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February 2011

錢雲會事件﹕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

「錢雲會在被殺的那天,天剛亮就起了,因為接到一個電話,他要前去和某個人會面。夜裏,他夢見自己冒濛濛細雨,穿過一片尚未變成發電廠的農田濕地,這短暫的夢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來時,彷彿覺得全身被捆滿了電線動彈不得……」 這是我根據加西亞·馬奎斯的名篇《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的開頭,改寫錢雲會先生(我非常尊敬這位死者)的最後一個早晨的情景。魔幻現實主義的離奇不在於想像一個被殺死的人的夢境,而在於死亡本身的不容分辯,但即使是馬奎斯一樣的想像力,也難以想像錢雲會之死的種種奇異弔詭。這是一個荒誕國度並不罕見的黑幕中的「意外」,但在一個被科技重構和解構想像力的時代,「意外」的每一個細節都被重新審視、被各方利用,最後在撲朔迷離之中,絕望的人民只能相信自己的良心——「永遠應該站在死者一邊」,《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裏敘述者的母親說,這也是整個錢雲會事件中佔據重要位置的中國良心網民的選擇。 視頻靜極 事件的戲劇性程度是一點點疊加而來的,正應了一句老話:現實永遠比文學更超現實。浙江樂清蒲岐寨橋村,一個多月前,恰恰是聖誕節那天的早晨,只知道為村民維權、不知道聖誕節的錢雲會村長(真正民選,不為官方承認)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他一邊打傘一邊應「我馬上就到馬上就到」然後走上公路向村口方向走去。突然他有了不祥的預感——也許是想起不久前聽說的死亡威脅、也許是看見路上停了幾輛他不認識的黑窗子的汽車、甚至看見了蠢蠢欲動的一些保安——錢雲會低頭開啟了手腕上他得到不久的一個微型攝錄裝置(村民們稱之為萬能手錶)。 正是這一低頭,讓我們見到了錢雲會的最後一面:憂心忡忡的村長眉頭緊鎖、頭髮凌亂,頭上的傘卻是一隻卡通小羊的圖案——這個鏡頭和接下來的三十多分鐘視頻,在日後被心細如絲的網民們逐幀分析,推敲出大量疑點懷疑是偽造——但我們姑且相信它是真的,因為沒有更具體的一件證物,可以重現當時的氣氛。風蕭蕭兮易水寒,正是這樣,視頻中可見飄搖的冷雨,可聽見淒緊的風聲,道路搖搖晃晃,一切都彷彿在說: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不到十分鐘,驟然天翻地覆——在逐幀放大中我們甚至看到周圍的樓房在鏡頭的急劇運動中彎曲、傾斜,鏡頭迅速劃過類似車頭、車燈、人臉、身體等物體,亮了又黑,黑了又亮,錢雲會左手上的這隻攝錄手錶非常堅固,最後頑強地隨他的手抬起,恰恰攝向路面位置。鏡頭前有泥有草,草在輕輕擺動,但不是因為錢雲會的呼吸,由始至終他沒有一聲呼叫(也許隨其他有可能證明謀殺的聲音一併被刪去),他已經死去,手錶卻仍然繼續攝錄了很久,直到另一個大膽的村民把它收藏起來。 視頻靜極,我突然想起這首詩:「鄉下小孩子怕寂寞,枕頭邊養一隻蟈蟈;長大了在城裏操勞,他買了一個夜明錶。小時候他常常羨豔墓草做蟈蟈的家園;如今他死了三小時,夜明表還不曾休止。」這是卞之琳的《寂寞》。 鄉下孩子錢雲會甚至沒有得到墓草作他的家園,他死後,樂清警方以不同尋常的速度三次出警,與村民搶屍,最後一次出動上千特警以及狼犬,終於搶成,這使得他們可以在一個月後強行要求親屬同意焚屍消滅證據。這時大家還不知道錢雲會的手錶被摘下私藏,錢雲會的手錶功能強大,樂清的道路監控攝像卻被警方說是無法存儲,但兩張路人拍攝的現場照片,很快就在網絡上、主要是在新浪微博上流傳,成為孤證、成為象徵—— 中國象徵:瘋狂轉發的照片 我是在第二天,在我關注的搖滾音樂家左小祖咒的微博上第一次看到那張最觸目驚心的照片的,照片殘忍得我都不敢轉發。在一天後我寫的一篇文章《誰來盤點 2010年》,我這樣描述這個圖景:「在網路上被狂轉一日的那張錢雲會先生被害照片,慘不忍睹,卻成為了這一年中國現狀的最恰當象徵:沉重的國度如那龐大的載重卡車、一路逆行,毫無人權的老百姓就如村長錢雲會,被巨輪碾壓在泥路上,頭胸破裂,掙扎伸出一隻手,卻抓不住任何東西。」我依然要求助文學隱喻才能解說我所見的非人間相。 左小祖咒在微博上很有影響力,還有一批同樣有影響的名人加入轉發、質疑、分析案情和聲援村民的行列,比如專欄作家王小山、維權教授于建嶸、學者傅國涌、學者張鳴、評論家笑蜀、作家李承鵬、作家尹麗川等等,這次微博上的網民力量比上次「我爸是李剛」事件更有效率地整合起來,除了各大傳媒記者聞風出動,幾個民間的觀察團隊也陸續趕往樂清。事件進展至此,已經不是一村一鄉之事了,我們能在微博上感受整個中國未肯沉睡的良心之激盪。 我等不在前線觀察之觀察者,也目睹了一番風浪的潮漲潮落。于建嶸領銜的學界調查團、許志永領銜的公民調查團、王小山與新華社評論員竇含章(兩人本來一右一左,在微博上勢不兩立)組成的「網友圍觀團」,他們的報告帶來了事件的第一次逆轉。也許是受到誤導或者壓力,許志永領銜的公民調查團竟然草率地只用兩天就得出「普通交通意外」的結論,最令人意外,想必大家還記得公盟事件許志永的角色。而于建嶸把焦點放在對寨橋村土地紛爭和地方官員貪污瀆職上、今仍繼續追查,這也是錢雲會的遺願,但有的學者傾向於調停矛盾,有的傾向追尋兇手。王小山和竇含章強調實證,做了一番了解(尚未去到求證階段)之後所交代的結論也傾向於可能是交通意外,王小山表示:「目前還沒有找到證據證明是謀殺。」樂清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上稱讚:「第三方調查結果出來了,他們的調查效率和公正立場 值得敬佩。」——這三個調查都讓警方安心,讓期待正義昭雪的網民失望,尤其對許志永調查團憤怒。 相反的立場和求證結果只來自獨立維權人士「屠夫」,他聯合熱中於分析的網民,指出警方說法的大量疑點,並嘗試與警方對質,但最後被像對待上訪者一樣遣送原籍。另外堅持追查至今的是調查記者王克勤、王思璟、劉建峰等,幾乎一直在寨橋村前線。此外,來自知名人士的關注漸漸消弱,網絡也沉寂下去。但是最戲劇性的轉折出現了,一月十三日鳳凰衛視披露了攝錄手錶的存在後,樂清警方迅速奪走了手錶,經過好幾天密鑼緊鼓的剪輯後,視頻被作為定性交通意外的證據呈堂,一審亦因此定案。殊不知弄巧成拙,此視頻矛盾百出,很快一個較完整的版本出現在新浪網上,網民再次沸騰起來,因為視頻包含的信息太多了,人人都可以成為福爾摩斯去藉此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無論是否被剪輯甚至插入造假,視頻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是最強大的質問:一個人為什麼會突然想到開機記錄現?那一定是他預感 到危險。 當一篇篇技術性的針對視頻的剖析文章以及前線記者的暗訪結果出爐之後,豈料情勢出現無法解釋的轉變,另一件事情在春節期間取代了錢雲會事件和埃及革命成為了微博最大熱點:打擊拐賣兒童。于建嶸帶領網民們發起了一個「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行動,這絕對是好事,因為在解救拐賣兒童上警方長期的不作為已經令人忍無可忍。但馬上有人懷疑,為什麼又是于建嶸?而且接下來官方的積極配合也令人大感意外。因此有一大部分堅持關注錢雲會案的網民拋出了「陰謀論」,指摘于建嶸轉移注意力。 在微博和推特上流傳類似這樣的說法:「小昂在上學:RT @guchuan81;中宣部李姓副局級調研員說,錢雲會的案子讓黨內多位高層直接聯想到突尼斯小販之死,也讓他們進一步感覺到網路輿論的可怕。而此後突然出現的于建嶸利用『意見領袖』身分成功轉移了網民對錢雲會案的關注,引起了宣傳部門領導的極大興趣。他說,這件事非常有意義。」網民們有這樣的質疑,一是出於錢雲會案被淡忘的失望,也有出於在網絡上強調自身獨立形象的需要,後者是現在全民微博時代的一種特有現象,你在微博上扮演你自己。我是相信于建嶸教授的真誠的,他也在面對巨大的質疑聲中回應說打拐和追問錢雲會真相並不矛盾。我在微博上為之補充了一句:「追究死亡,也追究生存!」 追究死亡,也追究生存 死者的命運不能改變,他的死也尚未給他的村民的命運帶來好的改變,樂清當局急於了結此案的企圖恰恰證明了背後大有文章,無論是否謀殺,錢雲會因為維權才有今天的結局卻是昭然難掩的,正如作家尹麗川在微博上說的:「我也相信沒有上訪六年,就沒有這場光天化日下的普交(注:官方定性的普通交通意外)」。真正改變了的是參與其間的網民,有因此更敢於說話的,有因此選擇行動的,也有因此打退堂鼓和潑冷水的(比如維權律師許志永、法學者吳法天〔吳丹紅〕);前兩者成為下一波網絡行動的新力量,後者自詡理性,而被政府力量所利用而懵然不知。在微博上查錢雲會,我所見到大部分的都是為之抱冤、或質疑政府的,例外的只有吳法天和他的支持者以及一些想利用他的「五毛黨」,他們不質疑普交定案、認為已經真相大白,甚至轉而質疑前線記者、受害者及支持受害者的人。 微博上的人氣作家趙麗華的看法可視為在錢案中覺醒的網民的代表,她說:「錢雲會案是個結點,無論對我個人對當今社會的認識,還是對整個歷史。」她以她著名的「梨花體」寫了一首「詩」: 你吃麵條接了個電話 你打了把傘帶上手錶 你剛剛出了村兒 費良玉就來了 工程車就軋了過來…… 開庭中,錢雲會父親的代理人斯偉江律師問費良玉:「我們瞭解到,你的家庭經濟狀也不好,你賠償錢家的105萬元從哪裏來?」費良玉回答說:「這我也不知道, 你問我的代理人。」 為以前嘲諷她「梨花體」瑣碎、簡單、無詩意的人刮目相看,因為現實就是這麼赤裸直接地暴露自己的謊言。 對於早已熟悉徵地之惡的維權者來說,錢雲會之死就是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而對於畏懼民意的政府及其維護者,這是一樁被網絡放大的事後張揚的普通交通意外,他們甚至出動《人民日報》社論,指摘所謂小事化大、催谷民意的網絡推手,其實不存在這樣的推手——或者說每一個參與討論和求真的網民都是自己的推手, 正如網友陳礪志給我微博的留言所說,對於錢雲會的冤死,他「從來沒有忘,從來不敢忘,因為害怕自己某一天如此,其他人也選擇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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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 — 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引起的争议

