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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upgrades in bubble

中国私募基金年会中期论坛金岩石演讲 2010年中国私募基金年会中期论坛于7月31日在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隆重举行。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发表主题为“股市在绝望中落地,消费在泡沫中升级”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金岩石:很荣幸,题目还是6月8日的题目,6月8日为什么要强调股市在绝望中落地?就是索罗斯的一句话,“股市在绝望中落地,在欢乐中升腾,在疯狂中结束”,每一个周期都是一个从绝望到疯狂的过程。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这个市场,于是绝望和疯狂过去每5年到10年来一回,在中国一年至少得来两回,所以我们不断的在重复着一个周期。 丽江会议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统计方法,今天在座的多数都是专家,我想大家可以在这个思路上再进一步开发。因为08年10月我在央视讲情绪性底部的时候,情绪性底部这个概念我是用四个量化的指标来给大家解读的。第一,分红率超过存款利率;第二,市盈率接近甚至超过历史最低点;第三,新股破发率超过30%;第四,全市场上市公司的破净率超过12%。这是当时我讲的股市进入极度悲观的状态,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经济复苏的曙光,但是情绪性底部已经告诉大家股市在绝望中落地。 同样用这四个指标我们看今年5月、6月的市场,会情绪的看到前三个指标全部达标,也就是分红率、市盈率、破发率,只差一个指标没有破记录,我又增加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验证了索罗斯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疯狂与绝望的周期。大家都承认6124点是极度疯狂,那个时候正是由于这种风,非理性繁荣,极度疯狂,如果没有政策干预这个市场会直奔8000,但是由于政策转向,金融海啸市场急转直下,我们在1662点期间进入的极度绝望状态。 如果把两个极度,极度的疯狂和极度的绝望量化,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容易理解的指标,那就是在这个指数区间的交易量,指数区间的交易量15天作为均值,在6124点作为100,在1664点期间是0.20,就是20%。当股市缩量80%的时候,这是一个绝望系数,于是我们用这个绝望系数再度验证3478点之间的交易量和6月前后这一段时间的交易量,我们再度看到绝望系数出现了,也就是以6月份的交易量和3478点就是去年8月份的交易量直接作为对比,我们会看到0.24%,就是下跌的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当时我讲,就在眼前,再往下你们应该可以承受,就是说再有5%最多10%我们应该可以承受了,市场已经进入了极度绝望的状态。 在绝望中落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绝望状态?是因为股市三架马车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都用宏观经济三架马车来解读经济增长投资、出口、消费,在股市当中实际上我们在理论上的三大流派基本面、技术面、行为面,分别代表的就是我们关注这个市场的基本面、资金面和情绪面。情绪面的观察事实上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所以我讲微观用基本面看股、中观用资金面看行、宏观用情绪面看势。 以这三架马车作为股市的一般特征,在中国还必须知道有一个政策面,因为三架马车后边有一个驭手,驭手手里有一根缰绳——货币政策;有一根鞭子——财政政策,中国的牛市通常是在驭手驱动下三架马车齐头并进而形成的。 在上半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基本面跟随着经济复苏不断报出乐观的数据,而资金面由于大家不断想着政策退出、政策退出、加息,就像楼上的那只鞋子迟迟没有下来,但是却连续等了三只袜子,三只袜子就是三度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三度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加上我们把M2年度增长目标降到17%,相对于2009年27.59%这是一个很大的缩量,所以股市在犹豫中看着资金面的搜索,情绪面很明显处在一个左右摇摆的状态,看着基本面想上车,看着资金面想下车,就在犹豫之中楼市调控由于地震,把我们推上了极度悲观,这就是我当时想的楼市地震、股市遭殃,是因为股市、楼市进入了家庭,现代家庭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就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变成了以女人为中心的家庭。过去男人在家里被称为老爷,所以我们讲“妻贤子孝”,就是用妻子的贤惠和孩子的孝顺来延续男人的尊严,其实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无耻的一面,再往前走就是多子多福妻妾成群。 现在社会,同样是三口之家,夫妻俩带一个孩子,多了两张纸、多了两口人,这就是房子和票子,当房子和票子进入了家庭,我们才会看到现代家庭出现了一个标准的经营模式,就是用票子看着老婆,老婆看着孩子,孩子扛着老公,老公扛着房子,老婆拿着房契,和谐社会。现在男人从老爷变成了老公,就意味着被公用,现在的男人出去种田,现在的男人得出去重四块田,政府、企业、职业、体育,偶尔还被别的女人用一用。老公的地位决定了在股市、楼市背后实际上是现代家庭妇女,房子加老婆才叫家庭妇女。带来的结果是,一旦楼市出现危险,就必然通过女人们的心态而传导到股市,所以楼市地震、股市遭殃、情绪面极度绝望。在这样一个绝望状态下我们来看我给大家解读的情绪面的疯狂与绝望,供大家参考,下次我们再次来验证。 疯狂与绝望事实上给了我们另一个结论,就是一旦楼市休战、股市反弹,楼市为什么会休战,这是我研究中国的政策效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单讲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一只闲不住的手——政策,你永远不可能假设闲不住的手不存在,带来的结果就是闲不住的手总闲不住,政策如风、货币如水,风动水动,水涨船高。当我们看不懂政策的时候,我们只能看水,所以以货币量来看政策,我们才会知道上半年虽然同样是适度宽松,但是它已经转化为适度从紧。 为什么在适度宽松的口号下转变为适度从紧?这是我另外一个指标,在座的专业人士大家也去研究一下。我们把中国的政策体系解读为开车,挂档和车速之间有一个关联变量,经济增长8%以下政策基调必然是扩张,经济增长8—10%基调转为稳健,经济增长10—12%基调转为宽松,经济增长超过12%政策基调必然变成从紧。无论你说什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货币政策的基调所代表的关联性使得我们看到第一季度当经济增长11.9%的时候,增长有过度、过热之忧,政策松中趋紧,二季度我们看到增速急转直下,11.9—10.3%,我们看到政策开始回归,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三季度政策会极度宽松,为什么呢?就是三季度有破8之忧。 当我们把机构的预测,主流机构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集中在9.5—10%区间,你们把一二两个季度的数字排除就会看到第三、第四季度如果是9.5%,一定有单月至双月破8,在GDP数字当中出不来,但是你们可以看工业生产增长指数,因为中国的工业增长指数和GDP之间有一个1:1.5之间的对价,就是工业增长1.5经济增长1,所以只要出现单月工业增长速度增长低于12%就有破8的迹象,一旦破8政策不管说什么必然从趋稳回归到趋松,甚至极度宽松。这样的概念下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存在的冲高过度回落的危险,冲高过度回落的危险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对下半年的政策环境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三不”,三句话,第一,货币政策不加息;第二,信贷政策不收紧;第三,楼市调控不加码。 当楼市调控不加码这样一个传闻开始在市场中流传的时候,三部委联合声明说坚定不移的坚持调控楼市,说到这儿本来挺好,不能再多说一句,但是三部委联合声明多了一句话,就是坚定不移的执行国十条,只要说了坚定不移的执行国十条,等于向市场送了一个信息,除了国十条之外没有更多的,等于是让大家看到了楼市调控不加码的政策预期,所以股市应声反弹,这就是过去两个月时间内看到的股市触底反弹、楼市酝酿上升。所以我还是坚持一句话,6月份买股、12月买房,楼市还得继续上涨。 当然,最近关于我有几句话现在炒的很凶,得罪了不少人。我说,想在城市实现居者有其屋,不是真傻就是装傻,因为那是当年杜甫的梦,广厦千万间我们看到了,如果你真相信这句话,我想我再说一遍,不爱听也得听,那就不是真傻就是装傻了,因为一旦城市变成了稀缺资源,我们争夺着稀缺的空间,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变成了对空间的争夺,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楼市价格上涨,这个趋势就来自于城市化背后的两个流动性和一个稀缺性。 这是我前年年底在广西阳朔开会的时候讲的,两个流动性,一个是人口的流动,一个是货币的流动,人口加货币的流动必然带来人口的集中、货币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资本的积聚、人才的积聚,使得我们生活中城市的生存空间本身变成了稀缺性。当两个流动性加一个稀缺性的时候,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超级都市圈模式。超级都市圈模式在所有的亚洲大国都在重复着,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城市发展的二八定律,城市人口来会出现一个80%进入中心城市、20%散见其他若干中小城镇,如果我们相信这个道理,在2025、2030年城市化基本完成,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人的时候,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8亿城市人口进入哪些地区。这就是我讲的城市化大趋势带来的结果。 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道理来看,实际上我们是在农业、工业还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率先启动了城市化,我们如果把农民比喻为黄领,面朝黄土背朝天,黄领占主导的社会生存经济,我们把工业社会比喻为蓝领,蓝领工业社会,我们逐渐的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我们把现代城市服务业比喻为白领,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黄领、蓝领同时向白领过度的过程,在欧美国家历史的长河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从黄领为主到蓝领为主到白领为主,但是我们现在等不急了,必须创造一个城市白领阶层,吸收农村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这就理解了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道理。 当我们把中国特色解读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就是我上次讲的,从货币大国走向消费大国,为什么要把这个概念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或者基本方向呢?是因为我们冷静的看这个世界,再简单不过了,我们能够走出金融危机,是因为我们只做了一件事,发票票,发票票带来的结果是,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我们的广义货币总量超过了欧元。2月份我们还没有超越欧元,但是欧元贬值、欧元货币增长量放慢,带来的结果是在09年7月中国的广义货币M2总量超过了美国,在200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折算成美元又超过了欧元,所以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超级货币大国。 超级货币大国这个概念,加上我们都熟悉的超级人口大国,我想两个超级大国,如果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再加一个超级,就是超级都市圈,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超级泡沫,超级泡沫正在升腾。我们看这三张饼就知道我们未来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我们今天、昨天作出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我们未来没有选择。 我们看工业,今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GDP强国,我们再看消费,一个简化的世界五大货币区,中国在这张饼中占比刚刚超过10%,这时候我们看着这个数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悲哀,我们13、14亿人口的国家,我们的消费却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只有1.3亿人口,我们却不到美国的20%,而美国只有3—4亿人口。所以我们太简单不过了,我们印了这么多的纸、干了这么多的活,但是我们没有给我们自己留下消费的空间。所以未来发展的方向,看着这三张饼,我想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那就是从货币大国走向消费大国。 货币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必然要越几道坎,但是我现在特别关注的是三道坎,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人口红利的终结,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谈论着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讲的是农村无限劳动力供给开始逐渐下降。