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1

埃及胜利的价值

ROGER COHEN 文 ruiheng 译 开罗—当我晚上在一个俯瞰解放广场的九层楼单元房写这篇文章时,整个广场充斥人群,一个巨大的欢呼已经兴起。埃及武装力量,发表了他们所称的第 一号公报,宣布埃及人民的要求将获得满足。长期统帅这支军队的侯赛尼·穆巴拉克没有表达任何讯息。在进行压制性统治30年后,他似乎辞去了职务。 “任务完成”,维尔·戈宁(Wael Ghonim,谷歌中东和北非营销主管)发出这样的推特信息,遭受12天拘留后,这个年轻的google执行官的组织能力和毁坏性的新闻访谈是个重要的激励力量。过了些时候,他说还要等待来自军方的进一步阐述。 在我下方的广场是个被灯光照亮的人群的海洋,人们围绕着广场中心的的帐篷城,它是过去几个星期长出来。埃及人聚集在此,老的少的,世俗的信教的,他们当初誓言穆巴拉克不下台他们就不走,现在看他们当初说那话可是动真格的。 来自军方的声明意味着,不管人民用什么方式要求自由都将被满足,这在未来的几天或未来的几小时里将变得十分清楚。埃及自1952年起就一直在这种或那种专制下生存。 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埃及人像之前的突尼斯人,针对专制和腐败赢得了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胜利是以自由的名义争取的、是自我授权采取行动的、是追求人类尊严的。 奥巴马总统在经过犹豫之后,审慎考虑了反民主的穆巴拉克是否有可能释放民主(从现在局势看这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奥巴马总统必须让美国的影响力投入工作,保证一个崭新的社会出现于埃及,这新社会配得上人民对自由的热望,这新社会的人民值得拥有一个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作为曾经的阿拉伯世界振动 中心,作为一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国家,埃及能再次在这一地区承担起关键角色。 当然也有以下这些危险:权力真空,新形式的极权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曾有观点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有专制者才能制约宗教狂热,这种在两恶中非此即彼的观点已经呈现颓势。穆斯林兄弟会(它并不狂热)可以如同其他民主国家的宗教党派和机构那样,成为埃及社会的构成部分。 在军方声明发布前的几小时,我遇到一个42岁的投资银行家,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以前在高盛公司供职,现在在伦敦有好的工作,在伦敦南肯辛顿 South Kensington有很好的住处。他从电视上看了1月25日的大抗议,就扔下一切事物,回国投入埃及的自由事业。他说这是要么行动要么闭嘴的事业。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此时回到了祖国,这些专业人士代表着埃及的潜力,他们也发动怒火了。总是被一个老人随意支配,他们已经感到无法忍受。这位银行家星期三这样写给我:“真是个讽刺,西方国家花了几十亿到埃及,通过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协助,试图帮助提升我国的教育,提高公民责任感,创造公民社会价值,推进业主权益,推进人权;但是他们从未认识到他们真正该做的是给帮助我们埃及人获得自由,在一天一夜间你已经看到了转变—-我们自己能做好上述事务,为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感到真正获得了公民选举权。” 这场革命的价值是令人震惊的,这价值是由拥有感替代无能为力感带来的,并且这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开罗这些天推搡、挤压、无序达到顶峰,现在人们排队进入解放广场。甚至广场上出现了一些收集有机废物的垃圾桶! 我跟一个24岁的职业人士帕里汗·阿拉姆(Perihane Allam)谈了话,她被局势的改变震惊了。性骚扰曾是开罗的大问题。“男人在街上总是对我动手动脚,说些脏话”,她说,这段时间在解放广场根本没有上述这些事了,开罗城其它地方也一样没有了这些丑恶现象。尊严以各种形式出现,人们超越了阶级、宗教的划分,一起自豪的认同“我是埃及人”。 这事件很容易被传奇化。这冲动的时刻不可能保持永久。贫穷和文盲将不会随着良好愿望的爆发而消失。但有几个原因深深打动我使我愿意赌埃及的民主 化是可行的。不像伊拉克,埃及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也是世界最古老的民族—-没有什么大的民族裂隙。民主转型是从底层发动的,不像伊拉克是被施加外部影响而发生民主转型。埃及有一个大的高端职业人士阶层,他们为埃及的悠久遗产而自豪,耻于所有一切都被穆巴拉克统治,誓言将祖国带入现代世界。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而言,它已经迅速适应了在这场起义中互相妥协(译者:而不是采取极端行动),它曾长期是该国唯一的反对力量,可是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称职的幽灵而存在,对抗着穆巴拉克的宣传武器库(译者:意思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对穆巴拉克的宣传势力有干扰作用)。过去,如果你有强烈宗教信念,或者你憎恨这个政权,你唯一可去之处是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如果允许成立其他可靠的反对党,这些反对党将争相拉拢这些持不同政见人群作为其选举票仓。 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广场上曾无数次拥抱着不戴面纱妇女作为掩护,向穆巴拉克的雇佣匪徒扔石头。这种在流血中时兴起来的渗透作用,将信教埃及人和世俗埃及人团结到一起。开罗大学科学教授汉尼·艾尔侯赛尼(Hany el-Hosseiny)告诉我,他与一位穆斯林兄弟会高层人物交谈过,这位高层表示深信,他想为埃及寻求的社会正是西方式的民主社会。这事件的后续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很清楚,1979年诞生于伊朗的伊斯兰旋风对解放广场的人们来说感觉像个古老的故事。 那位投资银行家正与三个生意人朋友做些组织工作,把瓦伊尔·高尼姆发布的各种讯息刻录成CD到全国分发,精炼各种讯息然后以各种形式散播出去。 他这样写给我:“很多人不具名的做这些事—-像给集体意识提供精神食粮。为什么?这事件最要紧的是关于结果和行动—由谁来做并不重要。这个集体意识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形成,每个人都已或大或小的方式做某种贡献,所有这些都导向着伟大事件的发生” 西方世界对这事件有些疲倦了,而阿拉伯世界正在苏醒。西方世界不能这样倦怠下去,倦怠将导致看不见伟大事件,疏于支持这个伟大事件。 来源:纽约时报(2011年2月10日) Egypt’s Victory of Values By ROGER COHEN Published: February 10,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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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中共?