(作者注:此文写于一九九九年,发表在当年的香港《明报月刊》,并无多大反响。现在的“九评”中共很热闹,不过还有待深入,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对人类乌托邦思想的出现的分析,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文章,否则,在左派势力依然强大的西方推动批判共产党的努力,恐怕会碰些钉子。因此将此文再稍加整理,发表网络,供有心人参考。)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幽灵。” 这是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写下的第一句话。 去年,一九九八年的春天,我曾给大陆香港海外好几位做编辑的朋友写信,建议他们办的中文刊物就《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做些文章。在我看来, 《共产党宣言》应该算是西方除《圣经》之外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份历史文献,它波及全球,影响亿万人,在一个半世纪中,也不知有多少人为之献身,也不知让多少人因之受害。对此,我想,人们是不应该忘乎所已的,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好好总结。 可惜,我的建议没人响应。好象是因为共产主义已经过时了,有人觉得不必再提,有人不敢再提,还有些人是觉得没有可读性,“不好玩”。即使在中国大 陆,虽然当政的仍然自称是共产党,虽然我听说有官方出版社重印了《共产党宣言》,但我还没看到哪个官方刊物大张旗鼓地纪念这份重要文献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也许是不感兴趣,也许是不敢自讨没趣,搞不好引火烧身。通过共产而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敢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好象宁可去祭孔庙,大事铺张地纪念孔子诞辰,也不愿意再张扬马克思。 但我知道,至少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在继续游荡着。近年来,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在北欧,共产党人在大选中获票增多,拥有议会不少席位,甚至还参与政府组阁。去年,瑞典左党(前身是瑞典共产党)青年团重印了《共产党宣言》,几千册一售而空,只好加印。我相信,对社会现实日益不满、有强烈逆反心理的年青一代,那些希望更多社会公正或社会福利的穷人,一定还能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找到共鸣。去年九月瑞典大选,左党得到的选票几乎翻倍,一跃成为瑞典的第三大党,而投他们票的很多是刚满十八岁刚获投票权的年青人。此外,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俄国、白俄罗斯、南斯拉夫,特别是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已经逐步恢复了他们失去的一些权力,而且越来越咄咄逼人。 那些见识过甚至亲身经历过共产主义劫难的人们变得忧心忡忡了,他们担心共产主义会卷土重来,担心对历史无知的年青人会走火入魔。他们希望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让他们了解共产主义血淋淋的历史。在瑞典议会就有议员提出,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调查和公布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种种罪行,然后把材料印发给大中学生,就象搞反纳粹主义教育那样。但这个提案被否决了,光左党就通不过。人们只能自发地成立民间性的组织,自发地清算共产主义的历史罪恶,以此警戒天真的年青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出现了一批清算共产主义历史罪恶的著作,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左派势力强大的国家,近几年都有这样的著作出版, 常常引人注目,比如瑞典就有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毛派份子》(Maoister),一九九九年又新出了《绝不重演!》(Aldrig Mer!)等等。有些作者自己当年就是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或毛派份子,他们以亲身体会来检讨共产主义的谬误,因此他们的批判颇具说服力。 在这些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法国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Le livre noire du communisme)。这本将近八百页的巨著分章全面介绍世界各个共产党国家都发生过的大规模迫害、屠杀、死亡、饥饿以及其它侵犯人权的情况,从东欧和苏联到中国,从越南和柬埔寨到古巴,无一疏漏。该书出版不到两年就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而且到处都成为畅销书,到处都引起激烈的争论。据报道,在布拉格,这本书的捷克文版头版在三小时内就卖完了。今年四月,该书的瑞典文版出版,也在瑞典引起了新的一轮辩论。 这本书最引起激烈争议的不是书中揭露的很多史实,不是那些千百万人死亡的惊人数字,这些事实现在连共产党人都难以否认,因为这些数字是根据已公诸于世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秘密档案,是根据中国官方自己的报纸刊物透露出的信息,也是柬埔寨发现的百万骷髅所证明了的。共产党人最多是就数字多少而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而已,他们会反驳说有些数字被有意夸张了,但数字到底是六千五百万,还是九千万,或者一亿,其实又有多大区别呢,不管数字大小,谁都不能否认大规模迫害、屠杀、饥饿和死亡事件的存在,人们受到的震撼是同样强烈的。 引起争议的甚至也不是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的黑幕和细节。有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有了郑义的《红色纪念碑》,有了吴弘达的《苦风》等等,共产主义专制统治的残酷无情就已不再鲜为人知。人们还从克格勃留下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斯大林下令枪决其政敌的手令。那些反对者的生死,常常是在这个独裁者的一念之间被决定的。再比如中国自己报道的文革时处死遇罗克和张志新的情况,其手段令人发指,让每个稍有理性的人不寒而栗。对于这些事实,共产党人要不就干脆否认,指责为不负责任的反共宣传和捏造,要不就会说这仅仅是个别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会说斯大林背弃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路线,会象中共那样把文革的错误都推给所谓四人帮。共产党人会争辩说,斯大林和四人帮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共产主义,甚至还有人会说现在的中共当局也背弃了共产主义,所以才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六四屠杀。总之,凡是罪恶就不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于是也就洗清了共产主义的罪责。 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该书主编司特凡‧库尔特瓦(Sthane Courtois)写的序言。库尔特瓦六十年代曾是法国著名毛派团体的成员,参加过一九六八年巴黎的五月暴动。这个团体在一九七一年面临一次选择,要么就是放弃毛式暴力革命的理论,要么是走武装斗争甚至恐布主义的道路,象德国和意大利的毛派份子那样。幸运的是,在他们的选择中,法国的伏尔泰式的理性战胜了大革命的狂热,库尔特瓦的组织在民主的辫论之后宣布解散,要不然库尔特瓦后来很可能就会因为参与某桩恐布案件而坐在监狱里,而不是象现在那样担任法国国家研究院CNRS的院长。因此,有人说他这次主编《共产主义黑皮书》不光是清算共产主义,也是出了一本个人的忏悔录。 库尔特瓦在序言中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作了比较,正是这一点后来成为争论的焦点。库尔特瓦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一样本身就是违反人性和社会基本准则的意识形态,它的错误和残酷是制度性的,不是个别领导人的行为,它一旦掌权必然导致暴力,必然导致大规模迫害、屠杀、饥饿和死亡。