今天开会前我和君亮聊,他就讲了工资上涨太快了,说明农村的无限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了,于是带来了刘易斯拐点就是工资上升。我想再请大家看另外一个拐点,就是人口的老龄化,人口的老龄化是在人口学当中给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拐点,就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60岁以上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第二个拐点。第三个拐点,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生率下降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伴随着农村人到城里人,出生率必然出现下降,因为生活的压力带来的结果是,人们不愿意生孩子,今天我们用一胎化的约束,并不等于我们真能约束住,但是等某一天我们取消一胎化人们也不爱生了。 所以当三个拐点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相继重合,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的结果是,我们的消费能力下降,我们的生产能力下降,而我们的工资在上升,这就是中国未来10—15年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威胁,叫做未富先老、未老先衰。未富先老、未老先衰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失去了承担风险的能力,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失去了生育孩子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国家即将走向衰亡的前奏。所以我们在未来看着轻松,但是我们有三道坎、两大可能“未富先老、未老先衰”。 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概念还缺乏理解,当我们看到城市化,泡沫开始升腾,实际上我们应当感谢资产泡沫升腾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理由,能够消费,当我们看到房价涨了,其实房价涨的是虚拟的泡沫,但是我们却由于有了这个泡沫开始放大了消费。所以正是伴随着中国的楼市繁荣,消费品市场在中国极度繁荣,带来全球消费产业、奢侈品产业衰亡的过程中,中国的泡沫拯救了不知多少厂商。我们应当看到虚拟经济在中国的升级,目前这种泡沫化的消费、泡沫化的升级还没有真正的驱动我们消费的增长。 中国的消费驱动力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家庭,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研究消费,一个家庭花钱最多的就两样,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孩子。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货币、这么多的产能,消费却如何之低?是因为我们这两件事没做好,第一件事,我们放弃了生育权。欧美国家,以我国家给大家画的这张饼,美、欧、英、日,标准家庭都是4—5口之家,而中国除了超生的之外标准家庭是三口之家,少一口人,而且少的是花钱最多的一口人,意味着我们少了30%的消费,这就是中国消费力不足的第一个原因。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大家都在争生育权,冰岛都快破产了,如果你现在到冰岛生第二胎,给你工资照发、所有费用报销、国家出钱给你雇保姆。连俄罗斯都说,二奶现象不好,但是二奶是一个社会财富。 尽管我在很多场合讲这个话都被删除了,但是今天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1978年一胎化政策的时候,当时的中央文件我亲口听的,解读的非常清楚,我们希望这一代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牺牲,一胎化政策强制执行,30年后我们将根据当时的情况取消这个政策。大家想一想,30年是哪年呢?2008年,已经到期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中国未来将由于我们今天的一胎化而走向未富先老、未老先衰的话,我们就淡化了未来的发展。 关于中国消费率调查,我给央视出了个主意,你们调查五环外黑灯率、黑房率,黑房子的连续30天就是投资房,亮灯的不管是自己住还是租都是消费房,从这个概念来看五环外绝大多数房子是黑灯的,接近70%。我们正处在黑灯瞎火城市化的阶段,当房子是黑的,它是投资品,投资品驱动的城市化必然是投资挤占消费,当黑灯的房子都亮起来了就可以看到周边的物业、周边的商业必然升值。所以当住宅价格高而物业价格低、商业房产低的时候,这个地区一定是黑房率高于亮灯率的地区。 所以解读中国未来的消费驱动力,以房子和孩子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让女人们的肚子大起来、让房子的灯亮起来,这就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目标。这个目标我们如果从今天开始努力,我们有可能克服三条曲线对我们的影响,这就是走向消费大国的关键。在这样一个概念下,家庭理财必须伴随着收入增长,泡沫的升腾必然驱动着消费增长,所以在一个泡沫化的经济复苏面前,我们应当看到危险胜似威严,大家好自为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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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ture falsehood that 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戳穿儒学“博大精深”的滥言 黎 鸣 什么是滥言?滥言即内容空洞、毫无实际意义的迷信之言。用“博大精深”之词来形容古人的非神学的著作,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而且是无知、迷信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著作中、文章中,在人们的学术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听到人们用“博大精深”之词来形容儒学经典,似乎这已经成为了“套语”。其实,这是最无聊的滥言。 问西方人,他们绝对会认为,真正“博大精深”的学说,只可能发生在现代,而不可能是在古代。这是因为,进化论的真理已经深深印入他们的心灵,他们绝对会认为自己比古人更聪明,而决不是相反。否则,一路往前推下去,最聪明的岂不是类人猿了?然而,中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尊奉的信念,恰恰是这种荒谬倒退的信念。 古代的经典,如同考古发现的文物,我们可以有敬重之心,但却不应该有迷信之心。今人看古人,如同活人看冢中的枯骨,应俯视,而不是仰视。在智慧的领域,今人绝对高超于古人。无论从记忆、理解、创造等各方面看,都必定是如此。 古人制作得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定能仿造,而且可以全方位地超越其性能。而我们今天能制作的东西,古人则恐怕连想都不可能想到。 古人想得再周全的观念、道理,我们今天一定能比他们想得更周全。而我们今天能想到的种种极其抽象的观念、道理,古人则恐怕连做梦都不可能梦到了。 上面所述,不只是一种现代人应有的信念,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真理。 西方人从来不会有人,会因为丢失传统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生活永远都是向前看的,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传统就在自己的脑海和手心里。害怕传统中断,似乎中国人都将不成中国人了,这是中国儒家文人的特有的顾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儒家圣人的观念传统,才是“中国的”惟一的标志,甚至是中国人惟一的“根”。就像当年的孔老夫子,一日无君,便觉惶惶然不可终日。孔老夫子当年的“君”,正对应了今日儒家文人的“传统”了。这种传统说明了什么呢?不正是说明,中国人长期以来,就根本缺乏每个人自己独立的人格么!?近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也正是如此所以的一些儒家文人的缺乏个人独立人格的荒谬思维的产物,更不要说现在又有一些人的关于“读经”、“国学”、“儒教”的更加荒谬的叫嚣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纵观全人类,特别把古代圣人、古代经典,其中又特别是把“独尊”的孔子和儒家经典,看成是“博大精深”和不可超越的,并从而更又把儒家传统也看成是不可超越的,这恐怕就只有我们中国人了。 我同样尊敬孔子,把他和老子、墨子同列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类思想家,那是因为,他们在两千多年前即提出了其他民族未曾提出过的许多重要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老子、墨子、孔子三位圣人,为我们后人开辟了很好的“三合之道”,而我们的后人却只是在圣人的阴影之中栖息、睡觉,尤其在汉代之后,把“三合之道”丢失了其中之二,而独剩其一,即所谓“独尊儒术”;后来,又把这单一之道越吹越大,以至变成了今天人们嘴上的滥言——“博大精深”,深到今天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而惟一只能无限地膜拜,以至还要从儒学更升格为儒教了。这种极其荒谬的事情,不正是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么?青年朋友们,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此探讨出一个究竟么? 实际上曾存在过的圣人,如果把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全部取消,让他们全都生活到我们中间来,他们还能够那么“伟大”么?真要说起来,他们的智能水平,恐怕还够不上我们今天高中,甚至初中的孩子哩。 再来看他们的著作,除了他们用到的那些对于我们来说相当生僻的古代字词之外,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可能懂,不可能理解的呢?很少。就好比我们面对暂时看不懂的外文著作,你绝对不会因为看不懂,便轻易说它“博大精深”吧?外文书不必“博大精深”,难道古文书就必定“博大精深”么?凭什么?凭它古老么?然而,恰恰越古老,他们的智能越幼稚,越不会比我们深刻。当然,如果你把古人当成了“神”,那就是你自己的愚蠢了。固然,有时问题还在于,我们必须对历史上造成的误解,有时甚至是人们有意造成的歪曲,进行不断地辨析、纠正,比如本人对老子《道德经》的重新解释。事实上也是,儒家经典,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博大精深”。要说“博”,也只会是“杂而博”。孔子编篡的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因此或许也可称其因“杂”而“大”。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根本就不成体系。古人说得好,“六经皆史”,孔子为整理中华民族的历史,做了最初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但一定要说他有多高的水平,有多“精”、有多“深”,甚至拔高到“博大精深”的不可超越的地步,那就太不实际了。“博大精深”的滥言,对孔子及其经典的形容用词的准确与否,尚在其次,最坏的影响,还在阻碍了后人实际上对它的应有的批判和批判基础上的发展。没有了这种批判基础上的发展,儒学实际上就变成了一门死学,后来更加变成了一门误国殃民的伪学,一门实际上对中华民族的智慧发展完全起了负面作用的有害之学。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请青年朋友们警惕,不要被任何胡说“博大精深”的骗子们把你们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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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 pseudoscience