陳奎德十年前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 作者﹕胡平 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就中共十六大發表文章,其中講到,中共如今已從全世界最後一個左派獨裁政權,轉變成全世界最後一個右翼專制。其實,早在十年前,我的好朋友陳奎德博士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從全能主義統治的轉化討論會”,普林斯頓,1992年1月18日–19日)。在這篇文章中,陳奎德歸納了所謂右翼專制的六個特點。它們分別是: 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政治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所不在; 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還進一步分析了中共轉變為右翼專制的客觀現實性。他指出: 1、在國際上,西方國家比較能容忍右翼專制政權,對共產左翼政權更不能容忍。陳奎德這一分析,可從十年來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得到印證。 2、如果俄國和東歐各國在民主轉型後的數年間,其總體經濟狀況未能擺脫困境,則中共右翼政權可以僥倖保住其獨佔的政治權力。這十年來,中共一直大肆渲染俄國和東歐國家的“亂象”,也確有不少人因此而降低了對政治改革的熱情。 3、經濟起飛的成就可為中共重建所謂政績合法性; 4、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及由此孿生出來的所謂“國情特殊論”在短期內可作為右翼專制政權的政治資源; 5、由於右翼專制的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性格,它可能創造某種出其不意的政治聯盟,開闢新的政治組合空間,並從而鞏固其統治。關於這一點,只消想一想中共允許資本家入黨就行了。 應該說,陳奎德對右翼專制的預測和當今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大致吻合的。其先見之明,令人嘆服。這裡我再作幾點補充說明。 首先,今日中國的右翼專制是直接從昨日的左派獨裁或曰共產極權制度轉化而來,因此它還帶有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這一轉化中, 道統,尤其是法統並沒有改變。在中國,仍然是同一個共產黨在掌權,而共產黨仍然自稱共產黨;固然,今天的中共實際上更強調鄧小平理論,現在又加上所謂“三 個代表”,但是中共仍然宣稱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稱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是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一脈相承。 《紐約時報》文章提出問題:當中共走上右翼專制之路時,它是會象台灣和南韓那樣,經歷長時期的改革而成為民主國家呢,還是會象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那樣,由於經濟停滯和貪污腐敗而垮台? 考慮到中共由左派獨裁轉變為右翼專制的特殊方式,考慮到當今中國還兼具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若干特點,我們必須指出,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因此大陸很難重複台灣的道路。 第一、國民黨從一開始就認同憲政民主理念,它把實行威權統治視為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要求回歸憲政,要求還政於民的主張總是合法的、正當的、可以理直氣壯的。南韓、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也差不多,連當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政府也不能不從原則上承認憲政民主,只敢把自己當作臨時性的過渡性政權,因此在這些右翼專制的統治下,民主力量總擁有一定的正當生存空間。 中共卻相反,因為中共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就在這次十六大上,江澤民講話還再次重申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因此在中共內部,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呼聲總是不“合法”不“正當”的。國民黨開放民主是順勢運作,可是要共產黨開放民主卻不能不依賴民間反對力量和黨內的反對力量逆流而上。 第二、台灣、南韓,以及菲律賓和印尼,民主化以前就是傳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民主化以後還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存在經濟改革經濟轉型的問題。在這些地方實現民主化,只需要開放政治、實現政治和解就行了。 中國大陸卻不同,中國大陸原先是公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大陸還需要實現化公為私的經濟改革或經濟轉型;與此同時,中共又不是象蘇聯東歐那樣在民主化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中共是在堅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轉型的。由於缺少起碼的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中國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權貴私有化,導致權勢集團公然地、大規模地搶劫公有財產,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是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不公不義、傷天害理。現今中國的貪污腐敗,不但在程 度上遠遠超過當年的台灣、南韓,也超過當年的菲律賓和印尼,而且在性質上要比菲律賓和印尼的情況還惡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樣,中共先是用專制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制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難道不比蘇哈托治下的印尼還惡劣百倍嗎? 由此可見,中國很難象《紐約時報》文章所設想的重複當年台灣或南韓的道路,中國的前景甚至比菲律賓和印尼還危險得多。除非我們大家及時行動起來,向中共當局施加壓力,為時不算太晚地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否則中國必將陷入極大的災難。 (原題為:左派獨裁、右翼專制、極權與後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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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

《華爾街日報》22日發表了偏向共和黨的民間研究機構“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研究員、“中美安全評估委員會”(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成員樂登(Michael A. Ledeen)的文章“從共產主義走向法西斯主義?”(From Communism to Fascism?),指中國正走向法西斯主義。 文章說,布希在和中國的統治者們近距離的交往中,很可能會有矛盾心理,一方面,滿足於那種中國在反恐戰爭中幫助了我們的說法;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對中國軍力的看法有相當改變,認為它在不遠的將來會有大幅度提升,這點則令人擔憂。在他思考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到底會怎麼樣的時候,他或許會得出這個“人民共和國”很特殊、很難懂的結論。 中國並不像人民一直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從共產主義走向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事實上,它是一個我們以前從沒有見過的東西:一個成熟的法西斯政權。這種新的現象並不是很容易被認識到,主要由於兩點原因:第一,中國領導人繼續稱他們自己為共產主義者;第二,由於法西斯產生在二十世紀初,是一個新興的東西,它的領導人又非常具有革命者的特色,並在二戰中被摧毀了。而中國則完全沒有任何新意,它的統治者是沒有任何特色的第三、第四代領導人。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這些中國的過去和現任領導人們或許摧毀了一些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他們並沒有擁抱資本主義制度。國有制已經有所改變,有了私人財產,商人也被吸收入黨,盈利不僅不是禁忌,而且是公有和私營企業都鼓勵的。整個國家都成了一個商業公司:軍隊整個或者部份擁有企業、公司大股東同時是政府官員。 這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這是臭名昭著的“第三條道路”的“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最早在二十年代有法西斯份子墨索里尼實行,然後被歐洲的其他法西斯主義者搬了過去。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政權,中國殘酷地實行一黨專制。雖然和十多年前相比,在民間和媒體上都有了一些各種各樣的觀點,但是批評那個制度和支援西方式民主自由的聲音是沒有多少空間的。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中國政府利用民族主義去煽動它的大眾,而不是用共產主義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 就像最早的法西斯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們悄然地利用個人的利益來達到國家的更大目的。就像我們最近所見到的,這個政府用關押和恐嚇海外華人來表示它要主宰在任何地方的華人。中國統治者們相信他們統治的這群人並不是按地理劃分的。 現在的中國領導人不是像過去那些共產主義領導人那樣用純粹的馬列主義代替傳統文化,而是用中國傳統把他們自己的統治合法化。而正是這種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擁抱令西方觀察家們沉迷。很多人相信,像這樣一個有深厚傳統的國家一定會在社會和政治中證明他們深沉的人性。但是法西斯領袖們在二、三十年代做過同樣的事情。墨索里尼重建了羅馬,提供了一個用視覺回憶古代輝煌的機會;希特勒最欣賞的傳統式建築佈滿第三帝國。 就像他們的歐洲前輩,中國要在世界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不是靠他們現在的實力,或科技、文化成就,而是他們的歷史和文化。正像德國和義大利在走向戰爭時期,中國感覺被欺騙和羞辱了,所以要發洩歷史之怨氣。