这就对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进行了分析批判。也就是说,不管共产党人声称甚么真共产主义,批评甚么假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和意识形态。 库尔特瓦指出,表面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有很多区别,比如纳粹主义只限于德国,而共产主义遍及世界,纳粹主义掌权只有十二年,而共产主义则有七十多年,纳粹主义的理想只为一个种族,而共产主义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等等,但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来看,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相似性更为突出:两者都是独裁,不允许异己的思想言论,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都是用暴力和恐布作为执政工具,两者也都要在思想上和肉体上消灭一个异己的人类群体,只不过纳粹主义是要消灭犹太人,而共产主义是要消灭另一个阶级,把纳粹主义的种族歧视变成了阶级歧视和信仰歧视。 在库尔特瓦看来,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是不了解共产主义国家大规模迫害的情况,苏联的情况在三十年代就有了很多报道,但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七十年代柬埔寨发生大屠杀时,西方的共产党人和左派还在颂扬波尔布特。而且,人们常常误认为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穷苦大众的利益,在道德上好象比纳粹主义要高尚得多,所以,人们没有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库尔特瓦还指出,共产党人的另一种说辞就是讲暴力的“必要性”,并以早先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阶级的革命中也几乎都使用了暴力作为证据。这种“必要性”的说法和纳粹主义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构成一种话语权力,否定了任何争论的可能。 《共产主义黑皮书》当然遭到了共产党人的激烈反击,库尔特瓦的序言尤其让他们恼火,他们也陆续出版了一批反击的著作,比如法国和瑞典两位作家合着了 《列宁是屠夫吗?》(Lenin: Massmoerdare?),瑞典左党的红色出版社还出了一本火药味非常浓的著作,书名是《恬不知耻:一本关于不知羞耻的论敌和右派对变革的恐惧的著作》(Utan heder. En bok om ohederliga debattoerer och hoegerns raeslan foer foeraendring),对《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著者库尔特瓦等人的反驳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 库尔特瓦的看法甚至在一般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了争议。《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十四名撰稿人中就有两人宣布库尔特瓦的序言不代表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黑皮书》应该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作者只应该客观地再现历史,保持学术的公正,而不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然就有被右派势力在选战中利用的危险。还有人认为,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作比较反而起误导作用,使人不能真正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 总之,在欧洲的共产主义红色浪潮又一次抬头的同时,批判共产主义也形成新的高潮。正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描述过的那样,共产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现在又一次在欧洲集结起来,形成了阵线分明、两军对垒的局面,而且在公共媒体上唇枪舌剑,辩论得越来越激烈。关于《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争论,显然还不会为这场论战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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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刘晓波获奖的强硬反应损害了其在世界上的形象

美国、澳洲、欧洲还有亚洲,香港都对中共最近的国内国外的表演、特别是跟刘晓波事件有关的表演,发生了很深的怀疑和评论。 这些评论的人并不都是敌对的或是仇视中国的,完全不是。比如说美国的Thomas Friedman,他在中国访问过,而且也写过很多,虽然有评论,但是基本上对中国有很高期待的一位有名气的记者。他的几本书《世界是平的》等,都翻成中文了,而且销路非常好。所以他在《纽约时报》12月15号的报告、评论是值得重视的。同时他也提到其它国家的报纸的评论。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就是香港的一个中共的政协委员,叫做刘梦熊的,现在变成一个“刘梦熊现象”,非常受中国跟亚洲的重视。就是他打破了政协委员跟人民代表都是花瓶的一种形象,真的敢说话的,至少在某一些问题上敢说话的。他也评论到刘晓波事件,跟Friedman的口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澳洲的专栏作家叫Rowan Callick,他也在评论中国的这些对刘晓波事件做法的不当,影响了大家对古老文明国家的一种向往,完全失望。 所以我现在从Friedman的文章讲起。Friedman在12月15号的文章,就是要提醒美国现在怎么样应付世界上各种敌对势力,要打破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势力。其中的一个势力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中国。他以刘晓波事件为例,做下列评论。 他的评论是说在过去好几个礼拜以来,中国为了刘晓波的事情,在国际的表演实在惊人。我在几个礼拜前已经提到,我说这一次中共的表演,对刘晓波事件想打压,有一个积极的成就。这个成就就是使人看清楚了中共的本来面目、真面目。因为中共本来的面目,西方人并不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这一代的人也不太看得清楚。因为你要看中共的真正的本色,必须从它搞革命时代就开始,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现在Friedman的评论恰好印证了我的看法。他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声有色地在国际上表演,可以看出来它怎么利用它现在崛起的经济优势。经济优势是没话说的,大家都看得见、都承认的。所以国际的秩序完全颠覆过来了,就是没有任何是非真假可讲了,就是完全以实力来制造一种压力,让各国都不能够去参加,就是希望许多国家都不参加奥斯陆的和平奖。和平奖现在变成一个空椅子,这个空椅子已经传遍全世界了,是一个很象征性的。 但是Friedman的评论是很有趣的,他说这一系列的工作,就是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恐吓其它的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不要让它们派代表到奥斯陆的城市大厅里面参加和平奖典礼,是最拙劣的一种表现。 这里面当然是有十几个国家被它威胁住了,或者跟它关系好的,但是这些国家往往都是大家看不起的,比如说伊朗、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古巴等,这些国家本来就是很坏的,尤其像苏丹、越南,都是它的朋友,而跟有文明的、有传统的国际秩序作对,这是非常可惜、使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在诺贝尔和平奖109年的历史上,受奖者不准参加,这是第五次;而家人也不能参加领奖,这是第二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少的情况,这个情况是极不正常。不但刘晓波不能放出狱,还要限制他的家人也不能出来,在国内的朋友也不能参加。 所以Friedman认为这个空椅子,我们都看到在颁奖的时候有一个空椅子摆在中间,刘晓波的奖状就在那个空椅子上 面,这个全世界都看到。事实上四、五十个国家在奥斯陆挪威有代表的,都去了。是相当失败的、也是专制的。国内也是压迫人的政权,那些国家没有参加,人数是非常少的、谈不上,所以这是一群不像样的国家,这是用Friedman说的话。