儒学=伪学 作者:赤脚耕农 儒学造成的道德标准不是从人性出发的标准,最终造成了中国人善于弄虚作假的特性,这种弄虚作假不能诚实做人的特性又导致了国人在自然科学探索上的低能,因为弄虚作假只能用于政治和权术,它是科学探索上的大敌。 可是目前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我认为,可以把问题简单化,我们应当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和手段都应从从人性出发,而不是否定人性(我们的很多道德观念是要人做圣人,是否定人性的,因而也是虚伪的的道德),只有这样,民族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成为强者。 事实上,很多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在煽情的理论流行的时候,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它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经常得到“某些人”的认可。 作者:昵不来 如果两眼只知“经书”美、双耳不闻窗外事,则无异于禅师敲鱼涌禅经、弥勒大肚笑红尘——脱离现实。 儒学之弊不在经文、经义,而在迎合“政治”和被“政治”利用。黎鸣深恶痛绝的“儒学”之所以叫伪学,就是两千年的帝王政治文化将“儒学”推崇到了独尊之学所致。 经两千年的“政”、“经”合流,一、儒学养成了“清高之学”,难以摆脱“齐国、平天下”的救世主情结。二、儒学发展成了“真空之学”,试图在现实社会环境之外、锻造统治现实社会之英才。 如此岂不荒谬也! ————————————————————- 中国文化发端于商周时期的贵族文化。它原本就是一种统治者文化,甚至包含着强烈的宫廷文化的色彩。儒学思想中的那些文化观念:仁、义、忠、孝、圣人、礼、天、天命,在孔子降生以前,已经全部形成了。孔子没有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任何有价值的思想,也没有剔出任何一条腐朽没落的文化观念,孔子是商周文化的全面继承者。 老子是商周文化的批判者。庄子是商周文化的否定者。墨子是商周文化的发展和超越者,墨子提出了兼爱非命平等等新的文化观念。孔子作了什么?——孔子什么也没有做,他把来自商周的古老文化传统一股脑照单全收,而且重点突出其中最腐朽的一个思想观念:礼。 礼,到春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被全面抛弃的文化传统,除孔子之外,老子庄子墨子从不谈礼,因为没有谈礼的必要,礼已经死亡了。但是,孔子的努力却使商周文化中最腐朽的礼得以“复兴”,并且,这礼统治中国人的思想直到清朝末期。所谓的伦理纲常就是礼。儒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就是礼。礼的魔力不是来自于人们对礼的自动认同,礼的魔力来自于礼把统治者放在等级秩序的最高端,并且诱使全社会的人去向统治者顶礼膜拜。礼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观念,礼是一个由最高统治者掌握的魔力法宝。 没有孔子和儒学的努力,礼将是一个在两千年之前就被中国人忘记的文化观念;伦理纲常,不会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枷锁和思想桎梏。仁义忠孝,本来也许是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但仁义忠孝既然选择以礼为自己的价值尺度,也就失去了砥砺和增加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功效。结果是,中国人讲仁义道德最多,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既缺少仁义,也缺少道德。 事实上,到赵宋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被直接解释成“伦理纲常”。 什么是礼仪之邦?——柏杨解释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酱缸。 用自己的一生,孔子犯了一个小错误。用两千年的时间。中国人犯了一个大错误。 错误的性质是一样的。孔子信而好古,他不怀疑、不批判、不否定,一味地笃行古道。我们信而好孔,我们也不怀疑、不批判、不否定,一味地笃行圣教。 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所信奉的竟然是一种来自半原始半文明的商周的文化传统。尽管孔子给这种文化传统穿上了诗化的美丽外衣,可是,这种文化传统仍然是商周的文化传统。一群半原始半文明的文化初民发明了这种文化,孔子把它交递到他的后人的手上。 我们还打算复兴这种文化传统吗?——我们不要忘了:在两千多年之前,老子曾经怀疑过、批判过;庄子曾经否定过;而墨子,曾经超越过。 但是,如果我们要复兴的是一种精神,事情就另当别论。 老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庄子的否定精神;墨子的超越精神和博爱精神,对中国人的精神解放都是一件件无价之宝。甚至盗跖的反抗精神和击壤者的蔑视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只有孔子,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跟孔子学习借鉴些什么。孔子有思想,《论语》以当成一部诗来看,但是说到精神,孔子这人是最缺少精神的。孔子如果有精神,孔子的脊梁就能够挺立起来,儒学就不会成为统治者的听命学说,中国人就不会被教化出如此深刻的奴性。 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脊梁骨在统治者面前弯得有多深。孔子的脊梁骨的曲度,准确地衡量了中国人的奴性的深度。 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和怎样复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复兴什么! 笼统地说复兴一种文化传统没有任何意义。指望着复兴一种已经消亡了的文化价值体系势不可能。所有的思想都会过时,最深刻的智慧也会被超越,只有精神是永恒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如果曾经出现过一种精神,一种真正伟大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一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文化财富。这才是我们唯一需要复兴的东西:一种文化精神。 问题是:中国人需要这种精神吗? 老实说,在那些高举文化复兴大旗的专家和学者身上,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精神价值的重视。我在他们身上再次闻到了一股来自历史的奴性的遗臭。他们指望着复兴的是一个现成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高尚的的文化精神。 在历史上,学者和文人,一直是中国人中奴性最深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脊梁笔直地站在什么人的面前,那一定是他们正面对着一些比自己更低一级的奴才。 在统治者和圣人先师的面前,他们一定不敢挺起自己的脊梁来。他们不会批判、不敢怀疑,不能否定,他们只会拾前人的牙秽。他们这些人看的书较多,被奴性的病毒感染的较深。或者说,当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走出奴性的泥潭时,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感染上奴性病毒的人。他们孤独自怜,自怨自艾。 他们的所谓复兴传统文化,不过是期望着别的人也和自己一样重新被感染而已。他们有文化、有学问、有知识,唯独缺少文化的最根本的要素:文化精神。可只有他们才想到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真是传统文化的巨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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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onfucianism didn’t suffer contabescence?

儒学长期不衰亡的原因 作者:昵不来 第一、两千年中,中华文明的相对拓展和相对封闭。 相对拓展是指:中华文明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在两千年的征伐战中、不断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这种融合是地理的融合、文化的融合、血脉的融合。两千年来这种融合是没有断续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中华文明、中国之地理。 相对封闭是指:两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地理的形成,都仅限于东方世界。向东、因大海相望,征伐战遗弃了岛国日本;西南、因大山屏障,隔离了与印度文明的交融;向北、大漠长驱,一直是中原文明忧患之地,但分分合合、生生不息的交战,终因元、清两代融为一家;向西、中亚地区一直是中原文化的集中辐射地,时分时合;亦因此阻隔了直接与地中海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融合。如此,因应地理环境、大一统的国力因素形成了相对封闭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 正是这种相对拓展和相对封闭,为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奠定了延续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相对拓展”使得儒家文化不谈“秩序世界”、回避“物质世界”的弱点,在拓展中得以稀释。“相对封闭”又使得儒家文化的优点充分得到生息,得到发展。 第二、儒家文化与帝王制度遥相呼应 汉代儒学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学所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董仲书的儒家文化和治国方略、弥合了社会各层人士在战后思安定的心理诉求,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就如同当民主和生存矛盾时,宁可忍受非民主之煎熬、也要求得生存之物质、生活之安定。这就是当时儒学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它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帝王精英文化。 其所倡导的重农轻商建国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思想,虽然利于治国安邦、教化民生,但实际上却灭了人欲、扼了人智。而这种灭人欲、扼人智,又恰能为统治者提供最“经济”的治国成本。在农耕生产力尚未发生质的变革前,这种统治文化是有效的。 儒学的教化思想是:通过打压草根文化的恶、来褒扬精英文化的善,从而教化民众循规蹈矩帝王的“秩序世界”。这在当时的农耕生产力环境中,客观上平衡了帝王制度、农耕生产力、主流文化的均衡发展。并在两千年相对拓展又相对封闭的历史长河中,以汉文化为根、发展成了今天的中华文明和独一尊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在久分必合、合久必分的帝王更迭战中形成的一种帝王精英文化,是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的真空文化。当其赖以生存的农耕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时,当工商业主导人们生活时,儒家文化灭人欲、扼人智的教化逻辑将会暴白于天下,暴露出其缺陷。 当在更大的“征伐战”中与外来文明相撞时,就会重演两千年前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融合景观,两千年中汉文化与蒙、满等等文化的融合景观。融合实乃人类文明发展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融者昌、独者亡,螳臂当车、断路自绝。 第三、儒家文化和农耕生产相生相克。 两千年来,儒家文化不是促进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遏制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 。帝王制度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是儒家文化的杰作,也是儒家文化赖以独尊的沃土。在西方文明未侵蚀前,自得其乐。真有天人合一、逍遥自在的人间美景。文化上呈现的是融道、融墨、融法、融术,金鸡独立、群英共处的指尖舞蹈。 “相生”就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与帝王制度下的农耕经济生产力互为依存。儒家的“重农轻商、无知便是德”就是旨在框定人的视野、遏制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人民政施的“心理世界”教化就是要人民的思想、人民的逻辑思维、人民的智慧按照代代相传的统治者既定的方向前行和想象。同时:蜗牛一样的农耕生产力发展速度、也为儒家的“教化逻辑”铺设了弯弯曲曲的康庄大道。 “相克”就是:儒家文化和农耕生产在互为依存的生存环境中,任意一方的生存都是以另一方的“裹足不前”为代价的。两千年来,农耕经济裹足不前、中华文明固步自封、国门已洞开仍迷蒙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激昂高涨的口号似的爱国热情中。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现象,难道还硬需要从古文堆里研究出正统的逻辑吗?其实,这“从古文堆里研究正统的逻辑”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为人们设置的“静止轮回”怪圈。怪圈不破,儒学难以新生、中华文明难以抗衡现代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车轮是不以某个文明中心为独立循坏体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从更大的范围建立起更大的文明中心。当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送来的不仅仅是鸦片,还有百姓视野的洞开、理性智慧的萌生(儒家的独尊文化并不是完全灭绝了中国人的智慧,相反的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人情世故之智慧”。 在那受尽屈辱的一刹那间,儒家文化独霸天下、威严一尊的神圣面孔受到了先驱们的质疑。外来文明驱动的知本生产力冲破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撞击了只关注“心里世界”、回避“物质世界”、不谈“秩序世界”的儒家文化塔楼。 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爱国热情中,精英们仍旧捍卫着不谈“秩序世界”。如今是心欲膨胀、物欲横流、贪欲满天飞。何也?——不谈“秩序世界”之恶果。“封闭的秩序世界”在现代文明、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就更显“虚伪”了。时下有人提出的读经、国学、儒学等儒家文化,拜托千万不要是“不谈秩序世界”的教化逻辑了。 综上所述,两千年中频频的帝王更迭史、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造就了人们求心安、慕生息的心理诉求,哪还有闲心着摸:是要百家争鸣或是要独一尊呢?这就是“独一尊”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是外来文明与之相撞,在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为基础的帝王社会中,儒家文化就是一部平衡人心、生产力、社会制度的浩宏帝王社会哲学史。历朝历代的大儒家就是名副其实的帝王社会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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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traditional culture revival happen in China?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复兴吗?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人有尊师重教的古老传统,可我不敢说这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尊师重教了几千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惑”,不但没能减少,反而是越积累越多了。