中國甚至模仿早期法西斯的某些不可思議概念,比如要推行糧食自給制的專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曾為這個想法著迷。 所以,那種認為由於中國一方面發展資本主義,一方面實行共產主義專制,所以是一個不穩定的制度的想法是錯誤的。儘管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都曾瘋狂,但法西斯主義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穩定的制度。不管怎麼說,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因為內部問題而垮臺,它是被更強的軍力摧垮的。 法西斯主義極為受歡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橫掃了民心得到權力,並天才地利用了大眾運動,他們無論在德國還是在義大利,都沒有面對任何反抗,直到他們在戰爭中開始失敗。 由於法西斯主義的壽命太短,所以人們很難弄明白一個穩定、持久的法西斯國家是否可以長久。從經濟上來說,公司國家比僵硬的的共產國家的中央計劃經濟要有彈性和適應性(雖然中國也很可能面臨日本那種在國家指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麻煩)。我們和法西斯交往的短暫經歷,也給我們判斷其政治發展趨勢帶來困難。 雖然希特勒強調他和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肯在他的“第三帝國”實行民主化,墨索里尼也同樣不遵從義大利人民的自由意願。“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們也很難情願在這方面做出改變。如果他們想的話,就不會那麼擔心人民期待像臺灣那樣往民主自由方面的發展。 當然,用歷史解釋未來並不可靠。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裏的轉變意見令世界吃驚。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後,就必須遵守自由競爭的原則,於是會帶來更令人刮目的變化。他們或許正確,但是我懷疑。在眼見的過去,當一個政權危機的時候,政治是贏得過經濟的。中國的領導人經常說,他們無意效仿戈巴契夫的樣板。 布希目前必須考慮到現今中國的危險和挑戰。傳統的法西斯主義讚美戰爭,用軍事進行擴張。雖然中國領導人聲稱他們追求和平,但是,他們清楚地在準備戰爭,並且已經準備了多年。樂觀主義者強調中國不是擴張主義者,但是樂觀主義也曾嘲笑過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演講。有很多中國的讚美者強調北京的歷史角色,好像它有過開明的超級強國歷史。 假設義大利在法西斯革命之後五十年,墨索里尼死了,被埋葬了,但那個“公司國家”沒有損傷,它的黨仍在強有力的統治中,這種對傳統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解必須是我們理解中國的出發點。 國家被專職政治家和腐敗的“精英”主導,但不是真正的信仰者。這個制度並沒有特色,而是政治壓迫,犬儒主義代替了理想主義,它的秘訣是“偉大的義大利人民”,無窮無盡地效仿他們古人的偉大之處。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或許得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與其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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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两大政治毒瘤: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于绞刑。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刺激了某些国人敏感的神经,纷纷起而反驳。引得笔者也想凑个热闹。但是等看了这些反驳的文章后,没有了兴致:出口都是政治立场,通篇皆为胡说八道。然而不说一点什么,觉得又放不下,故简而言之如下: 有的人觉得奥巴马太孤陋寡闻,搞不清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所以声称要给他“上党课”,其中有一位这样说“是没有机会给奥巴马上课,而不是没有水平给奥巴马上课。” 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高人”,真该为中国“庆幸”。 这位高人说:“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是敌对关系。希特勒的宗旨是消灭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目的也是消灭共产主义”。这可能是这位高人用来说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同的最有力的论据了。非洲草原上狮子与鬣狗你死我活,是狮子好还是鬣狗好?一山不容二虎,两只虎有何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如一锅粥,哪个国家好?古代群雄为争夺江山,水火不容,又是那一只鸟好? 这位高人还说“如果德国日本不侵略苏联和中国,而去跟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战,还真是一股进步力量”。实际上德国和日本也在侵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看来法西斯主义就成了“进步力量”了,听这话的口气你能分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呢,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还有的人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科学而后者不是。科学不是被封的,是由实践证明的。世上有那一事证明共产主义是科学的?说话者可能是生活在几十年前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呆得无可救药。至于说世界上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一位说是因为人类太自私(不配享受共产主义)。照此来说天堂也是有的,只怪人类缺少天使的翅膀。共产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应该适应人类,而不是人类适应共产主义,这样反客为主的推理逻辑,让人怀疑此人是否属于地球上的人类。 “主流”的理论给法西斯主义总结了五个特征:一是种族优秀论、二是国家至上论、三是领袖至上论、四是意志至上论、五是暴力和强权就是真理论,以此说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但是,共和国已有60岁高龄了,与其年龄相近者,应该都知道,上述五个特征共产主义也是十分明显的,或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不同之处也是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共产主义对人民实行了专制暴政,还要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还有一点确实也不同,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苏联的)不对别国侵略。但是笔者以为,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未必就是光彩的,共产主义者连自己的国土都保不住,何暇侵略别人?甚至于被人侵略,死了几千万无辜同胞,损失财产无数,等到在全世界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敌人后,却连国际通行的战争赔款都不敢要,又有何值得称道的?如果这是共产主义相较于法西斯主义的优越性,笔者宁可选择法西斯主义! 其实,这些“特征”都是一些犬儒杜撰出来的。“法西斯”一词,起源于古罗马。当时,罗马的每一个执政官都有12名侍卫官。侍卫官肩上抗着一束打人的笞棒,中间插着一把斧头,象征着国家最高长官的权力。这种笞棒就叫“法西斯”。它是用来处人以死刑的一种刑具。倘若有人犯了严重罪行,执政官如宣判:“用‘法西斯’对他处以死刑。”侍卫官立即从肩上解开笞棒束——“法西斯”,狠狠地抽打罪人,直到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再拉他跪在地上,从“法西斯”中抽出斧头,当场砍下他的头颅。这就是“法西斯”的来历。所以法西斯主义就是专制、暴力的统治。凡是追捧专制、独裁、暴力、恐怖统治的,都可以称为法西斯主义。 近代集法西斯主义大成者希特勒,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好像并没有声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相反地希特勒倒是声称自己搞得是“社会主义”,如此看起来,共产主义岂不是和法西斯主义有一些相似了吗? 共产主义是不是奉行专制独裁,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以及把这些历史的垃圾发挥到何等骇人听闻的程度,已不用笔者来回答了,大凡有良知和正常思维的人早已有了定论。共产主义确实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发展了的法西斯主义,披上了“科学”、“人民民主”等华丽外衣的法西斯主义。 说完法西斯主义后, 不由的要悲悯一回中国人。全世界脑筋正常的人类都已看清的事实,我们为什么就看不清?人家视之如恶魔,避之如恶疾,弃之如毒素的东西,我们为何却把它当成宝贝呢?这让世人如何看待生活在东方的这一群人?对于思维不正常的人类我们会按正常人对待吗?别人不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吗?全世界的文明国家都认为是好的东西,我们偏偏要抵制,我们是疯了?傻了?还是脑子进水了?一个神经健全的人,即使被洗了脑也是可以恢复正常理智的,中国人啊何时能恢复理智? 奥巴马固然没有我们更了解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因为他或许并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它们。然而如果我们曾经体验了,仍然没有咂摸出一点滋味来,或者说,一个掉到粪坑里的人,觉得粪坑里还很舒服,那可真是悲哀呀! 也许如苏东坡说得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套用一个网友的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豪,但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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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中共十八大猜想