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空椅子所代表的就不但是刘晓波一个人,同时也代表着整个中国。因为这个奖是给中国的、是对中国的一种荣誉,你不接受也罢了,你用这种方式抵抗,那是非常可笑的。 Friedman还给我们介绍了刚才我说的Callick,澳洲这个人Callick说世界上正在等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挑起它适当的任务、它的责任。因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文明国家,在经济上最近又有大的发展,大家都对它有好的期待。他没有想到一转变,就变成了一群很坏的国家的领袖,后面支持者,都是压迫它人民的、都是不讲人权的、都是以专制著称的一些国家。它凡事在背后支持,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大得极不合理的状态。这个情形是不能忍受的,这是澳洲的评论。 像英国和美国也流行Financial Times这个大报纸,又加了一个新的报道。这个报道说,因为怕记者采访,现在共产党又在刘晓波夫妇住的地方,造了一个很大的的墙,电视不但照不到他个人的住区,整个住区、整个大厦都看不到,是一个大屏障。这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何以惊慌到这个程度,Financial Times、《泰晤士报》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总而言之,Friedman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他们本来应该是有自信心的,因为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之 下。没想到他们可怜到这个程度。他设想是这样的,他说,共产党当然不可能赞成给刘晓波颁奖,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它应该有个表现。这下面是Friedman设想中共领袖应该怎么样反应。 他说,如果中国这样说:“我们不同意这个奖,我们因此不参加,但是有一位我们的公民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荣誉,这也是对整个中国的荣誉,所以我们让他的家人来领奖。”这是Friedman的假设,共产党如果有信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 共产党现在没有这样做,而是尽一切手段,无所不能地阻碍一切和平奖颁奖典礼,这表示他们不是太强,而是他们太弱,心理非常虚弱。因为它完全没有安全感,没有sense of security,一点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西方、欧洲、美国、还有澳洲各个地方的反应。 这里接下来讲刘梦熊,就是香港的一个政协委员,敢说话著称的。但是过去是始终在体制之内的,始终是帮共产党说话的。 任何关于“六四”比如说镇压的问题,他当然不赞成,但他没有说。他只是说“六四”以后的进步不可否认。这种种表示他还是站在共产党体制之内说话的。可最近因为有一个赵连海事件,赵连海因为儿子受了三聚氰胺奶粉的毒,吵闹不已。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嫌他吵闹,就把他判了两年半徒刑,这引起全国的哗然。所以刘梦熊在香港报纸上从11月开始就连续在各报登大广告,提出“无罪之罪,非法之法”,痛斥共产党的北京的大兴县地方法院,并写信给北京高级法院、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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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大陆人文学界一片荒凉

中共这次庆祝六十年被认为是最大的事情。所以一切都要保持国内的安静、平稳,或者稳定、和谐的状态,所以对新疆维吾尔人特别压制,就怕他们造反、弄出事情来,使他们这个六十年不能好好庆祝,可见他们紧张到什么程度。 此外,一切在网路上都要保持安静,不能对党提出任何异议。上一次我已经报告过像万里已经提出来,这六十年中间并不都是光辉,有很多很多不光辉,像文革、大跃进等等。他提的还是某一方面,都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我现在只是讲我所熟悉的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术界,比如说历史研究这个大的领域,这是共产党从前控制得非常严的一个地方,不准任何人乱说一句话的。而这六十年来,你看看中国大陆在这个研究方面有没有任何原始性的贡献可以供后人参考的。 我来讲第一个就是知识分子,或者我叫他们知识人。中国的知识人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被压制、控制的对象,所以就不给他们任何自由,首先就要改造他们。所以我想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动手,并不是大家现在都把1957当成一个关键,就是反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反右是全国性的规模,因为有超过百万都是高等知识界的知名人物被关起来,被打入右派分子的这种阵营。成了右派分子以后,你就为人所不耻了。 大家都说从这一年开始共产党压制知识人。事实上,在我最近研究郭介纲日记、吴宓日记、邓之诚日记,这都是些老先生,他们当时一天一天记下来的事情,我所看到的知识人最先受全国性系统的打击第一件事情,就是1951、52年的所谓思想改造。 这个思想改造,普通人不知道,现在当然有人研究了,大陆好像谢泳先生也写过这类的文章,我没看到,不过别人告诉过我。思想改造的意义就是开始第一波对知识分子下手。这个思想改造运动,我们看到许多记载,像吴宓记载的四川的情况,像邓之诚记载的北京的情况、郭介纲所记载就是上海的情况。而郭介纲日记比较详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提出许多可怕的情况,有许多很有名的知识分子、很有名的学者,就因为过不了思想改造这一关,就自杀了、或者是被下放了,就是放到某一种地方去学习。他提的人名很多,这里我就不必重复了。至于他自己,还是因为共产党想利用他,那时候毛泽东要把他调到北京去,所以要保他过关,保护过关的上海学术界唯一这样的一个人,即使是保护过关,他也吃了无数的苦头。每天要被逼着写检讨、写报告。 所谓的思想改造,首先就是要把自己过去一切对共产党不利的、所谓对人民不利的所做所为,坦白说出来。说出来以后然后再改进。所以写这个东西是极为痛苦的。因为郭介纲在国民党时代做了很多事情,都跟国民党有关,所以更难写这个交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大的关口。我们要讲共产党对人文学术的摧残,我想1951、52年思想改造是第一波。第二才轮到反右。 反右更是不得了了。那是有系统的,特别是在人文学界、特别是在历史学界。反右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没有任何人再敢说话了。所以我们看这些情况,就可以想到共产党六十年来的所做所为是多么可怕。而这最后二、三十年,我们不能细讲了。它是用金钱跟权力结合,要腐蚀知识界。 所以中国尽管有许多很好的学者,但都不能出头。真出头的人都是跟党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六十年来的人文学界是一片荒凉,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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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回潮

——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负面影响 一.我们的忧虑的究竟是什么 一九三八年,极权主义在欧洲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每一个角落。敏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一九一七年共产党在俄国执政就逐渐开始从各方面对此进行反思、探究。出生在德国科隆,生长于奥地利的年轻的社会学家弗格林(E. Voegelin),在三十年代中期,从根本的文化思想角度,极权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宗教思想的关系出发,探究了近代极权主义的根源,并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了《政治化宗教》一书。由于出版广告的限制,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这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秋天,弗格林寄送了一本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世界重要的犹太作家托马斯·曼。那时候托马斯·曼已经流亡美国。 弗格林究竟为什么会寄送给托马斯·曼一本,是想取得托马斯·曼的帮助在德国出版这本书,还是为了获得托马斯·曼的其它支持,没有文献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但是,托马斯·曼的回信,却不但让弗格林大为失望,甚至可以说使他感到伤害。