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1

埃及胜利的价值

ROGER COHEN 文 ruiheng 译 开罗—当我晚上在一个俯瞰解放广场的九层楼单元房写这篇文章时,整个广场充斥人群,一个巨大的欢呼已经兴起。埃及武装力量,发表了他们所称的第 一号公报,宣布埃及人民的要求将获得满足。长期统帅这支军队的侯赛尼·穆巴拉克没有表达任何讯息。在进行压制性统治30年后,他似乎辞去了职务。 “任务完成”,维尔·戈宁(Wael Ghonim,谷歌中东和北非营销主管)发出这样的推特信息,遭受12天拘留后,这个年轻的google执行官的组织能力和毁坏性的新闻访谈是个重要的激励力量。过了些时候,他说还要等待来自军方的进一步阐述。 在我下方的广场是个被灯光照亮的人群的海洋,人们围绕着广场中心的的帐篷城,它是过去几个星期长出来。埃及人聚集在此,老的少的,世俗的信教的,他们当初誓言穆巴拉克不下台他们就不走,现在看他们当初说那话可是动真格的。 来自军方的声明意味着,不管人民用什么方式要求自由都将被满足,这在未来的几天或未来的几小时里将变得十分清楚。埃及自1952年起就一直在这种或那种专制下生存。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埃及人像之前的突尼斯人,针对专制和腐败赢得了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胜利是以自由的名义争取的、是自我授权采取行动的、是追求人类尊严的。 奥巴马总统在经过犹豫之后,审慎考虑了反民主的穆巴拉克是否有可能释放民主(从现在局势看这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奥巴马总统必须让美国的影响力投入工作,保证一个崭新的社会出现于埃及,这新社会配得上人民对自由的热望,这新社会的人民值得拥有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振动 中心,作为一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国家,埃及能再次在这一地区承担起关键角色。 当然也有以下这些危险:权力真空,新形式的极权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曾有观点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有专制者才能制约宗教狂热,这种在两恶中非此即彼的观点已经呈现颓势。穆斯林兄弟会(它并不狂热)可以如同其他民主国家的宗教党派和机构那样,成为埃及社会的构成部分。 在军方声明发布前的几小时,我遇到一个42岁的投资银行家,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以前在高盛公司供职,现在在伦敦有好的工作,在伦敦南肯辛顿 South Kensington有很好的住处。他从电视上看了1月25日的大抗议,就扔下一切事物,回国投入埃及的自由事业。他说这是要么行动要么闭嘴的事业。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此时回到了祖国,这些专业人士代表着埃及的潜力,他们也发动怒火了。总是被一个老人随意支配,他们已经感到无法忍受。这位银行家星期三这样写给我:“真是个讽刺,西方国家花了几十亿到埃及,通过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协助,试图帮助提升我国的教育,提高公民责任感,创造公民社会价值,推进业主权益,推进人权;但是他们从未认识到他们真正该做的是给帮助我们埃及人获得自由,在一天一夜间你已经看到了转变—-我们自己能做好上述事务,为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感到真正获得了公民选举权。” 这场革命的价值是令人震惊的,这价值是由拥有感替代无能为力感带来的,并且这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罗这些天推搡、挤压、无序达到顶峰,现在人们排队进入解放广场。甚至广场上出现了一些收集有机废物的垃圾桶! 我跟一个24岁的职业人士帕里汗·阿拉姆(Perihane Allam)谈了话,她被局势的改变震惊了。性骚扰曾是开罗的大问题。“男人在街上总是对我动手动脚,说些脏话”,她说,这段时间在解放广场根本没有上述这些事了,开罗城其它地方也一样没有了这些丑恶现象。尊严以各种形式出现,人们超越了阶级、宗教的划分,一起自豪的认同“我是埃及人”。 这事件很容易被传奇化。这冲动的时刻不可能保持永久。贫穷和文盲将不会随着良好愿望的爆发而消失。但有几个原因深深打动我使我愿意赌埃及的民主 化是可行的。不像伊拉克,埃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没有什么大的民族裂隙。民主转型是从底层发动的,不像伊拉克是被施加外部影响而发生民主转型。埃及有一个大的高端职业人士阶层,他们为埃及的悠久遗产而自豪,耻于所有一切都被穆巴拉克统治,誓言将祖国带入现代世界。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而言,它已经迅速适应了在这场起义中互相妥协(译者:而不是采取极端行动),它曾长期是该国唯一的反对力量,可是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幽灵而存在,对抗着穆巴拉克的宣传武器库(译者:意思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对穆巴拉克的宣传势力有干扰作用)。过去,如果你有强烈宗教信念,或者你憎恨这个政权,你唯一可去之处是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如果允许成立其他可靠的反对党,这些反对党将争相拉拢这些持不同政见人群作为其选举票仓。 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广场上曾无数次拥抱着不戴面纱妇女作为掩护,向穆巴拉克的雇佣匪徒扔石头。这种在流血中时兴起来的渗透作用,将信教埃及人和世俗埃及人团结到一起。开罗大学科学教授汉尼·艾尔侯赛尼(Hany el-Hosseiny)告诉我,他与一位穆斯林兄弟会高层人物交谈过,这位高层表示深信,他想为埃及寻求的社会正是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这事件的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很清楚,1979年诞生于伊朗的伊斯兰旋风对解放广场的人们来说感觉像个古老的故事。 那位投资银行家正与三个生意人朋友做些组织工作,把瓦伊尔·高尼姆发布的各种讯息刻录成CD到全国分发,精炼各种讯息然后以各种形式散播出去。 他这样写给我:“很多人不具名的做这些事—-像给集体意识提供精神食粮。为什么?这事件最要紧的是关于结果和行动—由谁来做并不重要。这个集体意识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形成,每个人都已或大或小的方式做某种贡献,所有这些都导向着伟大事件的发生” 西方世界对这事件有些疲倦了,而阿拉伯世界正在苏醒。西方世界不能这样倦怠下去,倦怠将导致看不见伟大事件,疏于支持这个伟大事件。 来源:纽约时报(2011年2月10日) Egypt’s Victory of Values By ROGER COHEN Published: February 1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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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中共?