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迷惑的民族。我们在文化上最迷惑,在信仰上最迷惑,在政治上,还是最迷惑。 我们的圣人和先师,没能给我们解惑授业,尽管我们一直很尊敬他们。我怀疑他们反而是给我们制造疑惑的人。一个面目可憎的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岂用万古,从宋到今,不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感到自己仍处在一个千古长夜之中。 欧洲人这样总结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段历史:黑暗的中世纪。他们的中世纪的特点是专信基督,排斥一切除《圣经》以外的异端邪说。但是,文艺复兴的种子能够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萌发出来,则中世纪毕竟不是只有黑暗,全无是处。反观中国,在我们专信孔子的两千年里,我们在黑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线自救的光明,则我们的“中世纪”何其黑暗之至也? 然而,我们不认为我们的“中世纪”黑暗;相反,我们认为那是一段“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这段历史的时间长度是欧洲中世纪的两倍,文明质量是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倍,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给我们带来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到最后,我们不得不向自己过去的文化小兄弟学习求教。 欧洲的文明曾经中断过。因为蛮族的野蛮入侵,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传统被毁坏和丢弃了。说起来可笑,后来帮助欧洲人复兴其文化传统的,主要也还是这些野蛮的入侵者。他们不但复兴,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他们终于使自己成为比希腊罗马更伟大的民族。 与欧洲相对照,中国文明始终没有中断过。中国文明怎么会中断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入侵者来了,自有博学的儒生主动地找上门去,双膝跪倒,口称圣上,向野蛮的征服者献上他们宝贵的经书——一部《论语》,一部《礼记》,一部《春秋》。经书上记载着上智下愚磕头作揖三讳四勿等一大套经世致用的学问,任是最野蛮残暴的征服者对此也会感到欢欣鼓舞,莫不心悦诚服,甘受同化。 这样的学问怎么会被丢弃?这样的学问如果会被丢弃,那我们只能说: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他们的眼睛瞎了。 相对外族入侵,中国人从“儒家历史”以来呈现出惊人的柔弱。试想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无宗教,唯有私德伦理观念至上的民族如何能有刚烈的骨血?人的品性与环境血脉相连,公共观念乃为公德之本,而中国人长久以来,身家之外漠不关心。 在山东,曾经有3个日本人看守3000个左右的中国人,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日本人手里有杀人的刺刀,结果只有一个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逃跑了,这个不按大众意识和传统观念“忍”的人后来成了抗日的英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抗日的胜利是这个人以及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人取得的,而不是那3000人。“士可杀不可辱”,这也是“儒学”提倡的吧?如果让中国人不断的在奴才的屈辱中苟延残喘,以此延续中华的文明,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像项羽一样,做个令人鬼都尊敬的悲剧英雄。 女真入关、日本人入侵,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事了。先说一下,不要和我说什么“民族团结”、“世界和平”、“人道主义”之类的鬼话!人家强奸中国妇女、搞“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可没和你说什么和平共处的话。那话是鬼话,人不能信。 查查书,在女真人入关和日本人入侵的时候,甚至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入侵,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点:入侵的军队并不多,可却能轻而易举的攻下大片的中国国土。 这是为什么? 十万八旗军入关,就能一统天下!不到两万外国军队,就能直入中国国都!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要知道,中国在那时候,起码有三亿人口! 女真入关没几年,就在中国建成了完整的统治体系。女真人本没什么统治全国的准备,也没那个能力,是谁帮他们建成这个皇朝的?可不是吴三桂,他是军人,没那个本事!帮女真人的,正是那些成天叫唤着“忠君报国”、三纲五常的大儒们!谁要不信,就去查历史。 日本人入侵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统治了中国人?三两个人就能管一个县?因为中国人已经被教育的有了奴性,不管统治者是谁,反正谁在台上谁就是主子。这不正是儒家教的吗? 明亡时,大儒们一个个哭天抢地;可没过几年,他们就脱下儒生袍,穿上满人的马褂,成了满人的臣子。他们要真是像他们用来唬人民的书上说的那么高尚,那天下信儒家的人就都应该死节!一臣不仕二主?外族人也伺候,只要是主子就伺候! 但我们未必没有丢弃过什么东西。比如,墨子的学说就被我们早早地丢弃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儒生拿着墨子的学说去劝说野蛮的征服者遵照实行,征服者肯定要砍下他们的脑袋来。 这种设想不尽合理,因为墨子的学说本来掌握在墨子的信徒手里,可墨子的信徒是不会手里捧着《墨经》去乞求统治者们遵照实行的。对那些野蛮的杀戮者和征服者,墨子的信徒亮出的是他们手中的剑! 真正的文明,是一种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力量。真正的文明不会和罪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真正的文明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方法。真正的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怀。 真正的文明以人、而不是以某些人——比如统治者和所谓的君子——为自己的出发点。真正的文明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大人和小人。真正的文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希腊文明就是一个奇迹。希腊文明能够被复兴是一个更大的奇迹。但是,希腊文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现代文明是以希腊为基础生长壮大起来的。希腊文明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他启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在中国,文化传统既然始终就没有中断过,也就谈不上什么传统文化的复兴。如要复兴,我们唯一可以复兴的就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只有墨子的学说曾经埋没和中断过。但是,既然连无比伟大而且丰富的希腊文化都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墨子的学说又何济于是?——除非我们所要复兴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精神。 试拿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与比古希腊的诸子百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古希腊诸子中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最少,他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著作,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们却把苏格拉底的旗帜举得最高。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苏格拉底? ——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吗?不是;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吗?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智慧哪里能比得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恰恰在于他们看重的不是希腊的思想和智慧,他们看重的是希腊的精神。而希腊的精神,在苏格拉底的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爱真理。信真理。把真理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句“我爱我师,可我更爱真理”,比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还有重要。最伟大的事业家不是那个做了最多工作的人,而是那个作了最重要的工作的人。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那个写出在最辉煌的著作的人,而是那个提出了最伟大的思想的人,最伟大的人类导师不是那个最善良最智慧的人,而且那个精神上最为崇高的人。 希腊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所以苏格拉底是它的巅峰;中国文化是一种“求善”的文化,墨子是它唯一合格的代表。 这也就是为什么墨子的著作会中断失传。墨子的善是一种真善,孔子的善是一种伪善。极权统治体制的建立容不下真善的存在,所以只有孔子的思想才能流传下来,并且被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也像欧洲文化一样,在整个黑暗的从汉到清的极权社会中,中国文化失传了。 (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能够实现复兴吗?另一个问题是: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复兴成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已经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文化体系,我们还有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必要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是:复兴文化传统决不等于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重新高举孔子的文化大旗,因为这是一条绝路。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首先他就不存在需要复兴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一种伪善的文化,它没有引人向善的功效;儒家文化是一种没有骨头缺少精神支柱的文化,他不能使信仰它的民族从精神上自强自立起来,因此它本来就应该被丢弃。 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六十多年的痛苦的磨难,唯一的精神收获或许就是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最后放弃,现在我们才刚刚要在精神上缓过劲来——借助的是来自西方的文化支持——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新拥抱这种伪善的文化传统,除非我们是吃饱了在撑的。 但如果文化复兴就意味着要在历史传统上给自己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那么,重温墨子的伟大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地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因为在思想和智慧上总是后人超过了前人,指望着向古人学习智慧汲取思想是愚蠢的。 我们要复兴的仅仅是一种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善的文化,墨子的精神就是一种真正的善,一种伟大的爱,一种无比崇高的爱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非常普遍的偏见,就是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近些年来严重下降了,这给复兴所谓的儒教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口实。可是我们如果翻开历史,从儒学全面控制中国人思想的宋,到儒学逐渐走向消亡的清末民国,我们发现,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一直很低,今天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从宋到清到民国的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儒学消亡,人的自然道德逐渐恢复的结果,这也是西学东渐打开来了东方的文化视野的结果。 必须记住:奴性是最坏的道德,心甘情愿的奴才没有任何道德。如果可以说儒教提高了中国人的道德情感,那么,是谁制造了中国人历史上的沉重的苦难?在一个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普遍较高的社会里,任是最残暴的统治者和最野蛮的征服者,也不可能单独制造出那么多的不幸来。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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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ang and cultural-nationalism

