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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如何学习塞尔维亚

2008 年年初,埃及马哈拉(El-Mahalla el-Kubra)工业城(mill town)国有纺织厂的工人宣布,因为物价高涨和薪水微薄,他们打算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出来罢工。这件事情引起了一帮子在首都开罗,娴熟于各类技术应用的年轻人的注意。于是这群年轻人在脸书(Facebook)上开设了一个团体,准备于4月6日,在整个埃及组织声援性的抗议和罢工行动。令他们震惊的是,这个脸书团体很快就有7万人加入响应。 但是在网上搞活动,和在街上搞活动,还不是一码子事。在马哈拉的工人罢工行动中,警察占领了工厂,对罢工加以阻止。结果示威转向暴力:抗议者们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个人死于冲突。与此同时全埃及的连带抗议 (solidarity protests)在大多数地方都被警察所封锁,最终失败。脸书组织者一直都没有在抗议战术上达成一致——人们是应该留在家里还是应该上街。人们当时知道他们都想要做些事情。但没人对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清楚的想法。 4 月6日的抗议表现得相当拙劣,抗议运动的领导者随后就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该抗议成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民主革命工具所存缺陷方面的客观教训(object lesson)。脸书可以把成千上万的线上同情者聚到一起,但一旦到了线下却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脸书是一种有用的通信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们决定从其他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身上加以学习。在2009年夏天,穆罕默德·阿 德尔(Mohamed Adel),这个20岁的博客作者和四六运动的活动人士,去了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 在贝尔格莱德有一个组织, 名为“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 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简称CANVAS)。该组织是由在1990年代晚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起义中学到经验的年轻塞尔维亚人所运作的。在把米氏赶下台后, 他们就着手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即如何将自身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其他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独裁者来讲,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都指名道姓的谴责了他们。(一位CANVAS 的领导者对我说“他们认为我们把革命装在了行李箱中,是我们这些外人的运作才把革命带到他们国家的”。)但是对包括津巴布韦、缅甸、白俄罗斯、伊朗的年轻一代民主活动人士来讲,年轻的塞尔维亚活动人士就是英雄。他们已与50国以上的民主倡议者展开了合作。在如何与世界上最坏的政府较量方面,他们向各类年轻人团队给出了建议,并且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占领的黎巴嫩、马尔代夫以及现在的埃及,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年轻人都获胜了。 在贝尔格莱德,阿德尔接受了一星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方面的训练。他学会了如何组织人民——不是在电脑上,而是在大街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如何培训其他人, 于是他返回埃及并开始教导其他人。“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另一个相似的被称为Kefaya的组织,成了促成穆巴拉克总统于2月11日辞职的为期18天和平起义的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地缘政治集团Stratfor在2月3号的一份报告中曾说道,“四六运动和Kifaya实际上就是在把抗议者组织起来并且走上街头方面扮演领导角色的团体。”他们所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CANVAS的培训课程。阿德尔在接受半岛英文电视台2月9号的采访中,这样描述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我在如何进行和平示威、如何避免暴力以及如何面对来自安全部队的暴力……以及如何有组织的使人民走上街头方面受到了训练”。身为CANVAS领导人之一的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则这样告诉我,“我们对他们如此年轻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相当讶异。” 当非暴力革命横扫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些长期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并威胁到附近的阿尔及利亚、巴林、也门的统治者时,世界的关注点被革命的肇因即压制性统治下生活的世代,以及革命所利用的工具如脸书和推特这种社交网络站点所吸引,这些因素鼓舞了造反浪潮。但是作为四六运动的成员却了解,单单这些因素并无法形成一场革命。