陳奎德十年前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 作者﹕胡平 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十六大發表文章,其中講到,中共如今已從全世界最後一個左派獨裁政權,轉變成全世界最後一個右翼專制。其實,早在十年前,我的好朋友陳奎德博士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從全能主義統治的轉化討論會”,普林斯頓,1992年1月18日–19日)。在這篇文章中,陳奎德歸納了所謂右翼專制的六個特點。它們分別是: 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政治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所不在; 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共轉變為右翼專制的客觀現實性。他指出: 1、在國際上,西方國家比較能容忍右翼專制政權,對共產左翼政權更不能容忍。陳奎德這一分析,可從十年來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得到印證。 2、如果俄國和東歐各國在民主轉型後的數年間,其總體經濟狀況未能擺脫困境,則中共右翼政權可以僥倖保住其獨佔的政治權力。這十年來,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國和東歐國家的“亂象”,也確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對政治改革的熱情。 3、經濟起飛的成就可為中共重建所謂政績合法性; 4、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及由此孿生出來的所謂“國情特殊論”在短期內可作為右翼專制政權的政治資源; 5、由於右翼專制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性格,它可能創造某種出其不意的政治聯盟,開闢新的政治組合空間,並從而鞏固其統治。關於這一點,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就行了。 應該說,陳奎德對右翼專制的預測和當今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見之明,令人嘆服。這裡我再作幾點補充說明。 首先,今日中國的右翼專制是直接從昨日的左派獨裁或曰共產極權制度轉化而來,因此它還帶有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一轉化中, 道統,尤其是法統並沒有改變。在中國,仍然是同一個共產黨在掌權,而共產黨仍然自稱共產黨;固然,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更強調鄧小平理論,現在又加上所謂“三 個代表”,但是中共仍然宣稱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稱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脈相承。 《紐約時報》文章提出問題:當中共走上右翼專制之路時,它是會象台灣和南韓那樣,經歷長時期的改革而成為民主國家呢,還是會象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那樣,由於經濟停滯和貪污腐敗而垮台? 考慮到中共由左派獨裁轉變為右翼專制的特殊方式,考慮到當今中國還兼具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我們必須指出,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因此大陸很難重複台灣的道路。 第一、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於民的主張總是合法的、正當的、可以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只敢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制的統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正當生存空間。 中共卻相反,因為中共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就在這次十六大上,江澤民講話還再次重申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內部,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呼聲總是不“合法”不“正當”的。國民黨開放民主是順勢運作,可是要共產黨開放民主卻不能不依賴民間反對力量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逆流而上。 第二、台灣、南韓,以及菲律賓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傳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民主化以後還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存在經濟改革經濟轉型的問題。在這些地方實現民主化,只需要開放政治、實現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國大陸卻不同,中國大陸原先是公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大陸還需要實現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或經濟轉型;與此同時,中共又不是象蘇聯東歐那樣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中共是在堅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的。