托马斯·曼在回信中说: “对于您赠送给我的关于政治宗教问题的著作,我十分地感谢您。这是一本非常令人兴奋的、富有启发性、教益性的著作,它概括总结了在我们这个值得思索的时代的极为有限的空间中的丰富的思考经验。对我来说,您的弱点是著述中表现出的客观性。它让人感到您是在强调无批评性的、实证的意向。因为它涉及的太广泛了,开始时甚至有些好像是用来为那种可耻的实用主义辩护。人们期待的是道德抵抗,以及加强在伦理上的反对运动。因为正像我所看到的那样,应该开始在全世界组成对这种‘虚无主义革命’的反对。”(Eric Voegelin, Politischen Religionen,Muenchen,2007,144页 ) 按照托马斯·曼的希望,弗格林的书应该是具有战斗性的政治作品。但是,托马斯·曼太不了解弗格林探究的动机与思想了。因为使得弗格林探索思考这些问题的恰恰正是十九世纪以来知识领域中的精英们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正是知识分子中的那种群体的或者说集体主义的倾向。 在此之后,弗格林在该书的再版前言中,专门针对托马斯·曼的批评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对于弗格林来说,知识精英的政治化,知识思想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的那种集体主义倾向是最危险的倾向。反对希特勒、种族主义只是一个具体方面。二十世纪的历史也果然如弗格林所忧虑的,没了日耳曼的种族主义,来了无产阶级;没了希特勒,来了冷战,来了更多的共产党;没了共产党,来了恐怖分子、原教旨主义;没了战争,来了世界与极权专制的合作,盘剥局部地区的民众,糟蹋滥用该地区的环境。权力与精英们的勾结,甚至成为一体。这种倾向一百年来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在这种勾结中,甚至造就出一种癌变的共产党文化——一种特殊的极权主义文化。 以格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现象的探索、研究和抵制,是为了能够使得历史的进程接受一些经验教训,少走一些弯路,为了我们的后人少一些牺牲,少一些苦难。正是为此,知识分子的目的不仅绝对不会是政治权力,及政治上的得失,而且他最终关心的也不是表面的现实政治。正为此,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正是那些社会精英、知识精英。 弗格林及他同代的知识分子,卡尔·波普、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雷蒙·阿隆、依赛亚·伯林等思想家们深刻地看到,二十世纪的一切灾难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相关联,这不仅表现在西方,也表现在东方,不只在掌权者,也在攫取权力时的谋乱者,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也在一般社会中。 弗格林等人对这些问题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历史证明他们的忧虑是对的。在他们去世几十年后,我们面临的依然是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不仅我们自己拒斥共产党文化,而且不断地吁请世界注意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在如何评价刘晓波这一类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所忧虑的中心问题: 刘晓波到底代表了什么倾向? 他的获奖将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什么后果? 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一切? 我们考虑的不是托马斯·曼那样的表面的政治因素,而是深层的——导致中国共产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灾难的那些因素,导致中国发生世界史上最黑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最残暴的八九年大屠杀,最令人震惊的物质大匮乏,精神大腐败,以及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环境大崩溃的与知识、文化及精神问题相关联的种种思想原因。 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让我们忧虑,忧虑它可能带给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忧虑它助长当代极权主义的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忧虑它会迫使我们的亲友和后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对于这个获奖的欢呼,人们有理由认为,它很可能如当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慕尼黑签订条约后,人们弹冠相庆获得了和平一样,由于它所带来的我们无法把握的走向而成为真正的饮鸩止渴! 二.刘晓波:意识形态化的畸变产物 刘晓波们到底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倾向?现在,我们为什么重新提出弗格林等前辈们曾经忧虑过问题? 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走向了一条歧路,一条片面全盘西化的歧途。这条歧途不仅是对中国文人传统的那种礼义廉耻、忠孝仁义、修身济世的传统价值观、生活观的背离,而且是一种片面的西化。左派知识分子的那种自以为代表真理的专断教条思想,傲慢态度,在哲学上是那种毫无反思、妄自尊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及决定论的思想产物,在文化思想上是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西方宗教思想的世俗化结果。这种思想导致他们成为一种异化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艺术等专业领域则导致他们脱离了具体的专业问题,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就是主题优先,以论带史,政治目的统帅一切。在这种前提下,他们的一切作品都成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宣传品。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所谓五四、“科学与民主”、启蒙、救亡、全盘西化、传统问题等,在左派文人那里的所谓研究和讨论,都是一种为政治目的服务,甚至可以说本身就都是一种政治。利用这种东西游走于各“党派”高层的知识精英与中国传统那种具有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的文人是不同的。“党”文化和传统社会的“士”文化是不同的。 知识精英的这种倾向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得到了彻底表现——彻底的政治化、功利化。这就是四九年后,从李希凡们批判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完全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显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畸变现象。 从李希凡开始,其后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历史学领域中的以论带史等问题的讨论和所谓成就,到六十年代初期对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对于《北国江南》、《海瑞罢官》的批判,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八十年代的各类青年知识精英们的所谓“开放改革探索”,如“控制论研究历史”、“西化问题”的讨论,乃至后来被作为正面形象重新发掘出来的顾准现象等等,都是一种以政治为目的的宣传,在学术上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根本就是一种直接的毁灭。所有的这些青年才俊,知识精英关心的也是政治得失。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李希凡、戚本禹、姚文元的道路,永远吸引着他们。 这是一条政治化的道路,一条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一条非正常社会知识分子的道路。不幸,刘晓波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并且三十年来他从来也没有试图努力摆脱这条病态的恶之路。 首先是价值问题、世界观问题,在对于天地人,人的认识的最根本的问题,形而上学前提问题上,在他们的极权主义前辈们封闭的、畸形的教育下,刘晓波们是失去了传统的一代。在刘晓波走的这条路上的知识精英,既没有中国传统文人所特有的士大夫情操,忧国忧民、忧君、忧政、忧天下之兴亡、人间之疾苦的“家国”情怀,没有中国文人固有的“正气”、“清气”,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都具有的那种对抗权威,独立自由的思想与艺术精神,及对政治的蔑视与厌恶。