝加哥寓所,享年七十七岁。 弥勒教授生前,他的同时、学生及晚辈都亲昵的称他为老默(Mert)。在这篇用中文写的追思里依然如此称呼。我相信,他泉下有知,会高兴的知道,在华人世界中,我们也热忱地称他为老默。 老默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一生读书做学问有极大的影响。他在我的邀请下,以垂暮之年,出任北京清华经管学院新式博士班的顾问,协助清华大学成立在中国第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管理博士班,对清华大学及整个中国的管理学术的提升有莫大的贡献。我写这篇纪念文章,表达对老默的思念及感激。 老默出生于波士顿,于1943年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哈佛大学经济学士学位。由于二次大战方兴未艾,全民动员,他在美国财政部及联邦储备银行做了六年的研究。于1949年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以三年的时间于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了一年书后,受聘于卡内基梅隆大学。 老默的功业在经济及管理学术界举世皆知。全球所有经济系及管理学院的学生都听过他的名字及贡献。他与当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莫地哥亚尼(Franco Modigliani)共同推导出的MM理论,为现代财务学及会计学打下了理论基础,我在这里不必细表,只说些我个人对老默的了解及感受,及谈些鲜为人知的典故。 在1955年以前,会计学长期停滞在借贷的平衡及会计准则的运用,而财务金融学停留在银行手续的传授,两个学科都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当一个学科缺乏理论基础,不但索然无味,而且停滞不前,学问沦为技艺,学子避而远之。突破这个理论瓶颈的是1988年发表的MM理论。在199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对经济诺贝尔奖的赞词中提到:“默顿弥勒先生革命性的改变了公司理财的理论及实务,将公司理财从一个松散的工作程序及规则,改变为股东寻求最大股本价值的精细巧妙法则。”老默的思维及研究方法,激发了会计学及财务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一场革命。由于会计学及财务学是管理学院最重要的功能学科,及近年来发展比较完善的研究领域,老默所领导的是整个管理教学及研究的革命。 有趣的是,老默的合伙人莫地哥亚尼比他早拿到诺贝尔奖。莫地哥亚尼是以他在消费理论及总体经济的研究成果而得奖。在他的诺贝尔奖赞词中虽然也提到MM理论,但字里行间有点次要的味道。很快的有人做了个莫氏的论文引用研究,发现莫氏论文被引用最多的是MM理论。两篇与老默合作的MM理论文章的被引用的次数,超过莫氏一生中其他百篇论文被引用的总和。管理学界大哗,纷纷为老默不平。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发现了“民情可畏”,邀请老默去演讲,我们这些老默的同事门生弟子,都知道老默得奖是迟早的事,他终于在1990年 名至实归。 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一定受到传统领域的误解及排斥。以投资选择理论(Portfolio Theory)而获诺贝尔奖的马克维兹(Harry Markowitz)的博士论文差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被淘汰掉,芝加哥学派当时的掌门人弗里曼(Milton Friedman)认为,马克维兹搞的是简单的统计应用,与经济学没有关系,没有资格拿博士学位。布拉克与秀斯(Black and Scholes)的诺贝尔奖作品,差点被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退稿,在老默力保下才有惊无险。因此,老默的诺贝尔奖姗姗来迟也不足为奇了。老天是公平的,盖棺定论,老默对整个经济学及管理学发展的影响显然比莫地哥亚尼来的深远。 MM理论的突破之际,也是芝加哥商学研究院决定以科学方法及经济理论,为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学科(Functional Areas):“会计”及“财务”,奠定基础之时,芝大将老默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请过来做学术带头人,招收第一批“新制”博士生。第一个毕业的就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提出者及投资学的奠基者珐马(Eugene Fama)。头三届学生人才辈出,成了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及学术重镇的带头人,例如UCLA的Richard Roll、斯坦福的Myron Scholes(诺贝尔奖得主)及William Beaver、芝加哥的Ray Ball及Eugene Fama、哈佛的Michael Jensen、罗彻斯特的Ross Watts及纽约大学的Baruch Lev。其中Ball、Beaver、Watts及Lev成了会计学革命的“开国元勋”。我在198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院任教时,已到了革命的第三代。