由於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中國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導致權勢集團公然地、大規模地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不公不義、傷天害理。現今中國的貪污腐敗,不但在程 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台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難道不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由此可見,中國很難象《紐約時報》文章所設想的重複當年台灣或南韓的道路,中國的前景甚至比菲律賓和印尼還危險得多。除非我們大家及時行動起來,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為時不算太晚地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否則中國必將陷入極大的災難。 (原題為:左派獨裁、右翼專制、極權與後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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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

《華爾街日報》22日發表了偏向共和黨的民間研究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中美安全評估委員會”(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員樂登(Michael A. Ledeen)的文章“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指中國正走向法西斯主義。 文章說,布希在和中國的統治者們近距離的交往中,很可能會有矛盾心理,一方面,滿足於那種中國在反恐戰爭中幫助了我們的說法;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對中國軍力的看法有相當改變,認為它在不遠的將來會有大幅度提升,這點則令人擔憂。在他思考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到底會怎麼樣的時候,他或許會得出這個“人民共和國”很特殊、很難懂的結論。 中國並不像人民一直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從共產主義走向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事實上,它是一個我們以前從沒有見過的東西:一個成熟的法西斯政權。這種新的現象並不是很容易被認識到,主要由於兩點原因:第一,中國領導人繼續稱他們自己為共產主義者;第二,由於法西斯產生在二十世紀初,是一個新興的東西,它的領導人又非常具有革命者的特色,並在二戰中被摧毀了。而中國則完全沒有任何新意,它的統治者是沒有任何特色的第三、第四代領導人。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這些中國的過去和現任領導人們或許摧毀了一些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他們並沒有擁抱資本主義制度。國有制已經有所改變,有了私人財產,商人也被吸收入黨,盈利不僅不是禁忌,而且是公有和私營企業都鼓勵的。整個國家都成了一個商業公司:軍隊整個或者部份擁有企業、公司大股東同時是政府官員。 這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這是臭名昭著的“第三條道路”的“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最早在二十年代有法西斯份子墨索里尼實行,然後被歐洲的其他法西斯主義者搬了過去。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政權,中國殘酷地實行一黨專制。雖然和十多年前相比,在民間和媒體上都有了一些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批評那個制度和支援西方式民主自由的聲音是沒有多少空間的。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去煽動它的大眾,而不是用共產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們悄然地利用個人的利益來達到國家的更大目的。就像我們最近所見到的,這個政府用關押和恐嚇海外華人來表示它要主宰在任何地方的華人。中國統治者們相信他們統治的這群人並不是按地理劃分的。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不是像過去那些共產主義領導人那樣用純粹的馬列主義代替傳統文化,而是用中國傳統把他們自己的統治合法化。而正是這種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擁抱令西方觀察家們沉迷。很多人相信,像這樣一個有深厚傳統的國家一定會在社會和政治中證明他們深沉的人性。但是法西斯領袖們在二、三十年代做過同樣的事情。墨索里尼重建了羅馬,提供了一個用視覺回憶古代輝煌的機會;希特勒最欣賞的傳統式建築佈滿第三帝國。 就像他們的歐洲前輩,中國要在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是靠他們現在的實力,或科技、文化成就,而是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正像德國和義大利在走向戰爭時期,中國感覺被欺騙和羞辱了,所以要發洩歷史之怨氣。中國甚至模仿早期法西斯的某些不可思議概念,比如要推行糧食自給制的專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為這個想法著迷。 所以,那種認為由於中國一方面發展資本主義,一方面實行共產主義專制,所以是一個不穩定的制度的想法是錯誤的。儘管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都曾瘋狂,但法西斯主義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穩定的制度。