那什么才形成了一场革命呢?在过去,不满群体利用了地缘政治的横扫力量:拉美政权以及前苏联集团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超级强权对于独裁统治支持的撤销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作为一种全球理想得以巩固的产物。但是全球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结束了,然而大量独裁者却仍然存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数量不断增加的独裁国家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言,就是要向CANVAS学习。CANVAS比其他民主团队做得更好,该组织已打造了一个具有持久性的非暴力革命的蓝图:如何做才能将少量民众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然后去推翻一个独裁者。CANVAS已经思考了如何把犬儒、被动以及恐惧的公众转变为活动人士。其强调团结、纪律和计划——这些战术对任何军事行动而言均是基本的,但却往往被非暴力革命者所忽略。独裁统治期间有着许多时刻足以激发公众的怒火:石油价格的飞涨、反对派领袖被暗杀、自然灾害后政府的腐败冷漠,或仅仅是警察没收街上小贩的手推车。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愤怒是无济于事的——它至多只会突然爆发一下,并不会给非民主的统治者造成很大挑战。只有有所准备的对手才能够利用这些愤怒时刻去推翻一个非民主政府。 CANVAS 的一位前教官伊万·马洛维奇(Ivan Marovic)在几年前于华盛顿曾对我说道,“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自动自发的。似乎人民只要跑到街上就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其实是长达数月或数年提前准备的结果。直到某个时点时机才会成熟,此时你才可以组织大众示威或罢工,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如果这类行动仔细计划过,那么到它们开始之时,所有事情在数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 CANVAS几乎是第一家向独裁政权治下的人民传授可被用来推翻独裁统治技能的组织;自冷战初期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一直都在资助全世界的民主推广组织。我在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和桑地尼斯塔时期的尼加拉瓜两个独裁政权统治之下都生活过,并访问过大约十多个其他独裁国家,我见到了大批埋头工作负责民主推广的人士并且我 本人也做过选举监督员。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足以媲美CANVAS的组织。 传统的民主推广团队喜欢与具有良好信誉的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团体协作;但CANVAS却喜欢与后起之秀合作。他们的理论是,独裁者统治下的建制式政党(established parties)及组织往往过于懈怠腐化以至无法推翻独裁者,相反此希望只能寄托在理想主义的局外人——往往是学生身上。塞尔维亚那些活动人士并不是通常那种来自富裕国家西装革履的高新顾问;他们更像是外表骄傲、自大的学生。他们带来了牛仔般的招摇。他们洋溢着成功的感觉。每个他们所教导的人都想要做这些塞尔维亚活动人士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果CANVAS的做法撕碎了旧式民主推广的剧本,那是因为该团体的领导者已经从他们自身第一手的经历中,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民主推广方面的剧本。该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咖啡厅召开的会议,在那里波波维奇 (Popovic)——这位身材高大、一身锐气的25岁男子,贝尔格莱德大学海洋生物系的学生——把志同道合的几位学生召集起来。那时候,米洛舍维奇已经 在位9年时间,并且统治基础已经根深蒂固。他那时已发动且输了三场战争,并正在发动第四场战争(科索沃战争)。波波维奇及其朋友多年以来一直都活跃于学生抗议行动。他们已经连续游行了100天,但收获却微乎其微。波波维奇回忆道,“那是一场与陷入绝望状态的老友的聚会。我们当时处在消沉的谷底。” 学生们把自己命名为“Otpor!”(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并开始思考革命。首要以及最为艰巨的障碍就是国人的态度。由反对派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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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名言精选

是个人就能说话。表达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没有表达你就不是人。 个人地位也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地位,做人最高的地位。只是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种权利。 为法西斯卖力的人是死得比鸿毛还轻的,这是法西斯他爹说的。 对于钱学森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人,仅仅是国葬是不够的,至少要有一个常委陪葬,仪式应是天葬,也可以考虑不葬,陪一陪那个始终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神。 立国60年后,面对事实和公理,中国还是拒绝承认错误的话,这个国家就是个危险的国家。 另一个叫余秋雨的,如果说他是文人中的败类,或是败类中的败类,则一点也不过。