我们这群“红卫兵”大部分也都成为学术重镇的当家人,两鬓微霜,四海授徒。 老默为芝大商学院建立了几个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者。我到芝大时,老默已经是举世知名,他依然无论晴阴雨雪,每天到研究室,周末也不例外。日首穷经,是世界所有学术重镇的传统,老默不是唯一。可是芝大商学院的学风鼎盛,老默是居功厥伟的。老默难得的是以他的学术地位,他在芝大不开博士班的课,让年轻教师有出头的机会,不主动地收博士生,高高兴兴的为年轻教授所收的博士生做论文答辩委员。芝大每周五的财务金融讨论会,是财经界最重要的学术擂台,其“凶狠残忍”远近驰名。讨论室的座位排成凹型,老默的两大弟子,珐马(投资学开山祖师)及秀斯(期权学开山祖师,诺贝尔奖得主)各坐一端,讲者开口五分钟后,炮火就从两边而来。许多学术高手,在一刻钟内,就被攻得体无完肤。每逢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上场,老默都在开始时候,帮着挡挡,压压惊,那双安慰的眼神,是许许多多学术娃娃,跨出第一步,所依持的手。 美国的MBA学生是出名的难缠,大牌教授都躲这些“穷凶极恶、胸无点墨”之徒。而老默主动的教MBA的课,而且教大班课,让那些小大牌、老大牌、真大牌、假大牌,都乖乖地教MBA的课,尽一个商学院老师起码的天职。老默第一次注意到我也跟教学有关。我初到芝大是个不起眼的客座助理教授。客座助理教授通常是学术成果不足以为正式助理教授而可堪造就者,我就是这一类。在芝大,助理教授的身价比博士生高明不到哪里去,都是大庙里的小沙弥,我这客座助理教授就更不必提了。大概是位薄职卑吧,我教书特别卖力,在芝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教学评分是全院之冠,老默见到我大大的夸奖一番。这件事以后,老默老远见到我都回收打招呼,我也慢慢有勇气同他聊天,谈些求学做人的道理。 由于大家都忙,更由于老默是众星捧月,我从不到他的办公室麻烦他,我与他的交情是饭桌上建立的。芝大位于芝加哥南市区最贫民窟的中心,学校附近甚为萧条。老师们无处可走,只能在校园里用午餐。因此,芝大的教授俱乐部(faculty club)是全美最好的(另外一个地处贫民窟的名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它的教授俱乐部也是一流的)。这样的地理环境在芝大发展出一个传统,芝大教授俱乐部的午餐桌是人文荟萃之地。每天中午,老默在他的老位置上一坐,一大堆年轻教师在大圆桌上各就其位,就开始大摆龙门阵。这些龙门阵让我受益一生。 社会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西方学社会科学,最难掌握的,就是进入发源于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而只能在方法及公式的微末细节中打转。做学问非常像武侠小说中的练武功,方法及公式推导是学科基本功夫,只要出自名门大派,所学都差不多。能横扫江湖的一招半式是独特的思维方式,想学到手,就得非大师亲手点拨不可。我摸索出一套独门武功,缘于芝大三年的熏陶,受教于许多学术泰斗,其中之最就是老默。老默爱摆龙门阵,语锋每带玄机,言辞常含哲理,教我想通了什么是财务学及会计学研究。 芝大商学院有个规矩,每个教授都要在MBA的日、夜间部开课。日间部是在西面贫民窟环绕的校本部上课,而夜间部则在繁华的市中心“黄金里”(Gold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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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use vulgar success to join push-pull

莫用“庸俗成功学”与道德底线拔河 华商评论员 杨 鹏 “打工皇帝”唐骏最近有点烦,被打假人士方舟子指称学历造假、专利造假并欺骗公众。最新进展是出版唐骏自传的出版社发布勘误声明,称唐骏学历问题系出版社失误所致,而方舟子又称这是唐骏躲在后方搞公关的结果。更搞笑的是,唐骏事件之后,3天内已有100多位名人对自身学历、履历等进行更改。 耐人寻味的是,且不管唐骏如何招架,网友已然分成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倒唐派”义正词严自无需赘言,“挺唐派”更是咄咄逼人,一会儿质问“倒唐派”动机为何,一会又认定是嫉妒成功者的酸葡萄心理,还有人从此间找到了“学历不能与业绩画等号”的证据,或者搬出来“那么多各级官员假文凭,为什么不允许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商界名人克莱登一下?” 不管是动机说,嫉妒说,还是能力第一说,抑或学历虚无说,这些说辞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唐骏造假风波,都有其道理,只不过现在争论却比事实更加复杂。要说起来谁也没有否认唐骏的成功,但成功是一回事,事关能力、学历造假是另一回事,事关道德,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可目前很多推论和判断恰恰却都建立在事实真相纠缠不清的基础上。 为什么同为学历造假的张悟本就没有得到网友如此“袒护”?涉嫌学术作假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正受到同行和网友紧追不舍的质疑?独独面对唐骏“造假门”,网友站成两列,径自反思和省问社会环境,连甄别唐骏学历真假如何的心思都没有?正如有网友所言:唐骏学历造假没有,这首先是个事实判断,然后才是价值判断。