不管怎麼說,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因為內部問題而垮臺,它是被更強的軍力摧垮的。 法西斯主義極為受歡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橫掃了民心得到權力,並天才地利用了大眾運動,他們無論在德國還是在義大利,都沒有面對任何反抗,直到他們在戰爭中開始失敗。 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壽命太短,所以人們很難弄明白一個穩定、持久的法西斯國家是否可以長久。從經濟上來說,公司國家比僵硬的的共產國家的中央計劃經濟要有彈性和適應性(雖然中國也很可能面臨日本那種在國家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麻煩)。我們和法西斯交往的短暫經歷,也給我們判斷其政治發展趨勢帶來困難。 雖然希特勒強調他和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在他的“第三帝國”實行民主化,墨索里尼也同樣不遵從義大利人民的自由意願。“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們也很難情願在這方面做出改變。如果他們想的話,就不會那麼擔心人民期待像臺灣那樣往民主自由方面的發展。 當然,用歷史解釋未來並不可靠。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的轉變意見令世界吃驚。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後,就必須遵守自由競爭的原則,於是會帶來更令人刮目的變化。他們或許正確,但是我懷疑。在眼見的過去,當一個政權危機的時候,政治是贏得過經濟的。中國的領導人經常說,他們無意效仿戈巴契夫的樣板。 布希目前必須考慮到現今中國的危險和挑戰。傳統的法西斯主義讚美戰爭,用軍事進行擴張。雖然中國領導人聲稱他們追求和平,但是,他們清楚地在準備戰爭,並且已經準備了多年。樂觀主義者強調中國不是擴張主義者,但是樂觀主義也曾嘲笑過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演講。有很多中國的讚美者強調北京的歷史角色,好像它有過開明的超級強國歷史。 假設義大利在法西斯革命之後五十年,墨索里尼死了,被埋葬了,但那個“公司國家”沒有損傷,它的黨仍在強有力的統治中,這種對傳統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解必須是我們理解中國的出發點。 國家被專職政治家和腐敗的“精英”主導,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這個制度並沒有特色,而是政治壓迫,犬儒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它的秘訣是“偉大的義大利人民”,無窮無盡地效仿他們古人的偉大之處。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或許得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與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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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两大政治毒瘤: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于绞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刺激了某些国人敏感的神经,纷纷起而反驳。引得笔者也想凑个热闹。但是等看了这些反驳的文章后,没有了兴致:出口都是政治立场,通篇皆为胡说八道。然而不说一点什么,觉得又放不下,故简而言之如下: 有的人觉得奥巴马太孤陋寡闻,搞不清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所以声称要给他“上党课”,其中有一位这样说“是没有机会给奥巴马上课,而不是没有水平给奥巴马上课。” 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高人”,真该为中国“庆幸”。 这位高人说:“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希特勒的宗旨是消灭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目的也是消灭共产主义”。这可能是这位高人用来说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同的最有力的论据了。非洲草原上狮子与鬣狗你死我活,是狮子好还是鬣狗好?一山不容二虎,两只虎有何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如一锅粥,哪个国家好?古代群雄为争夺江山,水火不容,又是那一只鸟好? 这位高人还说“如果德国日本不侵略苏联和中国,而去跟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战,还真是一股进步力量”。实际上德国和日本也在侵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成了“进步力量”了,听这话的口气你能分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呢,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还有的人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科学而后者不是。科学不是被封的,是由实践证明的。世上有那一事证明共产主义是科学的?说话者可能是生活在几十年前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呆得无可救药。至于说世界上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一位说是因为人类太自私(不配享受共产主义)。照此来说天堂也是有的,只怪人类缺少天使的翅膀。共产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应该适应人类,而不是人类适应共产主义,这样反客为主的推理逻辑,让人怀疑此人是否属于地球上的人类。 “主流”的理论给法西斯主义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种族优秀论、二是国家至上论、三是领袖至上论、四是意志至上论、五是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论,以此说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但是,共和国已有60岁高龄了,与其年龄相近者,应该都知道,上述五个特征共产主义也是十分明显的,或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不同之处也是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共产主义对人民实行了专制暴政,还要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还有一点确实也不同,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苏联的)不对别国侵略。但是笔者以为,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未必就是光彩的,共产主义者连自己的国土都保不住,何暇侵略别人?甚至于被人侵略,死了几千万无辜同胞,损失财产无数,等到在全世界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敌人后,却连国际通行的战争赔款都不敢要,又有何值得称道的?如果这是共产主义相较于法西斯主义的优越性,笔者宁可选择法西斯主义! 其实,这些“特征”都是一些犬儒杜撰出来的。“法西斯”一词,起源于古罗马。当时,罗马的每一个执政官都有12名侍卫官。侍卫官肩上抗着一束打人的笞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象征着国家最高长官的权力。这种笞棒就叫“法西斯”。它是用来处人以死刑的一种刑具。倘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执政官如宣判:“用‘法西斯’对他处以死刑。”侍卫官立即从肩上解开笞棒束——“法西斯”,狠狠地抽打罪人,直到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再拉他跪在地上,从“法西斯”中抽出斧头,当场砍下他的头颅。这就是“法西斯”的来历。所以法西斯主义就是专制、暴力的统治。凡是追捧专制、独裁、暴力、恐怖统治的,都可以称为法西斯主义。 近代集法西斯主义大成者希特勒,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好像并没有声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相反地希特勒倒是声称自己搞得是“社会主义”,如此看起来,共产主义岂不是和法西斯主义有一些相似了吗? 共产主义是不是奉行专制独裁,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以及把这些历史的垃圾发挥到何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已不用笔者来回答了,大凡有良知和正常思维的人早已有了定论。共产主义确实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发展了的法西斯主义,披上了“科学”、“人民民主”等华丽外衣的法西斯主义。 说完法西斯主义后, 不由的要悲悯一回中国人。全世界脑筋正常的人类都已看清的事实,我们为什么就看不清?人家视之如恶魔,避之如恶疾,弃之如毒素的东西,我们为何却把它当成宝贝呢?这让世人如何看待生活在东方的这一群人?对于思维不正常的人类我们会按正常人对待吗?别人不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吗?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认为是好的东西,我们偏偏要抵制,我们是疯了?傻了?还是脑子进水了?一个神经健全的人,即使被洗了脑也是可以恢复正常理智的,中国人啊何时能恢复理智? 奥巴马固然没有我们更了解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因为他或许并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它们。然而如果我们曾经体验了,仍然没有咂摸出一点滋味来,或者说,一个掉到粪坑里的人,觉得粪坑里还很舒服,那可真是悲哀呀! 也许如苏东坡说得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套用一个网友的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豪,但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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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中共十八大猜想

(何频注:本文发表在半年前的明镜月刊。尽管我获得了更多新的信息,现仍保持本文原貌发在明镜网上) 除了毛泽东一人万岁无党无派的时代之外,中共十八大可能是预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共党代会。现在,不仅仅有关十八大的政治耳语热流于朝野之中,媒体、出版的有关题材亦开始热络。人们普遍不相信未来几年政策会有根本性变化,用舆论调控百姓思想,用军警扼杀反对力量,用金钱软化内外矛盾,仍然会持续且有效,是可以使中共政权在星火之中仍能免于崩溃。所以,人们开始期待,新的人事也许才能使中国转型重新获得动力。同时,人数不多却有强大代表力的政界权贵和商界钱贵,在急切谋取这个划分江山扩张股份的大机会。 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正是人们很想知道的:十八大有没有意外发生?谁在决定谁在布局?各派势力有何消长?很多人都有可能提供答案,基于对之前中共党代会和现在政局的认识,基于一些流传的小道消息,甚至基于自己的希望和想象……但是,没有人可以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包括党国大老们,也不敢说:这是定案。 于是,我们的讨论变得诡秘,也有趣。这不是政治学,因为没办法用学术框架作出预见。但是,这些讨论和未来的过程、结果,给政治学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解剖对象,它使得之前的转型理论显得过于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没有错的。21世纪,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转型仍是未定之天,没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党的领导人更替还不可预测,它当然可能决定这世纪全世界人民的福或祸,也使得我们这个恶俗的权谋话题具有了世纪和世界意义,可以大胆借用“哥德巴赫猜想”的说法,将本文命名为:中共十八大猜想。 