(何频注:本文发表在半年前的明镜月刊。尽管我获得了更多新的信息,现仍保持本文原貌发在明镜网上) 除了毛泽东一人万岁无党无派的时代之外,中共十八大可能是预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共党代会。现在,不仅仅有关十八大的政治耳语热流于朝野之中,媒体、出版的有关题材亦开始热络。人们普遍不相信未来几年政策会有根本性变化,用舆论调控百姓思想,用军警扼杀反对力量,用金钱软化内外矛盾,仍然会持续且有效,是可以使中共政权在星火之中仍能免于崩溃。所以,人们开始期待,新的人事也许才能使中国转型重新获得动力。同时,人数不多却有强大代表力的政界权贵和商界钱贵,在急切谋取这个划分江山扩张股份的大机会。 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正是人们很想知道的:十八大有没有意外发生?谁在决定谁在布局?各派势力有何消长?很多人都有可能提供答案,基于对之前中共党代会和现在政局的认识,基于一些流传的小道消息,甚至基于自己的希望和想象……但是,没有人可以提供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包括党国大老们,也不敢说:这是定案。 于是,我们的讨论变得诡秘,也有趣。这不是政治学,因为没办法用学术框架作出预见。但是,这些讨论和未来的过程、结果,给政治学提供了最引人注目的解剖对象,它使得之前的转型理论显得过于简单。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没有错的。21世纪,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转型仍是未定之天,没有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党的领导人更替还不可预测,它当然可能决定这世纪全世界人民的福或祸,也使得我们这个恶俗的权谋话题具有了世纪和世界意义,可以大胆借用“哥德巴赫猜想”的说法,将本文命名为:中共十八大猜想。 十八大有多少意外? 我们很容易回忆: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四次党代会结果看,每一次党代会都出现了大意外。 1992年中共十四大前,军人在民间遭到痛恨,在政坛上却颇有威慑力,杨家兄弟杨家将,军领党国之势锐利难挡。谁曾想到老人发威,弱主翻身,杨家麾下数百新星悉数遭贬,却出了个胡锦涛。 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江落石出”之说言之有理,激动人心,谁曾想到,乔石是“乔”之石,挡不住江水滔滔流,巨浪卷石细无声。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和平交权成党意民心,胡锦涛取代江泽民不是意外。谁曾想到,“七上八下”成了李瑞环罩门,小木匠熬成老木匠,正是退休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前,共青团势力了得,“三胡”(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的传人势在必得。谁曾想到,刚在上海没坐热交椅的习近平成了王储,李克强倒成了备胎。 虽然历史有时重复有时不重复,但出意外是政治尤其是中共的常态,所以我们还得猜测一下十八大的变量。 最大的意外是胡锦涛连任——这也是最小的可能。近臣图谋胡总连任不难理解,合理性也可编出一大捆,不过党意民心似乎认定,让总书记干两届够了。虽然没有民选,但人们对总书记任期的默认和一般民主国家民选总统的任期限制接上了轨。所以,如果有人霸王强上弓,箭会反弹回来的。 另有一个大意外是习近平接不成班——这也是较小的可能。自从习近平四中全会没有出任军委副主席,有关习的不利传言便倍增,不过细究起来多是捕风之言。习近平倍感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也不是一个特想冒头的人,但他是几个群体共同的符号,是一种稳定的符号。 再有一个大的意外是李克强连管家都当不成,当个名高权空的委员长,由王歧山接总理。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但可能性也不大。王歧山当然有能力,可他自找的太子标记,这个时候是最大苦头。如果习近平不接班,王歧山接总理可能性就增大了。 还有意外是,各派和谐不成,政治局常委会规摸扩大或缩小。有人说,扩大有利江人马,缩小有利胡人马。令计划、俞正声、刘延东等人的留或升,与此相关。 我们列出了上述意外,如果还有其它意外,那真是意外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整体而言,“意外”在1989年六四之后变得有节制多了,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上台弄权你下台享福(另类君主立宪),你可以叫“破船理论”:折腾太过大家落水。所以胡总警告同志们:勿折腾。党还有个文明用词:同舟共济。 四人布局谁来当权? 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中共内部有了很多套“明规则”:例如任命规则形成七十多项条款,晋升与工龄、教育水平和每五年必修的党校课程挂钩。担任省市长必须接受评级,依据是一长串看似由管理咨询师拟定的数字指针,经济增长率、投资、当地的空气和水质量以及公共秩序,理论上都是绩效评估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德利就指出,中组部已摆出资深跨国猎头公司的全部架势——利用心理测试和测谎仪,并与拟提拔的官员的同事作秘密面谈。 然而,这一套复杂的评估、科学的制度太容易被我们“优秀的年轻干部”们破解了,无论是学历、政绩或环保指数(科学发展观)、机关评分,都不难达到上级的要求,只是年龄篡改的机会少了些(将军们的机会多些)。 现在,“优秀的年轻干部”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了,决定他们仕途命运的是点将者:不管白老鼠黑老鼠,被领导看中的才是最好的老鼠。 那么,谁在决定中共十八大人事?很多人是可以排除在外的,李鹏、朱镕基、乔石、李瑞环、吴官正、尉建行、李岚清、罗干、刘华清等老常委们,他们中有人自嘲基本上属于三保户:保命(长寿)、保子女(发大财)、保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逢年过节时,胡总会去看望他们,他们顶多发发牢骚,语调还算平和,他们其实很知足了:哪一个国家容得了如此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呀,夫复何求?有一些常委虽然仍在台上,人事话语权也是较小的。和至少十位知情人士和专家讨论,多数相信对十八大人事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四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 江泽民可能是最近十多年遭到最多非议的领导人,从另一个角度看,江泽民表现出某种政治冲动或灵活性。没有任何权威的消息说,江泽民如当年赵紫阳所透露的邓小平那样:拥有最后拍板权,但江泽民和李鹏、朱镕基不同,他是退而不休。只要他的身体许可,他的声音至少在十八大前仍可能是最强的,同时他的顾忌也比胡锦涛少。 江泽民支持习近平上台是很明显的,习从福建到浙江,尤其是到上海,江都是关键的点将者。虽然习的父亲反对元老们将胡耀邦弄下台,也反对六四镇压学生,但习仲勋也反对邓小平将江泽民换下来的念头。这对于当年的江泽民而言无疑是大恩。 当然习近平出线远不止这些,常年掌管组织人事的曾庆红的推动也是不能或缺的。习近平这张牌不仅削弱了共青团势力,延长了红色家庭们的血缘,更重要是,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政治缓冲空间和未来的政治想象空间。 对于江泽民、曾庆红而言,力保习近平是不太可能动摇的。即使他们并不是没有备胎——这个备胎是也容易得到胡锦涛支持的李源潮,但现在看不到动用备胎这种必要性。 胡锦涛作为总书记,在十八大上可以动用的权力较为合法和广泛。其实从十六大之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胡锦涛采用的是地方围中央战略:除了最重要的几个省市,调升的人多有胡系色彩。 在未来政治局上,可以看到胡锦涛努力的成果,这使得胡在退休之后,某些个人的印记不会被清除。更长远的利益是,胡是否着手培养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从而让隔代指定三代传?港台的媒体派发了一些接班人名单,但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先想讨论的是:他能将令计划推上常委之座吗?稍后,我们会略为深入地讨论这一点。 温家宝其实是一个更值得剖析的人物。他对民主的诠释、对书本的着迷,使他更象一位最高领导人,而且象是一个可以领导中国民主化的领导人。但他只是总理,这大大局限了他的雄心,同时,当他努力打造平民总理形象时,网友居然送他一个“影帝”的绰号。温总理或不明白,民主就意味着一种尽可能不相信领导人的文化,这正是很多政客拒绝民主的根本原因。不过,相比胡锦涛,温家宝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培植人马,而且不止是在国务院,只是,这些人马在十八大上要冒升到最顶层并不容易,无论是王岐山还是李克强,没人认为和他相关。 团派太子秘书最后一战 团派、太子党、秘书帮,都不是很精确的说法,太子当然未成党,秘书当然难成帮,但这些词汇得以流传,是因为很形象,而且真切地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然而,本文在此却要宣布:团派、太子党、秘书帮势力将在中共十八大上达到顶峰,然后衰落。 因为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的相继崛起,许多人将到共青团任职视为未来领导人的指标。的确,我们一查现任省部级领导人的背景,发现很多人有过共青团任职的经历。其实这和八十年代元老们急于建立第三梯队有关,不少人尤其是高干子弟只不过将共青团作一个临时跳板,任职并不长,而且那个时代仍是意识形态主导,共青团那一套吹吹喊喊还有些舞台。 在过去几年,共青团势力得到全面性膨胀,但是他们得到的认同感越来越低。尤其是那些职业团干真正提升到实权部门,明显力不从心,一如军队的军事指挥官退役到地方,业务能力几乎要重新开始训练。对于一个必须用高速经济增长、用高效行政能力填补政权合法性空洞的政权而言,职业团干那些花架子是没有用而且被人瞧不起的。 李克强正是这种看法的受害者。这个聪明也有可塑性的新星,有过主政河南和辽宁的机会,政绩却都乏善可陈,至少风头不及李源潮、薄熙来、汪洋。他的失误在于,他太模仿胡总了。但时代有点不同了。汪洋就走出了另一种格局,与王歧山也有一比。 职业团干成为未来最高层领导人的机率越来越低,共青团作为一种势力自我认同感也会越来越弱。共青团仍会存在,但会俱乐部化,只有极个别人会去沾点团气,还是要尽快到实务部门磨练。 当然,中共十八大上,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层次,有共青团背景的人之多,前所未有,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更是其中佼佼者。 比起共青团,太子党在中共十八届政治局更要强势,上述三个团派人物李克强、李源潮、令计划,其实都是中共中高层官员的子弟,或者叫革命后代:李源潮是中共华东系的要员李干成之子,所以大老陈丕显刻意要培养他;李克强的父亲五十年代就是一县之长,官至副厅,在六七十年代也不低,他的岳父程金瑞“文革”前就是河南团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八十年代初向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极力推荐李克强;而令计划的父亲也是副省级的离休官员(原来说他是处级官员,实在是低估他了)。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等,加上在军队上来的太子军,以及还有希望的俞正声、刘延东(虽然年龄接近上限),更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们彼此有分歧但血缘认同感比共青团要强:江山是我们的老子打下来的。 问题在于,中国“富贵不过三代”的宿命论仍然有效,上述太子党的势力,在十八大之后便会衰落,而且几乎看不到接班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的儿子们也就要个正省副部)。他们可以欣慰的是,他们后代有的捞足了,可以到全世界挥霍;有的是西方名牌学校学生,有的是西方上流社会的尤物,他们有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他们会成为美国公民、加国公民,他们不会再挤到中国政治舞台上。即使有一两个,也多只是台湾章孝严那种角色。 秘书,是中共政治中最大的“影子部队”。在中共元老时代,或因为元老体弱不良于行,或因为元老文化不多不擅言词,秘书就是元老政治的执行者、操弄者,当年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秘书,本人就是高级干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在他们面前都不敢大声。江泽民刚升为总书记时住在招待所,同住一地的宋任穷秘书刘泽彭(中组部副部长)居然对他爱理不理。当然,随着元老政治结束,新一代领导人个人素质较高,秘书的政治功能也就急速萎缩,沦为生活秘书,打点行程居多。那位刘泽彭很快被贬,薄一波的秘书王益甚至身陷囹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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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反政府示威、美國外交、民主思潮、中東局勢