方舟子与文化民族主义 作者:Scott 民族主义,通过其祖先的品格来判断一个人的优劣 和大部分集体主义词汇一样,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个很难作出准确定义的词语,不同观点的人对他的定义和判断都会显得十分不同。但是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民族主义是指将本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并将其作为最高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 民族主义一般认为,本民族的思想是最伟大的思想,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本民族的人种是最优秀的人种,他们排斥、抵制一切外来的文化,或者仅仅只是按照自身的意图加以歪曲和改造。他们认为,外来文化、尤其是外来的先进文化(有时他们不得不拐弯抹角的承认这个事实)会损害本民族的心智和传统,使本民族的传统无法保持主题地位,而他们认为这是无法承受的。 民族主义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和每一种集体主义思想一样,它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自主选择,敌视一切个人主义的思想。它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只有在符合集体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得到尊重,尽管谁都无法确定到底什么是集体利益,它同时认为,自主选择只能限制在集体选择的范围之内才能进行,尽管这意味着自主选择的丧失。 对于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最好的评价来自于俄裔美国思想家安·兰德女士,她在一篇短文里写道,“民族主义是一种最低级的、最粗鄙原始的集体主义,一种把道德、社会和政治的特征归因于人的遗传血统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不以每个人的品格和行为来判断一个人,而是通过他的祖先们的品格和行为来判断一个人”。 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世界的鸦片 民族主义在贫穷、愚昧、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也具有很大市场。在历史上,这些国家通常具有一套自成系统但十分封闭的民族文化,虽然这些国家一直十分贫穷落后,但这套文化系统却能自如的运转,直到遭遇到更先进、更强势、更具吸引力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帝国主义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入侵,他们认为,没有外来势力的加入,本民族可以发展到比外来文化更高级的阶段。 在和外来文化的简单接触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认为这有点自欺欺人,有点不切实际。但他们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们是伟大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接班人,于是,改良版的民族主义理论出炉了:尽管外来文化达到了一个跟高的程度,但本民族文化具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更远的现实意义,因而,结合一定程度的外来文化,本民族文化可以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并达到更高得程度。 事实上,这种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另一分支——共产主义——不谋而合。在解释为什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贫穷落后而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繁荣昌盛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家们解释说,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他的最高阶段,现阶段的水平是其最高水准,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发展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程度,比其更加的繁荣昌盛。 民族主义是落后国家的精神鸦片,是第三世界人民心理上的春药。所以,才会有有人相信肉身可以做到“刀枪不入、撒豆成兵”,才会有人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才会有人相信玄乎其神的特异功能,才会有人相信“水变油”的科学神话,才会有人相信少林隐僧的“独世绝学”……这些药丸能让人精神亢奋,让人分不清幻觉和现实,如果只是偶尔吃下一两粒,倒也没什么大碍,反而可以让人飘飘欲仙,陶醉到忘我的境界;但如果将其当成主食,还以为能够强身健体,则必定会以悲剧告终。 但只可惜,依赖鸦片和春药的人无法接受他人的观点,他们飘飘欲仙,他们沉浸在亢奋、陶醉和若虚若实的境界中,他们无法认清现实,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意认清现实,于是,他们否认现实。所以,当方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打假的时候,他直接就惊醒了那些人的美梦,他的遭遇也就显得那么的顺其自然了。 普世价值包装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如果说唐骏“博士门”中的方舟子是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子的话,那么,当方舟子转而对其他目标——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打假的时候,虽然方舟子依然是那个说出了实话的小孩子,但是他这次不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而是指出了那些围观的群众也没有穿衣服的现实。当方舟子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时候,人们(包括那些围观群众)给他的是赞扬、是钦佩,但当他转而指出围观群众也没有穿衣服的时候,那些赞扬声马上消失了,人民群众一上来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围着他拳打脚踢,“瞎说什么”。 他们认为,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优越性,之所以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发现。从东西方文化开始大面积的接触开始,他们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唯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方舟子的打假,则从根本上触犯了这条底线。 那些指责他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无法就每一具体事件与方舟子进行理智平和的辩论,他们拿不出任何支撑他们观点的证据,但是,他们却能够总整体上将方舟子打倒。他们说,方舟子是一个坏蛋,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说,方舟子是学术权威,进行专业歧视的专业权威主义者;他们说,方舟子极端,使用文革语言进行辩论,打倒一切、毫不宽容;他们说,方舟子是科学原教旨主义者,科学决定论者,唯科学至上,以偏概全、一点带面…… 他们办的据说是有人文精神的杂志,他们据说是有人文精神的记者、专家,但是,当方舟子用一条又一条的科学证据指出他们的虚假、虚伪和无知的时候,他们无力回击。于是,他们方舟子描述成“学术权威”,这和三十多年前革命青年们闹革命的方法一模一样,他们否定方舟子的企图,否定方舟子的方法,否定方舟子的结论。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但他们却否定了一切,这就是他们的人文精神。 他们说方舟子是科学原教旨主义者、科学决定论者,我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原教旨主义,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决定论,我更不知道方舟子是不是原教旨主义者或者科学决定论者,但是我知道,当别人用一条又一条有理有力的科学证据揭穿了你的伪科学面目,你却既不能用科学证据反驳别人,又不能用科学以外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的所有观点都站不住脚。如果你再用一个大词给别人扣帽子的时候,我更加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也算是人文精神,那它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 当广电总局为了保护国产动画片而限制外国进口动画片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当爱国青年们抵制家乐福和在网络上发起“圣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其实,他们更应该知道,当有人宣扬愚昧、欺骗他人、抵制污蔑科学的时候,这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民族主义。 其实,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和那些爱国青年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虚伪,他们抵赖,他们死不认账,他们远没有那些爱国青年们诚实。他们自称具有人文精神,他们用普世价值伪装自己,但其实,他们是更大危险的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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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ion of Confucianism=Drug addiction

独尊儒术=吸毒成瘾 有人说:儒家文化就像是一把刀,用之为善则善,用之为恶则恶。 将儒家文化比喻为“刀”是不合适的,因为“刀”是一种不可“自我繁殖”的“死物”,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能产生反作用力。所以善恶不在于“刀”,而在于用“刀”的人。 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他是可以进行“自我繁殖”的“活物”,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力的“生命”。所以善恶不单在于使用“它”的人,“它”的反作用力产生的“负面效果”更明显,而且越到后期“它”的“负面效果”越严重。这就如同拿麦克风对准音箱所产生的效果——“自激”,最终产生的只能是“噪音”。 只要合理利用,罂粟籽同样可以造福人类。比如,罂粟籽的提取物,经配料后喷雾干燥制成的具有浓郁甘鲜味的调味粉,具有浓郁特有的香气,高氨基酸含量,呈味力强,可突出并烘托主香气。含有多种人体正常生长所需要而又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须的八种氨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赖氨酸、苏氨酸和色氨酸等。此外,还含有铁、钙、锌、磷、钾、钠、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更有利于人体健康。鸦片也可用于治病救人。但是,“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决不会成为“主食”。 社会也是一种“生命”,儒家文化就像是罂粟籽的提取物,在提高“美味度”,补充“营养”,“治病救人”的同时,也使人上瘾,并逐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最终使人因免疫系统崩溃而死亡。 在最初,儒家文化确实只是被统治阶层利用的工具,但发展到后期儒家文化已被统治阶层“内化”并对其产生依赖性,最终导致社会这个“生命体”的“免疫系统”近乎崩溃,再也没有了自我更新成长的能力,结果就是使得中华文明的进程处于停滞或发展迟缓的状态。 儒家文化只能作为精神世界的道德指引,而法制才是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 有的人说:“光靠法律治理国家是不足够的,法律是把尺子,他是通过惩罚来教育人的,来协调秩序的,如果受到法律惩罚,那么这个人往往是失败的,这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有的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一切都没有了。如果国人,都有意识地讲究以德修身,学会做事之前学会做人,如果能学会对别人的包容和理解,就会大大减少犯罪率,人与人的关系更和谐了,极大地节约了司法成本了,而我们可以用大量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做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岂不是一石多鸟吗?” 用“疏,堵”来形容道德与法制的作用是不准确的。道德氛围是“引”——是理想化的境界描述;普法教育是“疏”——是现实可能发生的状况描述,法律惩罚是“堵”——是及时产生作用力的实际结果。 减少犯罪率,协调人际关系,降低司法成本,并不是只有道德(儒家文化)才能做到。搞好普法教育,让大众认识到犯罪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比所谓的“讲究以德修身,学会做事之前学会做人”更能起到明显的,现实的作用。对真实的恐惧远比可有可无的谴责更有效。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对社会产生作用力的并不是他的动机,而是他的行为结果。 因此,儒家文化只能够作为以法治为主体的社会的一种“补充”,一种“调味品”,一种“辅助药物”。 儒家文化=精神鸦片 独尊儒术=吸毒成瘾 结论:中华文明要想崛起,必须先“戒断毒瘾”——在上层建筑方面“壮士断腕”;在实际运作方面“保守治疗”。