十八大有多少意外? 我们很容易回忆: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四次党代会结果看,每一次党代会都出现了大意外。 1992年中共十四大前,军人在民间遭到痛恨,在政坛上却颇有威慑力,杨家兄弟杨家将,军领党国之势锐利难挡。谁曾想到老人发威,弱主翻身,杨家麾下数百新星悉数遭贬,却出了个胡锦涛。 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江落石出”之说言之有理,激动人心,谁曾想到,乔石是“乔”之石,挡不住江水滔滔流,巨浪卷石细无声。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和平交权成党意民心,胡锦涛取代江泽民不是意外。谁曾想到,“七上八下”成了李瑞环罩门,小木匠熬成老木匠,正是退休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共青团势力了得,“三胡”(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的传人势在必得。谁曾想到,刚在上海没坐热交椅的习近平成了王储,李克强倒成了备胎。 虽然历史有时重复有时不重复,但出意外是政治尤其是中共的常态,所以我们还得猜测一下十八大的变量。 最大的意外是胡锦涛连任——这也是最小的可能。近臣图谋胡总连任不难理解,合理性也可编出一大捆,不过党意民心似乎认定,让总书记干两届够了。虽然没有民选,但人们对总书记任期的默认和一般民主国家民选总统的任期限制接上了轨。所以,如果有人霸王强上弓,箭会反弹回来的。 另有一个大意外是习近平接不成班——这也是较小的可能。自从习近平四中全会没有出任军委副主席,有关习的不利传言便倍增,不过细究起来多是捕风之言。习近平倍感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也不是一个特想冒头的人,但他是几个群体共同的符号,是一种稳定的符号。 再有一个大的意外是李克强连管家都当不成,当个名高权空的委员长,由王歧山接总理。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可能性也不大。王歧山当然有能力,可他自找的太子标记,这个时候是最大苦头。如果习近平不接班,王歧山接总理可能性就增大了。 还有意外是,各派和谐不成,政治局常委会规摸扩大或缩小。有人说,扩大有利江人马,缩小有利胡人马。令计划、俞正声、刘延东等人的留或升,与此相关。 我们列出了上述意外,如果还有其它意外,那真是意外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体而言,“意外”在1989年六四之后变得有节制多了,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上台弄权你下台享福(另类君主立宪),你可以叫“破船理论”:折腾太过大家落水。所以胡总警告同志们:勿折腾。党还有个文明用词:同舟共济。 四人布局谁来当权? 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共内部有了很多套“明规则”:例如任命规则形成七十多项条款,晋升与工龄、教育水平和每五年必修的党校课程挂钩。担任省市长必须接受评级,依据是一长串看似由管理咨询师拟定的数字指针,经济增长率、投资、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量以及公共秩序,理论上都是绩效评估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德利就指出,中组部已摆出资深跨国猎头公司的全部架势——利用心理测试和测谎仪,并与拟提拔的官员的同事作秘密面谈。 然而,这一套复杂的评估、科学的制度太容易被我们“优秀的年轻干部”们破解了,无论是学历、政绩或环保指数(科学发展观)、机关评分,都不难达到上级的要求,只是年龄篡改的机会少了些(将军们的机会多些)。 现在,“优秀的年轻干部”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了,决定他们仕途命运的是点将者:不管白老鼠黑老鼠,被领导看中的才是最好的老鼠。 那么,谁在决定中共十八大人事?很多人是可以排除在外的,李鹏、朱镕基、乔石、李瑞环、吴官正、尉建行、李岚清、罗干、刘华清等老常委们,他们中有人自嘲基本上属于三保户:保命(长寿)、保子女(发大财)、保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逢年过节时,胡总会去看望他们,他们顶多发发牢骚,语调还算平和,他们其实很知足了:哪一个国家容得了如此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呀,夫复何求?有一些常委虽然仍在台上,人事话语权也是较小的。和至少十位知情人士和专家讨论,多数相信对十八大人事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四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 江泽民可能是最近十多年遭到最多非议的领导人,从另一个角度看,江泽民表现出某种政治冲动或灵活性。没有任何权威的消息说,江泽民如当年赵紫阳所透露的邓小平那样:拥有最后拍板权,但江泽民和李鹏、朱镕基不同,他是退而不休。只要他的身体许可,他的声音至少在十八大前仍可能是最强的,同时他的顾忌也比胡锦涛少。 江泽民支持习近平上台是很明显的,习从福建到浙江,尤其是到上海,江都是关键的点将者。虽然习的父亲反对元老们将胡耀邦弄下台,也反对六四镇压学生,但习仲勋也反对邓小平将江泽民换下来的念头。这对于当年的江泽民而言无疑是大恩。 当然习近平出线远不止这些,常年掌管组织人事的曾庆红的推动也是不能或缺的。习近平这张牌不仅削弱了共青团势力,延长了红色家庭们的血缘,更重要是,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政治缓冲空间和未来的政治想象空间。 对于江泽民、曾庆红而言,力保习近平是不太可能动摇的。即使他们并不是没有备胎——这个备胎是也容易得到胡锦涛支持的李源潮,但现在看不到动用备胎这种必要性。 胡锦涛作为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可以动用的权力较为合法和广泛。其实从十六大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胡锦涛采用的是地方围中央战略:除了最重要的几个省市,调升的人多有胡系色彩。 在未来政治局上,可以看到胡锦涛努力的成果,这使得胡在退休之后,某些个人的印记不会被清除。更长远的利益是,胡是否着手培养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从而让隔代指定三代传?港台的媒体派发了一些接班人名单,但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先想讨论的是:他能将令计划推上常委之座吗?