埃及反政府示威快將持續 2 星期之久 , 軍方的介入與態度未明讓全世界為之又喜又悲 , 喜是軍方暫時表明不實施強力鎮壓造成無意義的流血 , 以企圖延續過去近 30 年的所謂“穩定”, 悲是埃及軍方未有如突尼斯軍隊清楚宣示他們站在革命一方 , 無論軍方決定站在穆巴拉克抑或接管新政權 , 前景亦未見有讓人感到樂觀的跡象 . 這次反政府示威被視為突尼斯革命的延伸 , 如筆者先前指出這區域中的重點國家的專制統治者都得當心 , 現在這股思潮現已直抵約旦等地 , 並繼續向其他阿拉伯國家進發. 跟突尼斯革命有所不同 , 若首先被波及的國家並非埃及 , 事情受關注程度以及影響力均可能不如現在. 埃及的阿拉伯 中東世界的地緣政治長久地與 3 個問題牽連著: 現代化與世俗化、美國介入以及最經常被人忽略的 — 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競爭. 阿拉伯國家之間並非你死我活 , 它更像是“當老大”的比賽. 自上世紀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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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魔怪的百年饕餮

作者﹕郑岩 青年马克思自从背信了天主基督,改信了犹太教中的撒旦,便被邪灵所控,完全变成了邪恶歹徒,发毒誓要跟上帝作对,要与人类为敌。 撒旦对他的攫魂摄魄,在《演奏者》诗中写道: 看这把剑了吗? 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 它为我抽打时间,并给我印记, 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大胆了—— 现在我已拥有它,它从我的灵魂外起, 如空气般清新,如骨骼般坚硬。 我年轻的双臂已充满力量,将以暴烈之势, 抓住并抓碎你——人类。 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 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 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 马克思的父亲对上帝虔诚信仰。他看到儿子的邪怪思想惋惜地说:“儿子被魔鬼转化!” 马克思“渴望向上帝复仇”,它要把上帝,把人类“抓住并抓碎”,完全露出了它嗜血的焦渴状和饕餮的饥饿状的疯狂兽性凶相。 近来发掘出的相当数量的马克思的书信、诗作、亲友回忆录,把马克思以极端阴暗的变态心肠亲手营建的地狱的冷酷、恐怖呈现出来。请看《绝望者的魔咒》: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 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 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 我剩下的只有恨仇。 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 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 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 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端痛苦。 以健康观点看待世界的人, 将会转变,变得苍白和死寂。 他被盲目的寒冷的死亡所占据, 将给他的快乐准备坟墓。 当年,曾是马克思最好的朋友回忆说:“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它,以得到它的宽恕;马克思是极端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这几句回忆给马克思以及马克思的邪教信徒们,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也画了像。 马克思为了实现在上苍建起他的“王座”,他看到的第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是——道德。于是,他公开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 人类有史以来,维系人类正常美好关系的,被人类良知公认的人伦、文化精神内核的道德情操,是支撑人类健旺发展的必须。正如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所说:“美德是所有事物里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最理想的生命是将其一生奉献用于寻找神。”马克思是深谙此一说道的。它看到这是它在上苍建立它的“王座”不可逾越的天障,于是对人类有史以来的道德决然采取了一概摧毁和彻底摒弃。后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它的信徒皆出一喉宣称:要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类,使人类道德沦丧,道德失缺,道德紊乱,陷于仇恨恶斗的根本原因。 摧毁这个根本的同时,就是暴力横行。马克思18岁时以“第三人称”写道:“他(我)没有幻想要为人类、为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服务。他(我)想毁灭这个世界,以世界的震荡、剧痛、动乱为基础,建起他(我)的王座。”同时在他给友人的信中坦言:“在这革命中,我们必须唤醒人们心中的魔鬼,以激化起他们最卑鄙的激情。我们的使命是摧毁,而不是教诲,毁灭的欲望就是创造的欲望。” 马克思的共产邪恶主义,百年来从书斋走向人群,走到社会,它的邪恶信徒的确煽诱了相当一部份人心中的魔鬼,激起了他们最卑鄙的激情,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制造着一起起社会动乱,催生了一个个畸型的社会怪胎。马克思这只邪灵怪兽的幽灵及其育化的一只只凶兽,一双双魔爪在不停地抓碎着人类。巴黎街头、莫斯科红场、东方的三湘四水、井冈五井、北京天安门广场,都是这只巨兽翩跹怪舞饕餮人肉的见证场。一万万人的生命毁灭了,这就是它所谓的“创造”;被它抓碎的这部份人类,是为了制作这魔鬼天苍的“王座”。 中共对马克思邪恶主义衣钵的继承,正如它们的御用文人所说:毛泽东全面的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的邪恶主义,毛的邪恶思想,是当代顶峰的马克思邪恶主义。看来,这的确不是吹牛。 列宁、斯大林武装篡窃了俄国“二月革命”成果,在其过程和之后,杀害2000多万人,包括“肃反”自残;中共以毛最为恶魔,它以农民、士兵和与其比肩的“同志”的血浇灌了它这枝毒花,并以他们的尸骨垫起了它的霸主之位,借二战日军侵华的亡国之机储备力量,篡窃了推翻清王朝的民主共和革命成果,实行独裁专政。它和继承者人为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群体灭绝罪案,已杀害了8000多万人。这种屠杀,为人类有史以来独有罕见。这个恶党给我们民族,给东方人带来的剧痛、久痛、隐痛,都沉痛的说明:它们在人类总人口中为数最多的大国,忠实地执行了总教主“抓碎人类”总体恐怖计划的重要组成是不遗余力的。 由于马邪教杀人太多,多行不义,全方位拆穿和撕破了它们“人间天堂”的谎言,露出了魔怪的巨兽凶相。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东波的解体,这魔怪的百年翩跹之舞已渐被夕阳晚幕合上。 在共产邪魔被彻底埋葬的前夕,中共是万分惊恐的,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杀人太多,所欠的这笔巨大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也是无法偿还的。为了延缓被“清算”的一天到来,今天它们已无所不用其极地把马、毛邪教教权、法西斯政权、权贵资本所有的金权集为一体,三颗头颅长在一只东方恶龙身上,这给东方大国即将来临的文明交替带来巨难。正因为如此,它的轰轰烈烈也必然震撼整个宇宙。 8000多万人的“三退”,已不再作为这条恶龙身上的鳞片,这恶龙身上的鳞片剥落也必将如大雪纷飞。一天天觉悟了的人民,为了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旦排出了马教主所说的被“盲目的寒冷的死亡所占有”的心理状态,那条恶龙立即就会化为乌有。 人民的胜利和自由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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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價佛朗哥