可惜的是,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伪之前,大家都触景生情地感慨中国的文凭崇拜了。 固然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同样,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便忽略了对污点的追问。面对张悟本、唐骏、汪晖这些成功人士,我们有理由纠缠于他们是否造假,往深里说,这是对人生成功模式的追问和甄别。我们不能接受成功者总是肆意突破道德底线取得人生进球,不过,就如“上帝之手”无损于马拉多纳的球王形象,作假也并非不可宽恕,宽恕的原因在于大家知道作了假,不能宽恕的是,作了假还欺骗公众。 事实上,急功近利、突破规则以至不择手段,这是庸俗的“成功学”。其最大的危害在于,用非常手段塑造完人形象,拿成功这一“俊”便遮百丑,这何尝不是厚黑学的变异?作为人,在当下这个社会,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和公众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与否。成功固然有捷径可走,却必须拒绝歪门邪道,古人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庸俗成功学”加码,与道德底线拔河,这应当是唐骏造假风波最核心、最基本的追问。对于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首先是“真”!不管是谁造假,以什么方式造假,或者为什么造假,假的就是假的。退一万步,我们可以为“假”寻找宽容的理由,但绝不可能在真伪混沌中放弃是与非的追问而进行虚妄的反思,却“默认”了造假的合理性。 这些年,道德底线被不断穿越,不能不说,这与公众的容忍甚至纵容不无关系。为了出人头地,学者抄袭、艺人潜规则,官员假文凭……不走寻常路,甚至专走歪门邪道,这与“庸俗成功学”的强势崇拜不无关系。不能再找什么借口了,不能以官员假文凭就要纵容商人造假,因为同是造假者。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能容留假的滋生和蔓延的,反假是必须明确的态度,否则,必将动摇打假的驱动力和说服力,至于打假的手段和效果则另当别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此事最终走向如何,公众探讨的其实并不是学历,而是学历的真假。你可以说,学历与本事无关,但假学历与能力比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假”始终被主流价值所排斥,“护假”更是庸俗成功学的逻辑产物。网络上有段流传甚广的微博,是这样说的:唐骏这件事,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但在我们这里,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人人都可以假装没关系,但若是因为都是庸俗“成功学”的崇拜者,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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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jun was stumbled by Microblogging

唐骏的忽悠栽在了微博上 最近方舟子打假,打到了唐骏头上,假文凭,假发明,假创业,假话,就此事,在新浪的投票中,72%的网友认为唐骏不诚信。 其实,去年就有类似揭发唐骏真面目的帖子在论坛上出现,但唐骏委托人删掉之后,并未起太大波澜。这次借助新浪围脖的传播力,才产生了逆转。并使大多数人看清了真相,这是网络媒体的伟大之处。 四五年前我写过好几篇博客,揭露唐骏忽悠。我之所以有此认识,是拜过去的职业经历所赐。他在盛大并不负责具体的事物,除了接受媒体采访,最主要的业绩就是“去一趟华尔街,回来股票就能涨一点儿”,既然他以此居功自傲,那么有理由追溯一下,在他离开盛大的时候盛大股票是什么水平,很可以衡量他的所谓“能力”。 至于去新华都,“天价”转会费究竟几何,那就只有天知地知,你我装作不知了。 但你若说他的能力是用最少的工作与贡献取得了最大的利益回报,那我无话可说。天上掉馅饼砸到职业经理人这也很正常。 不过,你认为一个敬业的职业经理人,会身居盛大总裁职位的时候,到处发“微软名誉总裁”的名片吗?一个转会费10亿的新华都总裁,任务就是出书,拍电影,这是能力的表现吗?还是被架空的表现?陈发树的这投资如果仅靠唐骏的“名气”便轻松挣得回来,那我要说,只有一种可能,陈发树会法术,法术不挥发。 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他的忽悠居然越来越有市场,上个月我偶尔参加了两次活动,相隔两周,居然都惊讶地看到了他,而且说的词丝毫不差,大意就是卡拉OK记分机,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影响比尔·盖茨,拍电影之类的。不论受众相隔千万里。 我当时认清唐骏的面目,更多地是靠感觉,比较提前。因为那时他的“日薪50万”的大光环还是有足够的迷惑性,但他的不敬业、只关系个人利益不考虑企业利益、傲慢自大虚伪,还是让我很希望他尽早离开盛大——为盛大的利益和更多的企业利益考虑。试想,这样的一个没有诚信只有忽悠的职业经理人,一个没有任何实绩却仅仅因为”挣到了钱“就被媒体追捧的职业经理人,居然被封为“皇帝”,那让其他敬业的值得尊敬的职业经理人往哪摆?