(儒家文化的最大弊端在于明里宣扬的是“忠孝梯恕”,暗里“崇古”,“从上”,既维护既得利益群体,又反对创新。最重要的是儒家在其“教化”过程中,能够使人处于“意淫”之中不能自拔。) 破旧立新 如果有一座房屋,只是装修不好,但还能住人,只是不舒服,那么就可以翻修,并保留原来的框架主体。但如果这座房屋已是濒临倒塌,陷主人于死地,那就只能推倒重建,并且还要摧毁其地基,并挖地三尺,重建地基,最后才是盖新房。 毛泽东当时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的上层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传统已经是陷中华民族于死地的罪魁祸首。这座“濒临倒塌的房屋”必须将其本身及其地基完全摧毁,才能够在新地基上建起新的适用的“房屋”。 但由于具体操作的复杂性,就只能是一场波及很广的“全民运动”——否则无以达到摧毁顽固上千年的“腐败建筑”——儒家文化传统,并建立新的文化主体地基的效果。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破旧”的工程而已,因为他已没有了时间,尽管有些失控。 打“新地基”的人是邓小平,正是他的“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朴素理论和创新意识,为改革开放,建立健全法制社会打下了一个新地基,一个重“结果”,轻“动机”的创新型文化背景。 没有毛的“破旧”,没有邓的“新地基”,“盖新房”是不可能的。现在胡温从官僚体制开始着手,这只是运出“垃圾”,腾出“空间”,并输进“新血”的开始。 这项“破旧立新”的伟大工程没有一两个世纪是很难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受到伤害,但站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这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有过这次“阵痛”后,七八年一小战,二十年一大战的情况已大大改观。而一两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 当然,建筑风格,可以参考“过去式”,但它也仅止于风格,仅止于美观。实用第一,美观第二,决不能本末倒置。 我写过一片文章“宗教的作用”:宗教只是引导你达到“真理”彼岸的一只小舟而已。此船可以,彼船亦可,因人而异——若是某一宗教只是诱惑你皈依它这只船或让你迷信只有他这只船才能载你到达某一地点时,你就要多思考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意志?只有那些鼓励你去不断的思考,并引导你去寻求自我超越的才值得去学习与研究,因为“真理”只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地点”。手指能为你指明月亮的位置,但手指永远代替不了月亮。迷信的标准之一: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恰好是他所掌握的那一个。 同理,“文化背景”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一个民族的成长与发展,而不是为了这个文化本身。当这个“文化背景”不再能起到促进一个民族的成长与发展的作用,并蜕变为束缚一个民族自我更新,成长与发展的枷锁时,我们就要果断的斩断并抛弃这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味的“裹脚布。 有人说儒家提倡的亲情有什么不好,那我就要问他,人间是先有亲情存在还是先有儒家存在?人间亲情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稍有一点现代心理学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接触的频率与强度会导致什么结果。人间亲情不用儒家推崇也会存在;即使没有了儒家文化,人间亲情仍旧不会灭亡。 还有所谓的中庸,就是让你没有自我,和稀泥,墙头草。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学总的观点是,除非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否则他将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生活中奋斗。如果你是一个很谦卑中庸的人,任何人都会把你推在一边,你将永远落在后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你需要一个非常坚毅,非常强烈的自我去拼搏,只有这样你才会成功! 有人说你只破不立,那我就要先问他,为什么拆房的人,就必须同时也是建房的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只有大家合作才是出路。之后再告诉他“基于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公民人格”。 你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等价交换,这算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作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名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似乎也没有死抱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好好赚你的钱,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中华文化之复兴,必须冲破国学的狭隘民族心理,走出汉学(自汉家兴起的训诂、考据之学)的樊篱,从“翻译家”和“注释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在说话时,要表达的意思取决于我们对所用各词语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当时的心境。我们在阅读文稿或理解他人的话语时,普遍的阅历是必不可少的心灵的共鸣来源于经历的相似性。 每发布一条信息,发言人都是按照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来表达概念,而听者则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经验来解读概念的。因此依靠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很难做到完全的理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言者与听者之间的概念有更多的重叠,否则“对牛弹琴”或“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局面在所难免。 我不是“翻译家”和“注释家”,我面对的是未来。人只能面对未来而生活在现在。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名言不放。更不必为了所谓的传统而传统。新加坡,香港,美国,为何发展的快,就是因为他没有所谓的“优良传统”——五千年的枷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凭德治国,总是七八年一小乱,二十年一大乱。看看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吧!英国,美国,北欧。人,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穿衣和更改衣服饰样,但绝不是为了衣服饰样而改变生活。文化同宗教的作用一样,他只是一种工具——役物,而不为物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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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and depravity

儒教与腐败 秦番 我们知道,任何有机物都有腐败变质的可能——只要条件具备。一般说,品质优良的物质在同一外部环境下不易变质腐败——仅仅是不易但不是不会;品质恶劣的物质即使在人们认为清洁安全的环境里也会变质腐败。物质的腐败取决于两个条件:外部环境和物质本身的品质。 人们不会去惩治已经腐败了的苹果,但可以扔掉。这完全是无奈——没有想到改善环境或者根本无力去改善环境。扔掉其实也是一种自罚性质的惩治,至少它表达了人们的愤怒。 但是,在环境依旧的情况下,愤怒与事无补;因为腐败的程度这时候往往叫你目瞪口呆,想扔也无处下手。有窍门的果农很少愤怒,也很少手忙脚乱。果农是沉默的,一旦他信誓旦旦,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果农了。 人的腐败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诲人不倦的儒教文化却是世界上独有的教人们如何去腐败的独特文化。 文化既决定人的品质同时又影响社会环境。中国目前的种种腐败现象,就其性质而言,其实也“老早就有”,只不过在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时代,形不成象今天这样的巨大的反差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并不十分在意社会的腐败问题,或者说他们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总是习焉不察的。“官”与“民”的日常享用历来总是有别的,这是中国老百姓已经认同了的事实;而儒教则直接了当地认为那种差别是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 现在人们敢于公开站出来反腐败,这首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还说明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比历史上几个特殊时期的还要严重。若不然,我们的老百姓能忍则忍,不会象今天这样,反应如此激烈。 中国人的腐败不是旁的,它是儒教价值观生动活泼的体现;孔子功利观一旦实现后的连带物。趋利乃人之天性,获利的手段也不止一种,但在儒教那里却只有一种——“学而优则仕”。仕则若何?仕则获利;而且“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 孔子虽然嘴上从不言“利”,其实一门心思想获“大利”——“经营天下”之利。这个好梦后来由吕不韦替孔子完成了。年轻时吕不韦曾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答曰:“十倍。”(这是类比的说法,中国的耕田者从没获过十倍之利——笔者)又问:“贩买珠玉之利几倍?”答曰:“百倍。”再问:“若挟立一国之主,借以掌握河山,经营天下,其利几倍?”答曰:“不可胜计矣。” 学而优则仕的人当然有,但学而优则“死”的人则更多——孔子当属此列。假如孔子实现了他的“经营天下”之梦,那么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啰里啰唆,那么详尽地去区分官吏和庶民日常享用的差异,更没有兴趣去规定他们走路、上台阶的步子应该有何不同。 孔子的良苦用心并不是为了什么无关紧要的礼节,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划分人的等级差别。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是为了“贵贱有等”。翻开《礼记》,事无巨细的繁文缛节首先让人感到胸闷气短,但在现实中人们却把它演绎得丝丝入扣。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的享用(“待遇” )是有依据的,不信就去翻翻《礼记》。不管你的政绩如何,也不管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只要你的级别放在那,车子、房子、票子以及名目繁多的“补贴”就不会少一样,而且是以比法律更神圣的形式年年改进颁布的。 孔子并没有创立什么宗教,但后人却借题发挥出了儒教。孔子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买他的账,他死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是如此;他的思想仅仅是一种纯学术思想——儒家思想而已。 但是到了后来,“种种权势者便用各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所以,“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同上) 如果没有汉代的“独尊儒术”,宋代的“儒学复兴”,(一般认为中国的落后始于近代,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上讲,中国的落后始于宋代。或者说宋代的“儒学复兴”后,中国注定要落后下去。)孔子的思想不会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自觉地修养和行为规范,更不会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 孟德斯鸠在探讨儒教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时指出:“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论法的精神》)至于中国人为何那般执着,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但作为中国人,我们还需要别人说明吗?我们都清楚,要想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果不如此那般,我们几乎无路可走。鲁迅也指出:“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愚民”尚且如此,就不用说手捧经书的人们了。 人人都想仕途通达,人人都想升官而后发财,至少通过升官发财,活得比普通百姓舒服一些——这是一般中国人的生存心态。没有必要羞于承认这一点。 中国人也是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再说儒教的“正修齐治平”也有其光明磊落的一面。指责中国人的生存心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指责的同时你必须指给人们一条别一样的阳光大道来,但你却不能。 儒教之外的任何宗教只不过是人们的某种精神依托,充其量涉及到了政治和哲学,而儒教则具有包容一切的功能。 它既是中国人的人生、自然哲学,又是政治理论依据,常常又和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封建迷信相联姻,(儒教中的“国”就是“家”的放大,“君臣”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投影;儒教的“礼制”中就有“礼入于法”之说,所谓“刑不上大夫”便是例证。