李 遙 刊於《開放》雜志2011年2月號 ●編按:佛朗哥是西班牙當代史上一位極為重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三十年代內戰中打敗親蘇左派聯盟,實行三十六年反共親美的獨裁統治。二戰之後推行經濟開放,造成中產社會,最後選擇開明的繼承人,死後政治改革,解除報禁黨禁,實現民主化,西班牙重返歐洲強國地位。本文是本刊首次發表重新評價這位生卒年代和毛泽东只差一年的獨裁者的文章。值得讀者留意。 西班牙從佛朗哥(1892─1975)的獨裁和平轉型為民主憲政,被世界譽為典範。按照西班牙著名史學家畢歐·莫阿的說法:給西班牙帶來民主的,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工人社會主義黨或其他左派政黨,而是佛朗哥。 七十餘年來,左派輿論始終把佛朗哥稱為叛軍,並指他所背叛的是他為之服務的第二共和國。這是否公正,還是讓歷史事實來說話。 內戰後面臨斯大林控制的危險 以工社黨為主的西班牙左派有兩個基本政治目標:建立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確立無神論。工社黨代表巴勃羅·伊格萊西斯在一九一零年七月的議會上說:「我所代表的黨追求的是結束社會對抗…包括取消法院,取消教會,取消軍隊……」一九三四年十月左派各黨無視合法選舉產生的第二共和國政府,舉行斯大林操縱的武裝暴動,成立「阿斯圖里斯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及所謂「西班牙聯邦共和國」的「加泰羅尼亞州」。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左派實踐無神論,焚燒教堂,殺戮神父修女、破壞宗教文物等。佛朗哥反對那些暴力革命行為,就是反對背叛了第二共和國的左派革命。佛朗哥進行的軍事干預便是為捍衛第二共和國, 避免被斯大林扶植的左派併入共產主義軌道。所以畢歐·莫阿得出結論:「佛朗哥起義並不是針對合法政府,而是針對革命。」 對一九三四年的左派暴動,政府派軍隊干預並很快控制了局勢,但一九三六年左派再次聽命於斯大林發動暴力革命時,以佛朗哥為代表的軍事干預卻未獲成功。後來演變為內戰,並導致獨裁體制的出現,是始料未及的。 因為第二共和國從一九三四年革命爆發就已經名存實亡,因而內戰結束後期待再回歸共和無異於夢想。西班牙皇室顧問、作家、哲學家和政治家薩因斯·羅德里格斯提出過這樣的設想:假如內戰勝利的西班牙人民信任佛朗哥掌權,而他卻要放棄權力並移交給皇室阿方索十三的話,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呢?他推論道:「假如一九四五年重建君主制,那麼人民陣線將會拿走第一屆大選,而斯大林就會成為西班牙的主宰。」史學家弗朗西斯科·托雷斯以大量的史料為佐證,肯定了薩因斯這一推論的可信性。就這樣,排除了回歸共和或重建君主制的可能性。工社黨首次大選獲勝是在一九八二年,但「那時西班牙已經實現工業化,擁有佛朗哥時代所創建的中產階級,而共產主義下滑之勢業已如自由落體。」 內戰中引發的仇恨需要時間淡化與消除,為確保和平安定,防止西班牙被左派引上斯大林共產道路,實行獨裁統治便成為首選方案。這應該是佛朗哥獨攬大權的第一個原因。 佛朗哥繼承人卡洛斯主持民主改革 西班牙保守派始終認同傳統的君主制,佛朗哥一九三七年明確表示過要延續阿方索十三的「香火」。但他不是皇族,要復辟君主制就要選擇繼承人,這也需要時間。這應該是佛朗哥堅持實行獨裁統治的第二個原因。 一九四七年頒佈的《繼承法》,宣稱西班牙為「王國」,儘管實際上既不是君主制也沒有國王。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七年又先後頒佈兩項基本法對此作了修正,把西班牙定義為「國民運動君主制」。在佛朗哥執政近四十年期間,關於應該採用君主制、攝政制、還是總統制,其內部也各執一詞。 現任國王胡安·卡洛斯是阿方索十三的長孫,父親是胡安·德波旁,封號巴塞羅那伯爵。按輩分,佛朗哥的繼承人、西班牙復辟王朝的第一任國王理當是巴塞羅那伯爵。但是由於他政治上「隨風搖擺,變換不定」,佛朗哥排除了他做國王的可能性,而是看好他的兒子胡安·卡洛斯。佛朗哥萌生此念是在一九六四年或更早,一九五四年他寫信給尚流亡在外的伯爵說,卡洛斯應該返回西班牙受教育,「以便為將來擔負國家領導的責任和義務做好準備」。一九六九年,西班牙議會宣佈卡洛斯為佛朗哥的繼承人,卡洛斯宣誓忠於佛朗哥政體。在佛朗哥統治的最後幾年,關於國家的方向、君主制的前途、各方政治力量的平衡等,處於更加複雜的未知狀態。一些人認為胡安·卡洛斯會繼承獨裁統治,另一些人把他視為實現民主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佛朗哥辭世,兩天後國王胡安·卡洛斯登基。事情終於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新君主胡安·卡洛斯一世沒有繼續佛朗哥的獨裁體制,而是順應民意和時代潮流進行民主改革。卡洛斯便成為指定他為接班人的那個體制的「推翻者」和「埋葬者」,托雷斯把它定義為「立法政變」。 轉型成功奠基於佛朗哥和平統治 胡安·卡洛斯是一九七五到七八年民主轉型的中心人物。七六年末全民公投通過政治改革方案,七七年宣佈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還通過了《赦免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全民公投誕生著名的七八憲章,明確西班牙的國家制度為君主議會制,承認一九七五年佛朗哥指定的卡洛斯一世為西班牙國王,國家元首,並三軍統帥。政府由保守派、中間派和社會主義派共同組成。顯示當時各派政治勢力已經超越不同意識形態的分歧,承認異見存在的權利,具備接受與異議共存的能力。這是佛朗哥治下四十年的和平秩序產生的結果。 西班牙第一任首相阿道夫·蘇亞雷斯是中右保守黨民主中間派聯盟(CD)的發起人和領袖,他在前憲政時期以及民主過度之初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政府做出許多寬鬆措施,包括被指為時過早的解禁共產黨等左派組織。三十年後的今天,許多人仍然堅持認為蘇亞雷斯合法共產黨是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他是一個有智慧的反共者。 西班牙左派當時非常尷尬﹕又要接受合法化法令,又不情願承認右派合法權力。他們口頭上不再提馬列主義,但在感情上始終對輸掉內戰耿耿於懷,直到民主憲政時代,還對右派心懷仇視不能平等看待。儘管左派領袖岡薩雷早在七八年就因選敗宣佈放棄馬列而改信社會民主主義,但他們至今還唱國際歌,做共產黨的儀式。民主憲政三十年來,左派不斷挑起黨派鬥爭,尤以目前的薩帕特羅政府為甚。 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以來,西班牙經歷了六任首相,分別代表了西班牙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中間派和社會主義派。西班牙在佛朗哥之後三十餘年的民主過渡被認為是順沿佛朗哥路線發展的結果。史學家畢歐·莫阿寫道:「改革之所以成為可能,恰恰是由於擁有繁榮經濟的政策基礎,具備了國民和解的寬鬆環境,而這些條件都是早在改革之前就已經造就了的。並不是過渡轉型使西班牙人民達成和解,而是預先達成的和解容許了沒有太多坎坷的轉型過渡。」應該說,沒有佛朗哥四十年統治時期的和平生活和經濟發展,就難以達到後來的和平轉型。 有一點十分清楚,即西班牙左派不會給人民帶來民主。有巴勃羅·伊格萊西斯的話為證:「我所代表的黨,當法律允許它達到它的所需時就在法律之內,當法律不允許它實現它的目標時就在法律之外。」如何想像一個動輒「造反有理」的黨,一個追隨列寧斯大林搞暴力奪權的政黨會接受民主的約束?即使在這層意義上,帶給西班牙民主的也是佛朗哥而不是社會主義左派。 二○一○年五月九日於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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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報人的反思

(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 先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我週一從廣州出發來香港,途徑我老東家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喊冤請願。這是在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經常見到的場景。按理說,中國老百姓喊冤應該去法院,請願應該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沒門,政府沒門,弄得不好還要被抓進去,申不了冤、達不成願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們只好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請願。但是為什麼是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體集團呢?我想這一定是有原因的。後邊我會觸及這個問題。 第二個故事就是樂清錢雲會被車撞致死案。政府下結論說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眾輿論普遍不認可,鬧得沸沸揚揚。有很多網友也逼我表態,要我斷定這是車禍還是謀殺。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識份子,所以我不輕易斷案。但這不妨礙我發言。我已經超越對真相的追問和探究,看到其中隱含的更嚴重問題。為什麼當局說什麼、怎麼說都沒人信?為什麼強大得不能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百口莫辯、還沒有我這個被當局打壓的個人講話有分量?為什麼我一個人發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過整個國家機器?道理其實也不複雜,很簡單,無非兩點:淺層原因是當局一貫撒謊成性,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從不講真話,也不准說真相,毫無誠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產;深層原因是掌權者雖是人民供養但又非人民選出,掌權者的權力來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許言論自由,又不許司法獨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腳。道德上破產,法理上站不住腳,這樣一來,真相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信任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怎麼服眾?怎麼能信?這個事件暴露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存在的深刻危機。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權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這個故事又跟第一個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種隱秘的關連。 今天我就不講客觀和外部的環境,不批評中國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單從我曾經作為中國報業的從作人員,從一個總編輯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點反思。 我講九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在中國大陸可以言說到什麼程度? 中國大陸媒體從業人員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到底什麼話是可以說的,什麼話是不可以說的,都很糾結很傷腦筋。這也是大陸所有人很糾結很傷腦筋的一件事。這聽起來很荒唐、很不可思議,都二十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講這個,而是講我們主觀怎麼認識和對待這個事實,怎麼認識自由和反抗,知道自己的籠子有多大?底線在哪裡?天花板又在哪裡?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實只有一個,就知道我們的籠子其實不止我們想像的這麼小。別人都奇怪我為什麼這麼熱愛自由,其實是我因為我心中沒有籠子。報人最大的禁忌不在於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審查,而是自我審查。所以報人最高的職責是想方設法把籠子做大,想辦設法逼迫當局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責任是要把籠子裡的空間用盡,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空間還沒有用盡。