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乡愁的余英时先生

傅建中

对于流寓海外的中国人,最难抗拒的是故土之情,也就是所谓乡愁。年纪大的人越是如此,故自从七十年代中国关闭的门户开放后。回归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有声于国际,名闻于两岸的高级知识分子,如语言学家赵元任、数学家陈省身、科学家杨振宁、顾毓琇(民国国大代表丶江泽民的业师)等。

有的是落叶归根,想终老斯土,如现在北京的杨振宁、林家翘(数学家)均属此类。因此利用乡愁争取海外的学者回归,成了中共的统战利器。现任中共总 理温家宝不是喜引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向住在台湾和异乡的中国人招手吗?说什麽「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可是在美国有一位当代的大知识分子,去年十二月获颁「克鲁吉人文奖」的余英时,却从没有乡愁的感受,也不为这种情绪所动。

美式生活 保有中国文化认同

余英时是近年中共极力要争取回大陆的海外学人,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当局出版了十馀种他的著作,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前年北京三联书店刊印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连对中共有强烈批判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字都包含在内。

今年四月下旬余英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图书馆特辟室展出余的全部著作,其中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余著,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对著作等身一词, 这个展览给了人们难忘的印象。对余英时而言,中共的手法真是人未归,而书已先行。由于余书开禁,大陆近年掀起余英时热,学者乃至一般人均以读余英时的书为时尚。

放行著作之外,中共也不时透过各种管道传达北京希望余回国看看的愿望,一度还派出一个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团亲访余英时,动之以乡情,但余就是不为所动,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他没有乡愁,对方只好哑口无言的离去。

王粲不是在他那流传千古的「登楼赋」中早就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孔子周游列国,其道不行,不也曾在陈国发出「归欤」之叹吗?余英时为何能例外,超越孔丘和王粲而无乡愁?

去岁在「克鲁吉奖」颁奖典礼上,余英时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在答词中说:「生活在美国长达半世纪,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调适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国生活方式,而同时保有我的中国文化认同」。

既能享受美式生活,而又保有中国文化认同,那麽回不回中国,也就无关宏旨了,况且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随同美国史学家访问团去过。余英时以史学家的透视看过中国之后,对中共政权已不再有任何憧憬或寄望,至于中国近年的崛起及空前繁荣,在余英时的心目中,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举目当今,在海外的知识界像余英时这样基于个人信念而绝不和中共妥协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的。这不禁让笔者忆起美国史学家塔克曼(女)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伯莱特的一段对话。塔克曼以写「史迪威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而获得普立兹奖,是有名的自由派,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左派。

七十年代初在一片「中国热」(China euphoria)声中,塔克曼应邀到参院作证,和外委会主席傅尔伯莱特对话时,塔克曼说,她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幻想,也从不怀疑如果史达林式的共产主义在美国成功的话,她将是第一批被处决的人,从塔克曼的话,不难看出,有真知灼见的自由主义者,必知共产主义绝不容许自由主义与其共存的。

这就是为何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初,毅然决然的离开中国,他深知在中共统治下,他想做个顺民都不可能,何况他不想做顺民呢。

史学家看强权

余英时是心仪胡适的,这可从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重读胡适日记所写的长序中见之。可是在中国文化上,他更为服膺陈寅恪和陈的好友吴宓,尤其是他们在中共统治下,坚贞不屈的高洁人格,这也是为何余花了不少心血诠释一九四九年后陈所写的诗词及「论再生缘」一书。

对于吴宓,余在国会图书馆所作二场演讲中,第二场即以吴宓和顾颉刚二人为主题,而内容则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日记,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日记。如吴宓在日记中斥奉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不易之真理」乃「可笑与可耻」,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拒批孔。

至于顾颉刚的日记,让世人知道顾「本有避秦台湾」之意,终因家累而未果,以致自一九四九年以后,顾在大陆上一直过着「被征服」的屈辱生活。余英时从顾的日记窥视其内心世界,写了本「未尽的才情」的书,指出顾在中共统治下,再也写不出昔日「古史辩」那样的传世之作,而为之无限惋惜。

余英时不无藉吴、顾二人的日记而自况之意,只是他比吴、顾幸运得多,能在自由的天地里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时为文放言高论。但余以吴、顾二人的日记 为演讲主题,本身就有很深的含意,显然他是藉着阐发吴、顾的精神向历劫的大陆智识分子致哀和致敬,并对中共高压的统治作无言的抗议。

宁选自由天地 从事学术创作

余英时四月二十四日作第一场演讲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毕林顿博士不仅到场听讲,且从头听到尾,终场后还和余英时交换了意见,足见毕林顿对余英时的重视,因为他深知余英时是中国文化存亡绝续的代表性人物,而毕氏全程参加演讲,也凸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尽管他本人是研究俄国的专家。

余英时的演说颇具反讽意义,说的全是大陆上的「国学热」,历史的再现,寻回失落了的文化认同。可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只是徒然,到头来,仍是回归传统,从失去的价值中找回自己。

自从去年十一月中旬报端披露余英时获得有诺贝尔人文奖之称的「克鲁吉」奖后,确实让他忙碌了好一阵子,打乱了平时的生活秩序,让余颇不习惯。更好笑的是,在众多的道贺电话中,也有一通来自一位颇有声誉的同行,名义上是向他恭喜,却未说一句恭维的话,而只是发牢骚,说是他更应得克鲁吉奖,而竟未得,然后把美国学界的偏见大肆批评了一番。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过去,普林斯顿的余府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只是不时仍有访客,包括来自老家安徽的客人,余英时虽少小离家,却从无衣锦荣归的打算,也不会问什麽「君自故乡来…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如果他有所谓乡愁的话,早已融合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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