只要做两个对比,那就是把刘晓波们与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相比,把刘晓波们和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吉拉斯等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根本区别,及刘晓波们极权主义文化的血缘传承。 其次是刘晓波的著述,其方法、思想、语言,提问题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表现的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或者说,正是弗格林、波普们所不认同的那种文化与思想。刘晓波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所谓知识分子的刘晓波的知识和学术工作居然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这本来在最近三十年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走上背离的道路,可惜刘晓波没有这种冲动和倾向。 所有这一切,又从客观及主观上,双方面造成了刘晓波们,这两三代人学院训练与知识结构的贫乏苍白。 其三,刘晓波的一切考虑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早期的黑马式的文学批评,中期的,八九年投入天安门广场的活动,电视上的作证及其后的忏悔及著述,以及最近十年的各种杂文,对于不同意见,对于中国社会时政问题的文字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文字。不错有一些时候刘晓波的问政已经是在共产党的主流意见的边缘,但是他的所有的考虑都是为了政治,而非为了价值,社会的、个人的、学术的价值。这种以文字谋取政治社会利益的道路完全是陈伯达、李希凡、姚文元、戚本禹的道路的延续。这条路和八十年代初期的金观涛、何维凌们,陈一谘们,陈子明、王军涛们……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机缘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同,刘晓波不幸也走向了当年那些共产党的合作者们,如章伯钧们、陈子明们所走向的被整肃的道路。 这样一条道路当然和我们一直推崇的,最近半个世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例如索尔仁尼琴、布罗夫斯基、萨哈洛夫、米沃什,乃至那些苦闷的知识分子肖斯塔科维奇们不一样,当然和那些经过痛苦后从左派知识分子中走出来的凯斯勒、纪德、吉拉斯们不一样。 没了知识和精神追求的刘晓波们在政治中如鱼得水,不管是哪种政治,掌权的还是在野的,这本身就说明,这是一类异化了的知识分子。 三.极权主义文化的回潮 尽管如此,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作为极权社会癌变结果的刘晓波,还是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多直接的、正面影响。然而,这直接的正面影响却大都和刘晓波无关。因为欢呼支持的中国民众大都不关心刘晓波是谁,刘晓波做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和平奖给的是在监狱中的人,中共政权不欢迎的人。他们关心的是是否打了中共政府一个耳光。 民众的欢呼是对共产党的抛弃与否定,而绝对没有一丝一毫肯定的意思。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共产党倒台,那在全世界、中国得到的一定是如八九年柏林墙倒塌时那样的最大的欢呼。所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的直接的积极影响本身否定的是刘晓波的说法和做法,那就是他对共产党近年来所谓进步的肯定,以及它所谓的自己“没有敌人”的说法。 如果刘晓波们还有一点感觉的话,那么就可以从这种欢呼声中感到民众对他们对共产党的顺从和美化的嘲弄和否定。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的结果很有南辕北辙的可能。因为共产党文化产物的刘晓波们借诺贝尔奖而欲图继续走下去,甚至拓宽他们的道路,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反动,甚至可以说是八九年以后,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极权主义文化回潮。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的事情的发展变化和最近一百年来的国际社会、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看到,它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反动与回潮。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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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开罗的希望而欣喜若狂

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 ——John F. Kennedy “这些追求民主的示威者都一致地说,美国站在穆巴拉克一边而不是他们一边。他们这样感觉,一是因为美国最近发布的政治声明都太小心翼翼和精于利弊权衡,还因为攻击这些示威者的催泪弹都是美国制造的。” “无论我走到哪里埃及人都对我强调,美国不应该认为他们的运动是威胁美国。而我却悲哀地感到,埃及人正在给美国人讲授民主美德。” “一个生理学教授对我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们需要自由。” “一个医科学生对我说:‘埃及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奥巴马说的话。如果他支持埃及独裁者,埃及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就不是三十年了。” “也许我深受 Tahrir广场的感染,但我认为这些示威者们说得有道理。美国的平衡术没有起作用。越来越清楚的是,只有穆巴拉克先生下台,埃及才会稳定下来。他应当下台离开这个国家,这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埃及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对Tahrir广场勇敢的男女们致敬——这也是向美国自己的历史和价值观致敬 ——美国应该明确表明:美国要站在追求民主的和平人群一边,而不是站在那些威胁民主的人一边。”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关于埃及革命的现场报道: 因开罗的希望而欣喜若狂 Exhilarated by the Hope in Cairo By NICHOLAS D. KRISTOF Published: January 31, 2011 CAIRO Damon Winter/The New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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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書展上的中共表演

作者﹕余英時 中共在9月跟10月,在德國的法蘭克福書展前後所做所為,非常轟動。不但德國人看得眼花繚亂,就是美國、英國也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它的表演。所以,最近《紐約時報》有極長篇的報道,講法蘭克福的書展中共表演。這一點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真面目。原來的面目國際上並沒有怎麼看得很清楚,這一次的表演, 我想全世界都見識到了。我們知道中共永遠至少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就是它佔下風的時候,要想拉攏別人、要想統戰別人,那是非常甜得不得了,說起話來是叫你陶醉的,都給你附和的,這是一種面孔。另外一種面孔就是它佔上風,那就凶狠、那就不得了了,它另外可以治你的時候,那你就死在它手上,它絕不給你有任何呼吸的空氣。 所以現在我們看共產黨,要看兩面。一面就是共產黨佔下風時卑躬屈膝的樣子。所以這次在法蘭克福的展覽,就剛好看出它這一面來。它這一面之所以能表演也很簡單。第一,它現在有錢,不但有勢而且還有錢。這次法蘭克福的書展好象它捐了500萬歐元,那當然它有說話的餘地。第二,它派了含有7000人到德國來進行書展,所以花費的人力跟財力,都不可想象的。 另外在9月中,又有一個討論中國跟西方的國際會議。這個國際會議上,他們派了160多個團員。這個代表團也龐大得不得了,在這個會議上就發生了很大的爭執。就是在9月初的時候,書展的主持人請了中國的異議作家,像戴晴是位女作家、非常敢說話的;另外還有一個在美國的異議份子、也是大陸出來的叫貝嶺,都是很有名的作家,請他們也參加討論會。最初邀請的時候,沒有讓中共知道。所以中共聽說以後即刻提出強烈抗議,說這兩人不能來。