很多時候我國還是處於無知和蒙昧的狀態,對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個人要幹多少壞事、要做多少惡、要處在多麼不義的立場,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當局裝聾作啞,愚弄人民,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恥;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國大陸的媒體有給當局和社會脫敏的義務,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這對社會的健康是大有益處的。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裡的,倘若我們不使用、不爭取,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書,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是誰有什麼權力決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 如果我們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不用,而是處處自我設限、自我審查的話,那麼我們被奴役、被損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國從事媒體行業,尤其是當總編輯的,要有這個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但如果你是為了一己私欲,為了當官,那就另當別論,你可能不是很適合這個職業、這個職位。 第二個問題:辦報的首要問題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內地辦報時,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是能不能和給不給辦的問題,是輿論環境問題。覺得輿論環境太差了,辦不好,不給辦好和不能辦好。或者就是糾結技術問題,認為首要問題是怎麼操作才能把報紙辦好。這樣想問題是遠遠不夠的。 我認為首先還是想不想和願不願意把報紙辦好的問題。只要你想、你願意把報紙辦好,在中國你就能把報紙辦好;只要你辦的報紙,堅持獨立公正客觀的立場,不參與制造和宣傳謊言,不助紂為虐,不愚弄公眾,不掩蓋真相,你的報紙就一定是大陸最好、最成功的報紙!你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和下定決心把報紙辦好,而不是簡單地說客觀環境不好,或者埋怨輿論監管太嚴。我覺得主觀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準備。為什麼那些荒誕的、反智的、無良的、傷天害理的新聞禁令,還會得到貫徹執行,還有人買帳呢?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反抗!去衝破這個由謊言和卑鄙編織的牢籠!把套在人民頭上的這些紙枷鎖徹底撕碎!這樣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舉個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趕緊發禁令,馬上開會強調,除了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其它媒體不得擅自到現場採訪和發佈報導,下面有別的中央媒體領導站起來回話:我們的記者已經出發,快到現場了。上海靜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許報導、不得評論,只能統一發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時候,他們也是一道禁令接著一道禁令,一個謊言接著一個謊言。最終禍國殃民啊。 不知道這樣做是基於什麼樣的道理和邏輯?這樣的時代,這麼重大的事件,不是想著怎麼充分報導,而是想著怎麼不要報導,多麼荒誕啊。這樣的禁令,對政府的威信,對當局的名聲,對當事各方,對誰都沒有好處,都是有害的。我們為什麼不說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於對這些喪盡天良的禁令說不。在資訊公開這件事上,衝破禁令的沒錯,錯的是發佈禁令的。要是全國的媒體都對這些禁令說不,看他們還怎麼野蠻、還怎麼專制。 另外,我覺得媒體要有很強的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像溫家寶七談政改,我看國內只有瀟湘晨報等兩家報紙跟進報導、做出了適當的反應。不少媒體都是自我審查,都在等著上邊指示,結果可想而知,把溫總理害慘了。他就像《讓子彈飛》裡的張麻子,高喊攻打黃四郎,幾次喊哪沖啊都沒有人應沒有人跟。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四十天之內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沒有媒體呼應,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兆頭,說明我國的媒體沒盡到責任。還遠遠沒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覺得辦報的首要問題是職業理想、道德勇氣和政治情操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報紙的終極價值在哪裡? 有的報紙賺錢,有的報紙不賺錢。為什麼?這是報業的內在規律在發揮作用,是報紙的終極價值決定的。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是公眾需要報紙和報紙存在的理由。客觀、真實、獨到、獨立、公正、公開,這就是報紙的價值。所以老一代的報人說,報紙有不可以說的真話,但是絕不可以說假話。這當是一條底線,不能突破的底線。 我想光這不突破底線還是遠遠不夠的。我想在中國這樣權力通殺的人治社會,在這個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歷史時期,報紙在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貴。 我認為中國現在最珍貴的是公信力,比黃金還珍貴。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到南方報業集團去喊冤請願,這說明公信力太珍貴了。為什麼國家權力機關公佈錢雲會之死真相的時候沒人相信,說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體堅守公信力至上這一點,它就能獲益,就不僅能賺大錢,還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為中國的政治文明進步、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發揮積極作用。我覺得這是報紙實現價值唯一路徑。我對此體會殊深。 另外,我覺得現代死板的財務制度,是不利於好媒體產生和發展的。那些只盯著財務報表和投資損益的老闆,是不可能辦出好媒體的。我所幸的是當年沒有碰到這樣目光短淺的老闆,他們沒有在財務上給我斷水斷電,我們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國最好的報紙,只要全中國最好的人才,給他們最好的平臺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財務報表之類的就不管那麼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個問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辦報紙的時候一定要想好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報基本大法的時候,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漸次為制度、人才、產品。現在我想調整為:人才、制度、產品。有什麼樣的人才,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因為制度由人設計、發展和執行,人才優劣最終決定制度優劣,所以人才的優劣,特別是當家人的優劣,直接決定制度的優劣,這和國家是一樣的,始終都需要有一個制度的先驗者、一個制度之父;有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制度,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 這裡特別需要闡明的是,一般都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產品,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其實我覺得需要顛倒過來,產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產品重要。 太多的社長和總編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該放的產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讓領導滿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錯別字上,這都是不合格的、不負責任的,是對社長和總編輯職責的諷刺。我認為好的社長和總編輯,應該把人才培養、制度建設放在比產品生產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個問題:企業到底要對誰負責? 企業、報業到底要對誰負責。不要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在設計南方都市報制度大綱時開宗明義,南方都市報的企業目標第一條,就是對員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負責,要讓員工在南方都市報這個平臺獲得最大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價值、獲得最高的經濟收益和勞動回報,讓員工及其家人以南方都市報為榮的同時,過上富足和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不要認為員工的個人福祉和公眾福祉和利益無關,而是大有關係的。好的領導人就是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促使企業內各種要素良性互動、相得益彰。 第二是對合作企業和上下游企業的員工和他們額家庭幸福負責,讓紙張供應商、印刷服務商、廣告合作商、發行供應商感到光榮和幸福。 第三才是對顧客負責,這裡需要強調我並沒有把「顧客至上」掛在嘴上。我認為「顧客至上」如果不建立在以上兩點之上,難免會是虛偽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個企業只是強調顧客至上,而它的員工卻一肚子苦水,他們對顧客擠出的笑容將是多麼悲慘。如果一個企業員工表面上對顧客點頭哈腰,背地裡卻對自己的老闆恨之入骨,那顧客至上還有什麼意義。報業的顧客一個是讀者,一個是廣告主。讓讀者覺得看我們的報紙不丟人、不掉分,看我們的報紙顯得有獨立性、有判斷力,讓讀者和廣告主覺得我們的報紙剛正不啊、不作惡、不助紂為虐,就是對讀者和廣告主負責。讓我們的廣告合作商以參與見證報紙的發展壯大為傲、為榮,很重要。 