现实中,尤其是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礼”和“法”常常混淆不清。)这才使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信还由不得你的宗教。 中国人青年时代学习儒教是一种不自觉地行为,后来毕一生精力去实践儒教,带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重性。不如此这般行吗?不如此这般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一切。也就是说在儒教的现实里你无立锥之地。 现实里,儒教不象其他一些宗教那么抽象;儒教信仰也和那些不可捉摸的超自然神秘事物无关;它相当具体,具体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和衣食住行当中。“仕”与不“仕”就有天壤之别,“官商”与一般的商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在儒教的现实里,纯粹市场经济条件意义上的商人无法生存。 儒教是不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但这并不说明它比其他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合理些。在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神秘事物供人们去信仰,因为儒教的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信仰。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假如你只是一个“台”,不必灰心,通过学习,通过实践,你也可以升至“仆”升至“隶”…… 由此,我们看到,在儒教的现实里,人们自下至上互相信仰反过来又互相践踏。虽然今天“下”和“上”的称谓变了,但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信仰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变。人人即神人人都有特权。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鲁迅《灯下漫笔》)我们已经习惯了凌虐和被凌虐,吃与被吃,拿与被拿,卡与被卡,总之已经习惯了特权的无处不在。 说起今天的廉政建设,有识之士指出:不可忽视基层干部的腐败现象(见静虚散人的“感觉与统计”一文)。此言极是。因为在中国,腐败不光是某一阶层的专利,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最低层。这不单单是体制上的问题,而是儒教文化生动活泼的体现。 其他宗教和儒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人们老老实实按人的法则做人,后者则要求人们变成“非人”——互相信仰的“圣人”和“大人”。 学而优则仕。在儒教这种功利观的诱导驱使下,天下人心不旁骛,拼命往一条独木桥上挤;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拼命往更“上层”爬。范进中举时的面孔告诉人们,利的诱惑是多么的不可抗拒。 虽然我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中学生们还没有想过“仕”与不“仕”的人生命题,但社会、家庭、学校、书本乃至空气当中随时都能听到孔夫子健康的咳嗽——“学也,禄在其中。”那些吓坏了的孩子们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或考试不及格而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的事也时有发生。 奇怪吗?既然有宗教,就必然有它的殉道者。“儒教吃人,并且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鲁迅《灯下漫笔》) 今天不是又有人扛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提出要“振兴儒学”吗?不是又有人多次唱出“市场经济与儒家伦理”这样的献辞了吗? 人们痛恨腐败,但是仔细想想,在儒教的功利观、等级观、“礼法”观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更趋天经地义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指望人的公正廉明?你我在痛恨腐败的同时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一些道学家在瞎吆喝? 近几年,人们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以权谋私”,但是在儒教的现实里,说“以权谋私”和说“以嘴吃饭”一样,是废话一句。儒教的价值观里,“仕”和谋权都是手段,获利才是最终目的。这其中的道理就是中国的“愚民”也无师自通,何况教育空前发达的今天。 人总是有所敬畏的。中国人尊孔、敬畏“权威”和西方人尊重“自由”、敬畏“上帝”的目的和心态不同。中国人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鲁迅语) 还有一个动宾词叫做“升官发财”。这个词却不是人们凭空编造出来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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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Confucianism•Nationalism

儒家虽然有一些思想家试图开发非儒家的传统资源,如墨家、法家、道家等,来塑造中国的新形象,但是知识界的主流是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并且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首先必须有勇气跨越甚至否定“封建过去”。随之儒家人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说服力。不无讽刺的是,推动他们排斥儒家人文主义而采用现代西方启蒙价值的动力竟然是民族主义。 ——杜维明 再次强调,道—法—自然,而非,道—法—儒家或“道法传统—儒道墨法等”。这,只是一种比喻。 万事万物万法——皆可为我所用。目的是自我的生存,成长,发展。决非为了“分门别户”。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儒家传统”。 在中间加的“括号,儒家”,无非是还在幻想—暗示—你也是儒家弟子!所以议论不能够超出儒家范畴。 今天津津乐道的民族主义,也是“舶来品” ! 16、17世纪以来,欧洲最先兴起的思潮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欧洲才摆脱了教皇的统治,各地纷纷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即:所谓nation。西班牙女王易莎贝拉的政治联姻,英王亨利和教皇的龃龉,太阳王路易宣扬的“朕即国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普鲁士国王腓特烈,这些人,这些事,都是在民族主义思潮下发生的出现的。 看看《小癞子》,《三个火枪手》,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就会对当时的历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为什么会兴起民族主义?就是因为商人、市民、工场主,这些新兴的势力,再也无法忍受教皇的虚伪说教,和教会的层层盘剥,因此,他们就支持国王、贵族,这些世俗的势力,来和教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作斗争,建立起国内的统一市场。——这就是电影《勇敢的心》《三个火枪手》的历史背景。 为了保护商人、市民、工场主的“私”利不受侵犯,可以说是为了自由,人们才把“民族”从罗马教廷的大一统下剥离出来;接着,同样是为了自由,不满足于在国王的羽翼下生存,人们才要主张民主,因为一个世俗的国王已经为所欲为和当初的教会一样嚣张。于是才发生了英国推翻查理一世、法国推翻路易十六的革命。老百姓觉得他们供养的这些国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要革命。 革命总要打一个旗号,这个旗号就是“民主”。 从民族到民主,这里面的逻辑和线索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私利”“自由”。然而这个“私利”“自由”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战国时候,孟子所说的天下显学(墨子和杨朱)之一的道家的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汉初的司马迁借用谚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不是说我这个人自私,一毛不拔,而是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他人的生活?——可惜的是,秦始皇的军事上的偶然胜利,打断了这个自由竞争与辩论的过程,中国人的兴趣转移,转移到如何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上面来,没有接着杨朱的讨论继续下去。对单纯军事武力的迷信,更是导致了国人的堕落,变成了成王败寇的流氓。而没有土地、没有私产,则是流氓在经济上的表现;无私到最高境界,就是当了太监。自秦以来,中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流氓史或太监史。 在民主制度下,对一件事情,无论是投赞同票还是投反对票,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理论上都将被视作是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如果可以看作是事业的话;这样,就整合了人心。投赞同票是出于爱护,投反对票的也是出于爱护,就像谈恋爱一样,两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如果不理你,那是怕打扰你;我如果和你吵架,那是太在乎你——只有这样,两个人才可以天长地久,如果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那么,可就真的成了老夫子所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不知道是不是孔二蝈蝈和哪个漂漂美眉琼瑶了一次,才会得出如此刻骨铭心的结论!?) 投票只是把每个人无比复杂的态度和情感数字化、直观化了,无论是投了赞成票,还是投了反对票,我想这期间一定有过很多的斟酌,赞成的人并非百分百的赞成,反对的人也并非百分百的反对。但是如果要按照计算每个人态度的百分点的情况来决定结果的话,不仅是技术上太麻烦了,而且也不过是另外一种数字化、直观化而已。 所谓民主,如果我可以对它做一个小小的诠释的话——不是定义,定义要求太高了——那就是妥协,就算水火之间也要妥协,也要以水蒸气的形式来容纳彼此。 民主的结果从来就不是为了得到“正确”或者“真理”的,民主的结果是为了达成团结。 还是拿谈恋爱作比方,两个人同坐一条船,专制制度下的恋爱就是,你甭废话甭唠叨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将把船开到岸边。 民主制度下的恋爱就是,我愿意听你的,即便你把船开到热带海洋风暴的中心,我也陪你同生共死! 每个人都可以在民主的想象中获得假象的认同感和皈依感,正如专制制度下臣民通过对皇权的膜拜获得精神上的归属、部落时代氏族成员通过对图腾的崇拜来赢取灵魂上的安宁。 毕竟这个时代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人们的想法变了,不愿意通过对最高权力的愚蠢的崇拜,而是愿意通过民主对最高权力的愚蠢参与来获得归属感。 秦始皇没收的,也仅仅是武器而已,收天下兵器铸以金人十二,梁启超说:这是因噎废食,兵魂销尽国魂空。现在,我们连批判的武器都没有了。 美国人人均两支枪,但是美国的犯罪率并不比中国高。为什么?这和两个大国同时掌握了足以消灭对方的核武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的“恐怖平衡原理”一样。你有枪,我也有枪,咱们就都悠着点别擦枪走火,别不小心干掉一个。 犯罪的产生,由于它自己的社会学原因,很复杂,并不在乎人们有枪没枪。想杀人,办法多了去了,何必用枪?但是老百姓手里没有枪,一旦有人得到枪支,就会对平民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有枪的民族是一个心理成熟的民族,好比成年人;而对于小孩子,我们总是给他玩具枪,不给真家伙。 总而言之,必须实行民主,必须上级和下级定一个契约。什么时候把“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改成“权责明确,各负其责,维护多数权威,保护少数权益”,我们的国家就真正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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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appraised Korean