所以書展的負責人就把他們取消了。 可是這一取消讓別人知道了,讓人家知道了。知道以後,引起一片咒罵之聲。因為這個是向共產黨低頭屈服,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後書展的負責人沒有辦法,還是繼續邀請這兩個人,讓這兩個人入境。戴晴是通過德國的筆會、貝嶺大概也是通過筆會跟其它的反對勢力抗議,兩個都來了。 來了以後,這兩個人一講演,結果他們全部要退出。中間還包括很有名的作家,像莫言,都一塊兒退出。對自己同胞的作家,好像沒有任何同情的表示。只有一位可佩服的,那就是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他是研究歷史的,不但學問好,人品 也好,所以只有他一個人留下來,所以還表現一點氣節。這裡也可以看出來共產黨現在的控制不可能完全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是過去,那是秦暉絕不敢留下來的。留下來以後他回國去就不能想像是什麼樣一個酷刑在等待他。 這是一件事情,然後到書展的時候,它是完全操縱的。它操縱的結果就是對它不利的書它一概不讓來,至少他們企圖是如此。甚至於包括台灣的書到德國來展,他們事先也是給台灣各種書商有壓力,這是共產黨凶狠的一面。 另外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四川的一個作家廖亦武、也是畫家,是非常著名的異議人士。那時書展是絕對請他來的,因為他不但會畫,而且是音樂家,所以希望他參加。但是共產黨不給他護照、不讓他出境。包括德國政府向中共政府溝通,都不讓他來。所以他最後還是只有留在四川不能來了。 不過因此他的名字、他的事跡也在國際上得到間接的流傳,也不算完全失敗。所以廖亦武自己說︰「這樣的鬥爭是很正常的。不過,無論如何,本來國際上不要見我,現在至少了解、至少有這麼一個人了。」實際上他在德國已經有書出版,在美國也有英文書出版,所以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異議份子。 共產黨今天是有一個企圖,它就是要在文化上向國際進軍了。而且要橫行霸道,還不光是進軍,就是它是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它喜歡的人就可以參加;它不喜歡就可以封殺,這是它的如意算盤。 可是,這個如意算盤在德國並沒有獲得成功。不但沒有獲得成功,還是相反的。因為德國新聞界跟政治界都是一片責罵之聲,當然也有少數人因為利益關系會崇敬它,但那個聲音是微弱得聽不見。在國內,外交部長公開地說︰「我們要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共產黨在國際上想稱霸,目前還沒有達到可以成功的地步。共產黨還有一條很長的路往前走,是不是能走得通,我很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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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

作者:余英时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厘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六四”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 《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像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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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乡愁的余英时先生

傅建中 对于流寓海外的中国人,最难抗拒的是故土之情,也就是所谓乡愁。年纪大的人越是如此,故自从七十年代中国关闭的门户开放后。回归的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有声于国际,名闻于两岸的高级知识分子,如语言学家赵元任、数学家陈省身、科学家杨振宁、顾毓琇(民国国大代表丶江泽民的业师)等。 有的是落叶归根,想终老斯土,如现在北京的杨振宁、林家翘(数学家)均属此类。因此利用乡愁争取海外的学者回归,成了中共的统战利器。现任中共总 理温家宝不是喜引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向住在台湾和异乡的中国人招手吗?说什麽「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可是在美国有一位当代的大知识分子,去年十二月获颁「克鲁吉人文奖」的余英时,却从没有乡愁的感受,也不为这种情绪所动。 美式生活 保有中国文化认同 余英时是近年中共极力要争取回大陆的海外学人,为了这个目的,中共当局出版了十馀种他的著作,最大的手笔莫过于前年北京三联书店刊印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连对中共有强烈批判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字都包含在内。 今年四月下旬余英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演讲,图书馆特辟室展出余的全部著作,其中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余著,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对著作等身一词, 这个展览给了人们难忘的印象。对余英时而言,中共的手法真是人未归,而书已先行。由于余书开禁,大陆近年掀起余英时热,学者乃至一般人均以读余英时的书为时尚。 放行著作之外,中共也不时透过各种管道传达北京希望余回国看看的愿望,一度还派出一个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团亲访余英时,动之以乡情,但余就是不为所动,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他没有乡愁,对方只好哑口无言的离去。 王粲不是在他那流传千古的「登楼赋」中早就说过:「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孔子周游列国,其道不行,不也曾在陈国发出「归欤」之叹吗?余英时为何能例外,超越孔丘和王粲而无乡愁? 去岁在「克鲁吉奖」颁奖典礼上,余英时已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在答词中说:「生活在美国长达半世纪,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调适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国生活方式,而同时保有我的中国文化认同」。 既能享受美式生活,而又保有中国文化认同,那麽回不回中国,也就无关宏旨了,况且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随同美国史学家访问团去过。余英时以史学家的透视看过中国之后,对中共政权已不再有任何憧憬或寄望,至于中国近年的崛起及空前繁荣,在余英时的心目中,也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 举目当今,在海外的知识界像余英时这样基于个人信念而绝不和中共妥协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的。这不禁让笔者忆起美国史学家塔克曼(女)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伯莱特的一段对话。塔克曼以写「史迪威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书而获得普立兹奖,是有名的自由派,甚至有人认为她是左派。 七十年代初在一片「中国热」(China euphoria)声中,塔克曼应邀到参院作证,和外委会主席傅尔伯莱特对话时,塔克曼说,她对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幻想,也从不怀疑如果史达林式的共产主义在美国成功的话,她将是第一批被处决的人,从塔克曼的话,不难看出,有真知灼见的自由主义者,必知共产主义绝不容许自由主义与其共存的。 这就是为何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初,毅然决然的离开中国,他深知在中共统治下,他想做个顺民都不可能,何况他不想做顺民呢。 史学家看强权 余英时是心仪胡适的,这可从他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重读胡适日记所写的长序中见之。可是在中国文化上,他更为服膺陈寅恪和陈的好友吴宓,尤其是他们在中共统治下,坚贞不屈的高洁人格,这也是为何余花了不少心血诠释一九四九年后陈所写的诗词及「论再生缘」一书。 对于吴宓,余在国会图书馆所作二场演讲中,第二场即以吴宓和顾颉刚二人为主题,而内容则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日记,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日记。如吴宓在日记中斥奉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不易之真理」乃「可笑与可耻」,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拒批孔。 