稍后,我们会略为深入地讨论这一点。 温家宝其实是一个更值得剖析的人物。他对民主的诠释、对书本的着迷,使他更象一位最高领导人,而且象是一个可以领导中国民主化的领导人。但他只是总理,这大大局限了他的雄心,同时,当他努力打造平民总理形象时,网友居然送他一个“影帝”的绰号。温总理或不明白,民主就意味着一种尽可能不相信领导人的文化,这正是很多政客拒绝民主的根本原因。不过,相比胡锦涛,温家宝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培植人马,而且不止是在国务院,只是,这些人马在十八大上要冒升到最顶层并不容易,无论是王岐山还是李克强,没人认为和他相关。 团派太子秘书最后一战 团派、太子党、秘书帮,都不是很精确的说法,太子当然未成党,秘书当然难成帮,但这些词汇得以流传,是因为很形象,而且真切地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然而,本文在此却要宣布:团派、太子党、秘书帮势力将在中共十八大上达到顶峰,然后衰落。 因为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的相继崛起,许多人将到共青团任职视为未来领导人的指标。的确,我们一查现任省部级领导人的背景,发现很多人有过共青团任职的经历。其实这和八十年代元老们急于建立第三梯队有关,不少人尤其是高干子弟只不过将共青团作一个临时跳板,任职并不长,而且那个时代仍是意识形态主导,共青团那一套吹吹喊喊还有些舞台。 在过去几年,共青团势力得到全面性膨胀,但是他们得到的认同感越来越低。尤其是那些职业团干真正提升到实权部门,明显力不从心,一如军队的军事指挥官退役到地方,业务能力几乎要重新开始训练。对于一个必须用高速经济增长、用高效行政能力填补政权合法性空洞的政权而言,职业团干那些花架子是没有用而且被人瞧不起的。 李克强正是这种看法的受害者。这个聪明也有可塑性的新星,有过主政河南和辽宁的机会,政绩却都乏善可陈,至少风头不及李源潮、薄熙来、汪洋。他的失误在于,他太模仿胡总了。但时代有点不同了。汪洋就走出了另一种格局,与王歧山也有一比。 职业团干成为未来最高层领导人的机率越来越低,共青团作为一种势力自我认同感也会越来越弱。共青团仍会存在,但会俱乐部化,只有极个别人会去沾点团气,还是要尽快到实务部门磨练。 当然,中共十八大上,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层次,有共青团背景的人之多,前所未有,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更是其中佼佼者。 比起共青团,太子党在中共十八届政治局更要强势,上述三个团派人物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其实都是中共中高层官员的子弟,或者叫革命后代:李源潮是中共华东系的要员李干成之子,所以大老陈丕显刻意要培养他;李克强的父亲五十年代就是一县之长,官至副厅,在六七十年代也不低,他的岳父程金瑞“文革”前就是河南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八十年代初向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极力推荐李克强;而令计划的父亲也是副省级的离休官员(原来说他是处级官员,实在是低估他了)。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等,加上在军队上来的太子军,以及还有希望的俞正声、刘延东(虽然年龄接近上限),更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们彼此有分歧但血缘认同感比共青团要强:江山是我们的老子打下来的。 问题在于,中国“富贵不过三代”的宿命论仍然有效,上述太子党的势力,在十八大之后便会衰落,而且几乎看不到接班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的儿子们也就要个正省副部)。他们可以欣慰的是,他们后代有的捞足了,可以到全世界挥霍;有的是西方名牌学校学生,有的是西方上流社会的尤物,他们有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他们会成为美国公民、加国公民,他们不会再挤到中国政治舞台上。即使有一两个,也多只是台湾章孝严那种角色。 秘书,是中共政治中最大的“影子部队”。在中共元老时代,或因为元老体弱不良于行,或因为元老文化不多不擅言词,秘书就是元老政治的执行者、操弄者,当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秘书,本人就是高级干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大声。江泽民刚升为总书记时住在招待所,同住一地的宋任穷秘书刘泽彭(中组部副部长)居然对他爱理不理。当然,随着元老政治结束,新一代领导人个人素质较高,秘书的政治功能也就急速萎缩,沦为生活秘书,打点行程居多。那位刘泽彭很快被贬,薄一波的秘书王益甚至身陷囹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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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反政府示威、美國外交、民主思潮、中東局勢

埃及反政府示威快將持續 2 星期之久 , 軍方的介入與態度未明讓全世界為之又喜又悲 , 喜是軍方暫時表明不實施強力鎮壓造成無意義的流血 , 以企圖延續過去近 30 年的所謂“穩定”, 悲是埃及軍方未有如突尼斯軍隊清楚宣示他們站在革命一方 , 無論軍方決定站在穆巴拉克抑或接管新政權 , 前景亦未見有讓人感到樂觀的跡象 . 這次反政府示威被視為突尼斯革命的延伸 , 如筆者先前指出這區域中的重點國家的專制統治者都得當心 , 現在這股思潮現已直抵約旦等地 , 並繼續向其他阿拉伯國家進發. 跟突尼斯革命有所不同 , 若首先被波及的國家並非埃及 , 事情受關注程度以及影響力均可能不如現在. 埃及的阿拉伯 中東世界的地緣政治長久地與 3 個問題牽連著: 現代化與世俗化、美國介入以及最經常被人忽略的 — 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競爭. 阿拉伯國家之間並非你死我活 , 它更像是“當老大”的比賽. 自上世紀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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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魔怪的百年饕餮