北大教授孔庆东对韩国最中肯的评价 按:据说此文因为涉嫌“伤害了韩国人民的感情”,曾经遭到韩国外交部抗议。作者一家之言,对于真实的韩国,百闻不如一见。我们需要的不是现象,而是真相。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北大教师、一名共产党员,经常批评咱们中国这不好,那不对。来到韩国以后,饱尝凄风苦雨,痛感人世艰辛,目睹这个资本主义小地主的一神一态,一颦一哭,深刻认识到自己原来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要向党和人民道歉:我错了。 1.中国有一个双簧节目,讽刺吃饭时菜虽然很多,但都是“一碟子腌白菜——呀,一碟子腌白菜……”来到韩国后才明白,这不是双簧,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任何受到人们喜爱的节目必定是有可靠的生活根基的。韩国菜摆出来也是盘子碟子一大堆,远远望去十分丰盛,而且五颜六色。但近前一看,辣泡菜3种,腌萝卜2种,生菜叶子一大盘,一碟子辣酱,一碟子酱油,一碟子大蒜瓣,一碟子小辣椒,一碟子大辣椒……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正式吃饭,而是好像一群仆人在厨房里偷吃准备用来做菜的原料。“烹调”的概念韩国人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民族的性格很极端,而且不是上智者的极端。 2.很不愿意被不大懂中文的韩国人请客,原因并不是我不喜欢韩国菜——我是能够欣赏一切事物的美的。主要是我替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韩国人感到丢脸。他们的请客好像是难民会餐,而且自己一个个吃得不亦乐乎,仿佛请客的主人倒是我。我虽然反对中国的宴席那样奢靡浪费,但是韩国的“宴席”未免太猥琐寒碜了。在这里,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我是从来不愿令人难堪的人,深怕他们怀疑我在嘲笑和蔑视他们。所以我也像他们一样大口地嚼着各种菜帮菜叶、树根树皮,大口地喝着大酱汤,咽着辣椒酱,并且不断地擦嘴擤鼻涕……然而人家完全没有我这些“小人之心”,他们泰然自若,大快朵颐,而且不断地问我“好吃吗?”我是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能说不好吃吗?我调动我渊博的哲学素养、丰富的史学积累、机敏的文学才华,以铁一般的逻辑证明韩国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最美丽的、最养生的、最合乎人性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吃的、神仙吃的。我忽然想到,许多文学理论家,许多所谓学者,就是像我这样干的,把不好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但我知道我自己的话是假的,那些大师们却真的以为自己在创造学问。他们把味同嚼蜡的作品说得花枝招展,正像我的赞美韩国菜。不从生活的实际感受出发去做学问,是学者们对人类犯下无数罪行的根源。 3.我倒是喜欢被这里的师弟、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韩国朋友、或者中国人请客。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客观实在地欣赏和评价韩国菜。同时,一样一样地回忆中国菜,什么水晶肘子,什么松鼠黄鱼,什么全聚德,什么东来顺,不觉深深叹服中华文明的伟大。我在心里假设自己是个韩国人,会产生什么思想,不禁脱口而出:“看看人家中国,那才叫人过的日子!” 4.有一个问题始终不好意思问韩国人:“你们监狱里的犯人每天吃什么?”我心想普通韩国人顿顿是米饭就辣泡菜,难道犯人的伙食是只许吃米饭而没有辣泡菜,或者是只许吃辣泡菜而没有米饭?我觉得整个韩国在饮食上好比一座大监狱。四千万人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活着,真是不活也罢。韩国人认为北方的生活不好,但我想北方还能不好到哪儿去?不也是无休无止的辣泡菜吗?不论南方北方,都有一种比较刚毅的性格,我想这是与他们的饮食有极大关系的。我在《朝鲜人民的指导者:金正日》里读到:“金日成主席生前有一次召开将军会议,他问道:‘如果我们和美国开战,失败了怎么办?’所有的将军都说:‘我们不会失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金日成说:‘我知道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说的是假如,假如失败了,怎么办?’将军们面面相觑,一片沉寂。这时,从角落里发出一个坚定的声音:‘假如我们失败了,那我们就把地球炸掉!’金日成欣喜地看了看,发出这英雄的声音的,是他的长子、朝鲜人民的指导者金正日。金日成主席高兴地说:‘好!我们朝鲜又诞生了一位将军!’从此,朝鲜人民都记住了一句话:‘没有朝鲜的地球是不必要的!”该书所说的事是否属实已无从考察,若果真如此,我倒很佩服朝鲜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气魄。不过心里偷偷地想,反正活着也是天天吃辣泡菜,不如跟那些天天吃大鱼大肉的家伙同归于尽算了。 5.韩国人的姓名大体上都差不多,重名率极高。我教的不到200名学生中就有4对重名的。他们的姓也很少。我点名时连点了8个姓金的,7个姓李的,5个姓朴的。即使不重名,名字也都差不多,有时点一个人名,三四个人答应。我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我的印象中,韩国男人叫什么“昌”的,什么“范”的特别多,我跟朋友说,如果站在街头大喊一声“朴昌范”,肯定会有很多男人答应。朋友说,如果喊“李万姬”,则会有女人答应,因为韩国男人都很忙,每天都要“日理万机”。我听了一笑。 6.班上有绝色少女二人,目似秋水明月,仪态难以形容,几乎上我的每一门课。睹其皎皎玉颜,每令人心如澡雪,龌龊尽消,觉得大千世界如此美好。然转念思之,如此玉颜几经寒暑之后,亦将肌弛色衰。不论她们家有千金万银,学得多少本事,嫁得何等郎君,都终有手捧照片回忆当年青春之一日。想到此,不禁微叹。人生百热,终归一冷。非是红颜多薄命,而是红颜之存在,凸显出命之薄、命之冷。少女有绝色,圣人有奇才,一也。 7.李家有仙女,奎然异群芳。林中百鸟聚,好唱凤求凰。 8.韩国是手机国。满街的男女老少歪着脖子走路,手捂着腮帮子,好像全国流行痄腮。几句话里就有一句“我酷赛哟”。闭目听之,仿佛全国人民在召开电话会议。 9.毛海燕和梁菲帮我找房子,比我自己还要热心。我感动得无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跟着她们一条街一条街地走着,上坡、下坡,感到韩国人民生活得真是太苦了。毛海燕非常执著,而梁菲的主意比较多。我是既不执著又没主意,只盼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赶快打过三八线来,把我从这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去。 10.如果说韩国人有多么坏,那是不公平的。韩国并不是坏人多,而是愚人多。许多人表面上的礼貌掩盖了他们的龌龊,他们还真的以为自己是优秀的世界公民呢。我想,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可能就是这样的。礼教杀人啊。 11.梨花女大是基督教学校。但是从教授到学生,所作所为却经常是与基督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虚伪、做作、唯利是图、自私自利,不知天高地厚。韩国几届总统和许多部长议员的夫人皆出自该校,韩国的政治和政治家的可鄙的一面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12.韩国人的日常饮食绝对不如中国监狱里的伙食。好处是培养了吃苦精神,但坏处是一遇到好东西,极易腐化堕落。韩国人到中国几个月后,往往要胖5公斤,这就是明证。 13.韩国人经常指责中国的朝鲜族人来韩国后逾期不归。但是一位延边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他们聘请的韩国教授也是想方设法赖在中国不走,因为在中国太舒服了。朝鲜族人逾期不归的都是贫穷的打工族,而韩国逾期不归的都是他们的受人尊敬的教授。朝鲜族人逾期不归需要忍受种种非人的待遇,而韩国教授则真的是乐不思蜀。但是他们还要恬不知耻地天天夸耀韩国。那位延边大学的老师说,你们天天说韩国好,那你们怎么不回去?那些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14.韩国的大学生经常抗议示威,这是一种好的精神,是青春活力的表现。但是我看他们示威时,好像并不真的激动和真的生气,口号喊出来温柔敦厚得很,与其说是示威,不如说是过节。 15.韩国的女大学生,本科生的脸上还是很纯洁的气质,尽管有的纯洁属于愚昧的纯洁。但是到了研究生,大多已非常虚伪了,已经接近中年妇女了。面对面时笑容可掬,一转过脸,瞬间就落下了眼皮,面如冷霜。这是男女不平等所造成的人格极度扭曲。韩国的女人真不是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16.汉城到处是山,许多房屋都是依山而建。道路又曲折回环得一塌糊涂。所以某些汉城人的人性也是险恶、扭曲和阴暗的。 17.梨大的正门进来后,要经过一个小桥。桥下是几条铁路,经常有火车突突驶过。右边是两个幽暗的隧洞,那火车或者消失在那里,或者从那里冒出来。这铁路经过延世大学时,是在公路的上方。所以梨大的女生对延大的男生说,从你们头顶过去的火车,是从我们脚底过去的!这句话表现了一点韩国人有限的幽默感。但是在另一个角度看来,这火车也正是两所学校男女关系的一个暗喻。从延大那边昂扬冲来的一条条长龙,打破梨大门前的宁静,在梨大的身下往来奔突,在梨大幽深的隧洞里蜿蜒穿插。梨大的学生每天都看到这情景,不可能不在潜意识中受到某种熏染。梨大还有一个迷信:站在桥上,当火车来时,赶快许一个愿,就能实现。这所拜奉基督的大学实际上拜奉的是火车。许多女生每天花两个小时化妆,打扮得花妖狐媚,那根本不是要去做礼拜的,而是要去见火车。 18.延世大学的女生讽刺梨花大学的女生,说她们的样子是看见男人就恨不能扑上去一口吞下肚。的确,延世大学的女生要比梨花大学的女生具有一点高贵之美。 19.在汉城的西大门一带共有4所大学。但是延世大学的人说只有1所,因为梨花大学是“女子化妆学院”,弘益大学是“高级美术学院”,西江大学是“高中4年级”。所以只有延世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 20.朋友送我一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走汉城》,作者是中国朝鲜族艺术家崔庆生。他满腔热情地几度前往韩国寻找事业、寻找财富、寻找温暖,结果他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这里是我祖先的土地,却不是我的乐土。” 21.所谓下贱的人就是,你对他以礼相待,把他当成一个人时,他傲慢无礼,并不把你当人;而当你对他粗暴凌辱,把他当成一个牲口时,他百般柔顺,把你当成一个神。某些日本人和韩国人便是这样。孔子说小人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莫非就因为是化外之地,处于文化边缘,人性的根基便不正么? 22.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文化是强盗文化和婊子文化的结合。而我看韩国文化似乎也是有某种缺点的文化。中国东北有许多嘲笑和侮辱朝鲜人、高丽人的民谣和笑话,现在想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人民最了解人民。 23.韩国人很痛恨日本人,这种不忘记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的精神是好的。但是他们知不知道,在侵华日军中,最坏的、最没有人性的,恰恰是韩国士兵。许多中国的老人都说过,日本人坏在心里,而日军中的“高丽棒子”兵从里到外都坏透了。这或许是鲁迅说小鬼比阎王更坏的道理吧。 24.韩国的一些中老年妇女,也烫了发,画了细细的眉毛,白白的脂粉,红红的嘴唇,染了手脚的指甲,鬼气森森,好像随时要去阴间卖笑。乐观一点说,也不过是三仙姑的模样。 25.我最赞赏韩国的一点是,房间的地下铺设了暖气管道。中国的火炕已经越来越少,而韩国把火炕现代化了。这不但对人的身体有好处,而且使人感到家里的温暖。地面就是床、就是桌、就是椅,这样又节省了空间和家具。应该学习。 26.韩文是一种奇怪的拼音文字,但形状好似甲骨文。我认为不伦不类的文字,是没有多大的文化再生能力的。 27.韩国宣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阿尔泰。但是怎么观察也看不出他们跟中亚人有什么共同点,他们明明就是东北人和山东人!阿尔泰起源说恐怕是一个大骗局,拿不出一点有力的材料,是他们为了摆脱中国文化而竭力自欺欺人的一个假说。不敢直面历史,是自卑者的共性。 28.在新村地铁超市里见一妇人与人吵架。尖声叫喊,跳梁奔突,几个人都拉她不住。与平时所见韩国妇女之态度迥异。观其化妆衣饰,在此吵架前后,必也一副谦恭柔顺状。不过我倒觉得,吵架之时更有几分可爱,因为这是真实的她自己。她叫喊的是人的声音,不是那用假嗓子做出来的婊子的声音。 29.韩国人即使舍得花钱奢侈一回,也没什么好吃的,因为虽有好的原料,无奈他们不会烹饪。鱼做出来像死鱼,肉做出来像得了肌肉萎缩症的老母猪肉,饼像是风干的糨糊。只有米饭和辣泡菜,真是天下第一。要没有这两样,韩国人活着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然而泡菜应该是荤菜之外的副菜,而韩国人却以偏为正。想起中国的韩国菜馆是很好吃的,仔细琢磨,原来那已经是中国化的韩国菜了。 30.什么都是韩国的好,容不得一点批评,这恐怕是没什么远大前途的。北方也是这样。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只能采取“民可使由之”的办法。对于拒绝启蒙的人,陪他们玩玩就可以了。孔子的教育方针也是这样,不到学生真的产生求知欲望的时候,用不着苦心孤诣地灌输。猴子一天早上是变不成人的。 31.我住的国际馆旁边是女生宿舍,两座楼是相通的,实际是一座楼。国际馆里边住的也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我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骥伏枥”, 下联是“流莺比邻”,横批是“牛得草”。来访的和周围的女性见了,都觉得中国人又神秘又高雅,于是纷纷拉着我在门前合影。我盛情难却,只好半推半就地从命了。 32.接过白永瑞博士的名片,读了一下,“白永瑞”,不禁油然脱口而出:“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说完自己就笑了,这跟白永瑞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人太没办法,总是不着边际地胡乱联想。但是又为自己解脱:这就是人比电脑高超的地方。电脑再过一百年,恐怕也没有我这能力。因为电脑是为了“有用”而存在,人是为了幸福而存在。别的任何评价对于我都是无所谓的,我只知道:我幸福,故我在。 33.每次出入电梯,喇叭里都乌拉乌拉地说上那么几句,不知是什么意思。听得久了,才听出原来是两句杜诗。进去的时候说的是:“魑魅喜人过”,出来的时候说的是:“文章憎命达”。心想这很有道理,电梯对人宜乎这个态度。 34.孙佑京小姐真是大好人,为了请我吃饭,打了无数次电话,我都不在。好不容易在了,我又没有合适的时间。但她毫不气馁,继续无数次地打下去。就是为了这样的朋友,我也应该买个手机。所谓“一饭千金”么。 35.我住的国际馆食堂的橱窗里天天摆着精心设计的“样板饭”,不但花色艳丽得使人怀疑能不能吃,而且分量比实际所给要多起码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一般一份米饭只给一两左右,泡菜和腌萝卜之类一共也是一两左右,泔水模样的大酱汤则是一个富士苹果大的碗里只给小半碗;肉一般没有,有也只是两三片,好像选美小姐一般赤裸裸地招摇着;鱼倒有时给一条完整的,足有一两多,但五脏六腑俱全,外加全副鳞甲,于是只好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说:“吃了两口,便将它连肠带肚地吐出。”鸡蛋偶尔给一片,估计那个鸡蛋一共可以切最少六片。这样的一份正餐卖韩币1800元,相当于人民币14到15元。学生们还说这里算是便宜的和好吃的,所以这个食堂里熙熙攘攘,出来进去的多是所谓的美女,一个个吃得满面春风的。那些“阿主妈”对待我是特别优惠的,看见我去买饭,总是多给个一两八钱的。我正好立志减肥,也从不计较。记得读书时北大的学生有时因为食堂的师傅给的肉少(盖不住6两米饭),就和师傅吵架,现在看看韩国,知道什么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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