如果忽悠一下就来几亿、几十亿,那创业者们还辛辛苦苦办企业干嘛? 现在唐骏的个人品德,经过方舟子比联邦调查局还精准的追根究底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出来,让大多数人认清了他的面目。文凭,创业经历,无一不假,足够有说服力了。这个泡泡皇帝终于吹破了,我为所有受他迷惑、追随过他的“太监”和侍从们和前雇主们感到欣慰。就像诸多人评价张悟本一样,你想取得不属于你的财富,赢得不属于你的面子,就要准备好有一天脸朝下摔在地上。甚至,这些雇主们暂时得益于些许他的名气,也有可能因为他的欺骗写进了招股说明书中而有被诉讼的风险从而得不偿失。 唐忽悠了7年,密集上媒体、去大学演讲,说一些编造的经历与谎话,最后不是被教育部、雇主、媒体记者揭露,而是被方舟子戳破了泡泡。不得不说,太多的监督机制都缺失了。 现在,除了忽悠之外,唐骏终于起到了一点实际的作用:唐骏在央视上出示西太平洋大学的文凭之后(该大学在2004年经FBI证实没有任何授课全部业务就是以固定费用出售文凭,并随后被取缔),带出了一大批买卖文凭的官员、知名企业雇员乃至CEO。我想其中一定不乏崇拜唐骏者,因为同样的价值观会聚起同样的人。而此时,即使在新浪网友70%以上的网友投票认为唐骏不诚信,他仍坚持从未撒谎,绝不辞职,并选择起诉方舟子。嘴很硬,是不是打工皇帝难说,是铁嘴皇帝,铁胶皇帝,那绝对的。 “你可以在某个时段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长时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全体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新媒体。相信这一事件会使更多的人自律,因为在围脖上,打假变得更容易。 附关于唐骏作假事件的有趣评述: 1.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无法粘贴。 2他的学历很好复制,而且价格很低! 3是金子总会发光,是骗子总会曝光。 4躺着也会中枪(挖出大批西太平洋知名校友)。 5,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校友。 支持唐骏造假的人,你们全家吃三鹿奶粉、喝地沟油、孩子打国产问题疫苗。--你就会知道诚信对做人、对社会有多重要了。 最好笑的是,唐骏在微软的所谓中国总裁,其实只是一个“中国区销售总监”,上面还有大中华区总裁、亚太区负责人。今天的微软中国总裁陈永正,才是真正负责中国区销售、研发、服务的中国区负责人,唐骏那时的中国区只有销售和本土化工作,在微软全球业绩里占不到0.5%,根本没地位。所谓“终身荣誉总裁”其实只是总部一个副总裁在一封邮件中“授予”给唐骏的,他却到处向人提“终身荣誉总裁”。 近日三聚氰胺又重出江湖,就是这种“唐骏”们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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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jun’s university is a diploma mill

关于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引发的几个思考 我们该如何认识诚信问题? 吴士宏与IBM的故事流传广泛,面试官问吴士宏女士会不会打字,吴女士撒谎说会。正是因为这个谎言,吴士宏得到进入IBM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面试的故事也被无数人提起,传为美谈。 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吴女士的诚信问题呢? 学历造假是否涉及到诚信问题? 造假和诚信是矛盾的,为什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这恐怕要结合当下的社会背景来探讨。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教育很失败,大学扩招又严重,民办大学参差不齐。一个本科学历乃至本科以上学历很难证明持有者的真正的能力。教育的失败就不多说了,大家有目共睹。 谈到学历造假,我个人就曾多次碰到这种现象:用人单位对应聘者非常满意,但惟独在学历上皱眉头,思来想去,竟然主动和应聘者着商量伪造学历…… 当学历造假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时,学历造假恐怕就难用来界定一个人诚信与否。 选择诚信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个人学历是用人单位招聘、加薪、升值的重要条件(在某些地方就是硬性指标,你谈都没得谈),你的诚实换来的不一定是别人的赞赏和认可,更可能会与各种好事失之交臂,甚至还可能让你倒大霉。当那些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选择诚信吗? 没学历的人该如何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足以胜任这个世界上80%的工作,而门槛则是一种利益的保护机制。 你有没有过这种愤慨:明明自己足以胜任,却因为各种各样的资历问题屈居人后? 