作者﹕郑岩 青年马克思自从背信了天主基督,改信了犹太教中的撒旦,便被邪灵所控,完全变成了邪恶歹徒,发毒誓要跟上帝作对,要与人类为敌。 撒旦对他的攫魂摄魄,在《演奏者》诗中写道: 看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大胆了—— 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外起, 如空气般清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 抓住并抓碎你——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的父亲对上帝虔诚信仰。他看到儿子的邪怪思想惋惜地说:“儿子被魔鬼转化!” 马克思“渴望向上帝复仇”,它要把上帝,把人类“抓住并抓碎”,完全露出了它嗜血的焦渴状和饕餮的饥饿状的疯狂兽性凶相。 近来发掘出的相当数量的马克思的书信、诗作、亲友回忆录,把马克思以极端阴暗的变态心肠亲手营建的地狱的冷酷、恐怖呈现出来。请看《绝望者的魔咒》: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端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苍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的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当年,曾是马克思最好的朋友回忆说:“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它,以得到它的宽恕;马克思是极端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这几句回忆给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邪教信徒们,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画了像。 马克思为了实现在上苍建起他的“王座”,他看到的第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道德。于是,他公开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 人类有史以来,维系人类正常美好关系的,被人类良知公认的人伦、文化精神内核的道德情操,是支撑人类健旺发展的必须。正如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所说:“美德是所有事物里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最理想的生命是将其一生奉献用于寻找神。”马克思是深谙此一说道的。它看到这是它在上苍建立它的“王座”不可逾越的天障,于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道德决然采取了一概摧毁和彻底摒弃。后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它的信徒皆出一喉宣称:要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类,使人类道德沦丧,道德失缺,道德紊乱,陷于仇恨恶斗的根本原因。 摧毁这个根本的同时,就是暴力横行。马克思18岁时以“第三人称”写道:“他(我)没有幻想要为人类、为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服务。他(我)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我)的王座。”同时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化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 马克思的共产邪恶主义,百年来从书斋走向人群,走到社会,它的邪恶信徒的确煽诱了相当一部份人心中的魔鬼,激起了他们最卑鄙的激情,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制造着一起起社会动乱,催生了一个个畸型的社会怪胎。马克思这只邪灵怪兽的幽灵及其育化的一只只凶兽,一双双魔爪在不停地抓碎着人类。巴黎街头、莫斯科红场、东方的三湘四水、井冈五井、北京天安门广场,都是这只巨兽翩跹怪舞饕餮人肉的见证场。一万万人的生命毁灭了,这就是它所谓的“创造”;被它抓碎的这部份人类,是为了制作这魔鬼天苍的“王座”。 中共对马克思邪恶主义衣钵的继承,正如它们的御用文人所说:毛泽东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的邪恶主义,毛的邪恶思想,是当代顶峰的马克思邪恶主义。看来,这的确不是吹牛。 列宁、斯大林武装篡窃了俄国“二月革命”成果,在其过程和之后,杀害2000多万人,包括“肃反”自残;中共以毛最为恶魔,它以农民、士兵和与其比肩的“同志”的血浇灌了它这枝毒花,并以他们的尸骨垫起了它的霸主之位,借二战日军侵华的亡国之机储备力量,篡窃了推翻清王朝的民主共和革命成果,实行独裁专政。它和继承者人为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群体灭绝罪案,已杀害了8000多万人。这种屠杀,为人类有史以来独有罕见。这个恶党给我们民族,给东方人带来的剧痛、久痛、隐痛,都沉痛的说明:它们在人类总人口中为数最多的大国,忠实地执行了总教主“抓碎人类”总体恐怖计划的重要组成是不遗余力的。 由于马邪教杀人太多,多行不义,全方位拆穿和撕破了它们“人间天堂”的谎言,露出了魔怪的巨兽凶相。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东波的解体,这魔怪的百年翩跹之舞已渐被夕阳晚幕合上。 在共产邪魔被彻底埋葬的前夕,中共是万分惊恐的,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杀人太多,所欠的这笔巨大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也是无法偿还的。为了延缓被“清算”的一天到来,今天它们已无所不用其极地把马、毛邪教教权、法西斯政权、权贵资本所有的金权集为一体,三颗头颅长在一只东方恶龙身上,这给东方大国即将来临的文明交替带来巨难。正因为如此,它的轰轰烈烈也必然震撼整个宇宙。 8000多万人的“三退”,已不再作为这条恶龙身上的鳞片,这恶龙身上的鳞片剥落也必将如大雪纷飞。一天天觉悟了的人民,为了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旦排出了马教主所说的被“盲目的寒冷的死亡所占有”的心理状态,那条恶龙立即就会化为乌有。 人民的胜利和自由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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