第四是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我敢說,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我又敢說,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重要一條就是有《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等這些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監督政府、為民請命的報紙。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損害了廣州的形象,但吊詭的是,正是我們的報紙,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好形象,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同樣的,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德,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再舉一例,當年《南方都市報》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方針。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當年報導深圳是怎麼想的,我說打個比方:你如果愛一個美女,看到她臉上有污漬,是指出來還是不指出來更愛她呢?我矯情地說一聲,《南方都市報》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參與地方的建設,對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有讀者寫信來說如果廣州沒有你們這樣的報紙就沒有那麼可愛。正是報紙揭露公權的肆虐、官員的貪腐,才讓他們覺得廣州相對還是安全的,畢竟這屋裡有這麼一隻貓,不停地走著叫著,也經常逮到耗子。 第六個問題:企業管理的秘訣在哪裡? 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都是有問題的。我在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的時候,主要精力都花在企業管理上。企業領導人職責何在?我認為不能事無巨細,雞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報導、一個語句上,這是很糟糕的。 一個好的企業掌門人首先是一個預言家,他不應該管今天的事,他應該管明天、明年、後年、三五年後的事。他要有長遠的設計和規劃,同時有擔當的勇氣和高瞻遠矚的能力,對於所在的行業要有異于常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觀察業界。所以—— 好的企業領導人首先是預言家,其次應該是制度設計師、模式構架師、環境營造師和文化培育師。他不必是記者、編輯和校對師。南方報業集團當時最好的一點就是鼓勵我們制度創新。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國有事業單位,讓我們放手去設計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國兩制啊。我當時做的最大膽的一件事,就是打破原有國營體制,廢除既有的國企工資體系,設計出一套完全建設在個人價值,即從業經驗、過往業績的基本工資體系,量化和質化考核體系,通過寫稿發稿編版的數量品質,進行嚴格打分評級。我覺得這個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相當於破解國有企業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 這說明制度設計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每年一到兩會的時候,就說我們國家的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絕對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度、絕對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兩個絕對實在令人絕望。世事無絕對!怎麼能說得這麼絕對呢?這不符合任何理論和學說,除非獨門秘笈和絕世法寶。制度是可以批評的,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麼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遠了,回來。我覺得領導人知道什麼不該管,比知道什麼該管更重要。很多領導人就是因為管了不該管的,所以沒有管好該管的。 第七個問題:怎樣才能把報紙辦好? 我的思考模式經常與人不同。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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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剥夺者不会永远是“零的集合” ―― 从钱云会之死所想到的

何清涟 近几天,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之死成了中国有良知者的心头之痛。这痛,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消失的原因。官府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谋杀一个无辜的国民,这种暴政让每个人都看到了生存环境的危险,看到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无助与渺小。环视今日世界,除了与中国同为暴政俱乐部成员的北韩等少数国家之外,还有哪个政权能够以国家的名义如此谋杀国民? “村长怎成轮下人”( http://view.news.qq.com/zt2010/qyh/index.htm )这组报道已详细叙述了这一国家谋杀的前因后果。我现在只想探究一点,在各地的农民领袖当中,钱云会的命运究竟是个别还是普遍? 毫无疑问,钱云会之死展现了中国现实极为阴暗的一面:中国农村几千年以来从未象今天这样处于毫无自保能力的状态,农村的任何资源,无论是土地、河流、山川,还是古迹,只要官府觉得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就可以用国家名义强征。只要官府觉得在某农村兴建高污染的工业区能给当地贡献GDP,农民的生存环境是否被污染,污染对农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当局基本不予考虑。钱云会所在的浙江省,据国土局网站的一份编码为200631792541925.xls表格,仅在2006年就发生300起村民因征地而起的纠纷。 但中国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大量被夺去土地的农民无处可去;因土地被严重污染而难以生存的农民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他们不仅无处可去,还不得不忍受污染的严重危害。被逼至生存绝境的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一些农民领袖就脱颖而出。这些乡土社会的农民领袖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卫土地而战,一类是为保卫环境而战,有一段时期中国一些媒体将这类人称之为“环境卫士”。前者是为了保护家园不被褫夺,后者是为了挽救正在沦陷为污染之地的乡土。由于他们的反抗一般都有很具体的指向,比如某个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后面的地方政府,所以他们的反抗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领袖人物的农民个人命运都极其悲惨。 陕西省榆林市城外的三岔湾的农民领袖高拉定,为了保护5000多亩赖以生存的耕地,从1999年开始率领3600多位村民与榆林市政府进行了长期抗争,2004年终于遭到地方当局的血腥镇压、村民死伤数人,高拉定等27位村民被诬以“聚众围攻政府罪”判刑。四川自贡维权人士刘正有的命运更是为人熟知。自1993年自贡市政府为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而征去刘所在村庄的土地之后,刘正有与他的1300多名乡亲通过媒体呼吁与法律上诉等一切合法途径, 进行维权抗争,最后却被地方当局以“涉嫌社保诈骗”的罪名投入监狱。曾被媒体与环保组织称之为“太湖卫士”的吴立红,也被地方当局诬之“以环保的名义敲诈勒索”陷狱。曾在2008年春天为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失地农民维权的杨春林,被当局以“勾结海外反华势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系狱。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如果在冷兵器时代,我相信在每年十余万起社会抗争中必将涌现陈胜、吴广、李自成等杰出的领袖人物。但目前由于政府的镇压力量与民间反抗力量拥有的武力极其不对称,这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农民领袖的不屈反抗,在近期内很可能只能成为铺就漫长反抗之路的石头与细沙。 这种势力极不对称的狼羊状态,农民并非没有认识到,湖南农民领袖倪明就认为,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非农民们没有反抗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在那篇《时势论》的政论文中称:“余闻崇祯之世,官贪府污,今似而过之,民视官为虎,官以民为肉,有水火不容之势。若陈吴再世,揭竿可以为旗,斩木可以为兵,未偿不举水浒之义。今所未能者,是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故高俅童贯之流仍窃其位。……民怒弥天,恨声载道, 倘得古矛长戟可以为用,则高、童头颅不知已抛几许矣”。 正如推友@uponsnow所指出的那样,钱云会被权力公然谋杀,是在“王权下乡、自治沦丧、伦理失范三者同时发生”时才会产生的恶性事件。这个汲天下之财以自养的政府,在掠夺民财与公共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民众的绝地反抗,如今堕落到公然采用黑社会手段谋杀反抗者,其合法性必然会受到国民的质疑。 古语云:“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高压维稳的张力总有到达极限的一刻。我相信,只要钱云会之死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维稳链条总会在一个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节点断裂。目前,底层社会借用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些行动释放的社会信号极其明确。记得曾有一句话:一百万个零虽然只是零的集合,但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一个“1”,这个数字就有了意义。数以上亿计的失地农民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零的集合”,历史将会在合适的时机在这些堆积的零的前头加上一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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