至于顾颉刚的日记,让世人知道顾「本有避秦台湾」之意,终因家累而未果,以致自一九四九年以后,顾在大陆上一直过着「被征服」的屈辱生活。余英时从顾的日记窥视其内心世界,写了本「未尽的才情」的书,指出顾在中共统治下,再也写不出昔日「古史辩」那样的传世之作,而为之无限惋惜。 余英时不无藉吴、顾二人的日记而自况之意,只是他比吴、顾幸运得多,能在自由的天地里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时为文放言高论。但余以吴、顾二人的日记 为演讲主题,本身就有很深的含意,显然他是藉着阐发吴、顾的精神向历劫的大陆智识分子致哀和致敬,并对中共高压的统治作无言的抗议。 宁选自由天地 从事学术创作 余英时四月二十四日作第一场演讲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毕林顿博士不仅到场听讲,且从头听到尾,终场后还和余英时交换了意见,足见毕林顿对余英时的重视,因为他深知余英时是中国文化存亡绝续的代表性人物,而毕氏全程参加演讲,也凸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尽管他本人是研究俄国的专家。 余英时的演说颇具反讽意义,说的全是大陆上的「国学热」,历史的再现,寻回失落了的文化认同。可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只是徒然,到头来,仍是回归传统,从失去的价值中找回自己。 自从去年十一月中旬报端披露余英时获得有诺贝尔人文奖之称的「克鲁吉」奖后,确实让他忙碌了好一阵子,打乱了平时的生活秩序,让余颇不习惯。更好笑的是,在众多的道贺电话中,也有一通来自一位颇有声誉的同行,名义上是向他恭喜,却未说一句恭维的话,而只是发牢骚,说是他更应得克鲁吉奖,而竟未得,然后把美国学界的偏见大肆批评了一番。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过去,普林斯顿的余府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只是不时仍有访客,包括来自老家安徽的客人,余英时虽少小离家,却从无衣锦荣归的打算,也不会问什麽「君自故乡来…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如果他有所谓乡愁的话,早已融合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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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反对土地私有制的人们

《右派网》编按:似乎宣称华人愚蠢到不能在自由环境下投票选举民意代表的垃圾,也往往宣称农民愚蠢到只会糟蹋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些垃圾还往往是“爱国主义者”加“民族主义者”。匪夷所思么? 未来时代的人可能会很难理解我们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许多自诩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人,却时时在主张损害农民、剥夺农民的法律和政策。李昌平就是其中一位。李昌平多年来致力于反对土地私有制,主张在中国重建类似于人民公社那样的所谓“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土地私有必将使中国农民陷入万劫不复,可分明正是他的主张在把农民引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在最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李昌平再一次表达了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决反对,同时表示,如果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必天下大乱,他是一定要移民的,以逃避乱世。 此言一出,真笑煞天下人了!我很好奇,倒想问问,如果为了逃避土地私有制而移民的话,那么,要移到哪里去呢?是要移到另一个土地国有的国家呢?还是移到土地私有的国家去?这个世界上,拒绝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屈指可数。我敢打赌,李昌平是肯定不会移民到这些国家的。李昌平要移民的国家,一定是坚定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然很奇怪。既然土地私有制是火坑,要通过移民逃避这个火坑,怎么却要跳进另一个火坑呢? 当然,李昌平先生可以退一步说,私有制固然好,虽然适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情,但就是不适合中国国情。 那好,就算他说的是对的,那么,我倒想问一问,李昌平先生在北京购房,付款以后,是不是也要向开发商索要房产证呢?我认为,如果李昌平真正相信自己所说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那一套歪理邪说,他就没有理由要求得到房产证。 不能给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理由是,农民会糊里糊涂地把土地贱价出售,或者无力对抗地方黑恶势力,不得不贱价出售土地。不管是不是贱价,总之,农民一定会失去土地,土地会集中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然后这些人就通过集中的大量土地来剥削他人。比如把粮价抬到天上去。 我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李昌平和他购买的房屋。如果把房产证给了他。他就会拿房子去换酒喝,直到喝得人事不省、家道败落。即使他想好好过日子,也会有地方黑恶势力逼迫他出售房屋,然后这些黑恶势力就通过大量收购房屋来垄断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由于居住需求属于刚性需求,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人总是要住在房子里的,不能睡在街上,于是,这些黑恶势力就可以漫天要价,所有想在北京居住的善良人就都会受到他们的剥削。而政府拿他们毫无办法,谁让房屋和土地是私有的?人家在私有产业上做事,政府无权干涉。万恶的私有制! 所以,不能允许李昌平这样的购房者拥有房产证。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为了避免房屋的集中,必须把房产证交给街道办事处或者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大集体。如果李昌平们想要出租或者出售自己的房屋,必须由街道办事处 或者居民委员会的官员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集体商议,要把所有的“外部性”都考虑进去,比如国家的最新产业政策、房屋的集中度、房价的高低、售价对于物价指数的影响、市场对房屋的客观需求量、租房买房者的承受能力、房主是否会得到暴利,等等,等等。李昌平们由于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能任由他们去决定自己的事务,必须由更具大局观的官员们代替他们考虑。 我认为李昌平一定不能忍受这种集体制的房屋所有制度。但他们却在每天高唱让农民们接受这种集体制的土地制度,并认为这样才符合农民的利益。他们的逻辑很奇怪,这种逻辑认为,对于农民来说,越是重要的东西,越要交给别人去处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锅碗瓢盆之类的,他们不反对农民私有,但对农民至关重要的土地,他们却坚持排斥农民的自主权。 当然,他们自己并不实行这套逻辑。房屋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他们绝不会因为这种资产太重要而把房屋的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交给他人或者某个“集体”处理。相反,他们一定要自己牢牢把握这个权力——房产证是一定要拿到手的,否则不惜和开发商打官司。 右翼和左翼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右翼人士的主张,都是他们自己也很希望得到的,比如自由、私有产权、法治。而左翼人士的主张,则是专为他人预备的,他们自己并不打算实行或者接受,比如集体所有制、把钱给别人以实现社会平等、即使自己吃亏也坚持从事对社会重要的职业,等等。 土地问题也是如此。主张土地私有的右翼人士当然愿意拥有自己的土地,也很愿意别人同样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反对土地私有的左翼人士则在力争自己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反对他人拥有同样的权利。可能,左翼人士的内心深处,都认为自己是精英,比群众高出一等。确实,也只有这种精英,才敢于宣称:尽可以剥夺人们的自由,他们可以为社会指引发展的道路。可惜,到目前为止,他们指引的道路都是通往奴役和灾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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