在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素养和学历能力,但是没有文凭,又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大城市漂泊…… 这些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中间会出现新的中产阶级、高科技工人、新兴产业的领导者、自由工作者等等,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这么多选择的机会,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更小,这就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社会未来的尴尬与无奈。 一个人的学历是否足以否定他的一生? 在社会上,用人单位大多倾向于第一学历,成人自考和函授在这点上显得过于苍白。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经济问题,没能完成学业,他这辈子恐怕就和“高学历”无缘了。即使这个孩子之后成为老板,他也无法真正弥补这一点,社会在学历上的歧视让他留有阴影,买个学历作为心理补偿也无可厚非,何况此时的他已经获得足以拥有高学历的资格和能力。 现在网上可以搜得到很多国外知名大学的公开课程,我身边看得人很多,其中就有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但是他们对这些课程的热爱甚至要超过部分大学生。谁又能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呢? 如果我们的大学像国外那样,无论什么年龄都能读,并且拥有足够的教育水准,我想很多人会从“低学历”的怪圈中解脱出来。那些清华北大旁听生创造的各种“奇迹”是否从侧面上反映了现代教育的悲哀? 学历造假,在中国不仅仅是个人诚信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当我们在批判唐骏造假的同时,是否该有更多关于社会和教育的反思呢?毕竟唐骏只有一个,但后者却是我们每个人和后代都要面临的困境 唐骏母校是文凭工厂? 唐骏称,他从未自称拿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他拿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他说,西太平洋大学有两个,在夏威夷的是野鸡大学,而他读的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是正规的大学,是获得认证的,虽然是三、四流的大学,但是绝对不是野鸡大学。 唐骏出示博士证书希望平复造假传言 而方舟子指出,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同样是没有获得认证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被称为“文凭工厂”。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来看看唐骏母校的“前世今生”。 1976年至2006年间,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有两个分校,一个在夏威夷,一个在加州洛杉矶。 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特殊调查办公室在一份调查报告(点击查看)中将西太平洋大学、巴灵顿大学、拉科罗斯大学等若干所学校认定为标价贩卖文凭的“文凭工厂”(diploma mill),并调查出加州西太平洋大学买卖文凭的价格为:学士2295美元,硕士2395美元,博士2595美元,不提供授课指导,且需一次性付款。 2005年10月,爱尔兰《独立报》披露,爱尔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Barry McSweeney获得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学历显示,经过仅仅12个月的学习后,他于1994年从西太平洋大学获得了生物技术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尽管MaSweeney后来在多项领域有所建树,但仍迫于舆论压力辞职。 而在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一位讲师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由于其学位也是自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处获得,他因此被禁止使用博士头衔。 2006年,夏威夷分校被夏威夷政府消费者保护办公室起诉,后被法庭判决解散。当时加州分校见其兄弟院校被勒令解散,声称其与夏威夷分校毫无关系。早在2004年,加州分校就被转手,2007年改名加州美丽华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在2009年6月获得了远程教育的认证,但不提供博士学位。 方舟子认为,在09年6月获得认证之前,加州西太平洋大学都算是野鸡学校,不管叫的是什么名字。他说:“美国的名牌大学不是中国名牌大学,不会允许你‘在职读博’,靠糊弄出一个‘成功’或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那是卖文凭的野鸡大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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