这类流氓文人,如此逍遥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现代文明的奇蹟。 杨佳案案发至今,一百三十五天。从一辆自行车的合法性问题引发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合法性问题,从个人死亡到国家司法伦理死亡,可以说伤亡惨重。 婊子们簇拥《奸你大爷》的深层理由:1、皮条客和龟公总是比嫖客要持久 2、我婊故我在 3、票房不如嫖方 4、睡谁也不如睡母亲 5、反正从来也没有把自己当人 6、闲著也是闲著 7、我就是傻×,观众是个屁,8、装逼是硬道理 9、国家是个吊,有谁不被嫖? 早上起来的选择:1、是生命的一部分还是死亡的一部分 2、要真实还是要谎言 3、是快乐的还是腐朽的,4、去爱还是被遗弃 5、智慧还是脑残 6、微笑还是屈辱 7、声讨还是庆典 8、多一点勇敢还是多一点恐惧 9、做啥还是腥浪 10、自/由或是囚徒。 这个政权由一些最不要脸的说谎者拥戴着,他们靠帮腔说谎、蔑视羞辱良知,享受着独裁统治下的优惠,这些人是要受到审判的… 当网民们可以将那些超级傻×们骂死之时,就是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到来之日。让我们甩开膀子破口大骂,有谁说这不是一个独特的极具有诱惑力的年代呢 ? 什么叫做不要脸,那是当做每一件事情时他们都清楚知道那是卑鄙、下流、见不得阳光的,但是他们还是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去说去做了,是他们把这个世 界看透了,依附于一个强大的流氓集团,什么正义啊良心啊早就被狗吃了。但是,即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还是会看到自己的末日的。 建议将长安街至八宝山永久保留为领导人专道,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走的快些再快些,顺畅及时些。 有时会想,本来不错的人一沾上中国怎么就变贱了呢,后来明白了,中国就是一个粪坑,沾不得。 你们还没有看出上推的险境吗?前方是跟傻×一样邪恶的政府,后方是跟邪恶一样傻×的人民,你基本上是死定了,这才叫做刺激。 面前的这只杯子,你能看到它,可你能看到在此之前,它被谁碰过,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吗?更何况要了解一个人? 如果我们放弃注视和关心周围的人,永远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一天,谁也不会自由。 我怕的要命,不是无所畏惧,或许比其他人更要害怕。我之所以勇敢,是因为我知道危险就在那里,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危险会越来越强大。 公开化是公民面对专制的利器,仅有的利器。 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拆迁,把人打死、打伤的,但是你们做了什么呢?只能是装着出本艺术杂志,搞搞艺术,回避问题。真正应该面对的是什么你们真的不知道么? 死亡可以结束生命,生命不可结束生命。 如果绝望、麻木、放弃、不在意了,你变为了你的对手希望你成为的那部分。 中国人习惯了看着他人死去,只要是他人失踪、禁闭、死去,直到有一天这个他人就是自己。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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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被抓 中南海的沉默来自于内部的分裂与拆台

截止到今天为止,艾未未这件事情依然影响非常大。从我们上期节目做完到现在,艾未未这件事情发展得比较特别,意思就是说,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前后有十天的时间了,中共除了媒体有所栽赃,给艾未未抹黑,包括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都直接讲艾未未将依法惩处。艾未未还没定罪,怎么叫依法惩处?就是这样类似的说法是中共习惯性的。但是它出乎意料的就是说艾未未这件事情竟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就太大了,达到什么份上?几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外交部,都以正式的方式向中共当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求释放艾未未。 整个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现在我能看到的,就是说中共是以艾未未经济上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抓的他,普遍大家认为是它的借口了。从我看所有的文章,包括海外对这件事情的关注程度,以及中共,包括环球时报、新华社以及外交部的发言人对艾未未这件事情的说法,给我更大的感觉就象是运动,我说这个运动就象我们四、五十岁的人所经历过的这种运动,文革,反右,类似的运动,有这种感觉。因为从处理艾未未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它不象其它那些,因为艾未未个人的身份太特别了。按道理说,它碰艾未未非常不划算,不值得。艾未未他所做过的事情个人化极强,他基本上表现了一个自由的艺术家和独立的个人人格这一方面表现得极其强烈,他要求的是自由,要求的是公正,我觉得代表性更强一些。 就是说他做事情的这种独立性,你很难把艾未未跟其他一些相关的人完整的连在一起。从我做过的,包括我在《今日点击》当中做过很多关于艾未未的节目,接触过很多介绍文章,我更觉得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在反抗中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这个位置就显得更加突出,不象说一些维权律师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作家。维权律师他触及到的很多是一些民众的一些基本的利益,最底层人的,最普通人的基本的利益受到当地握有权力的人的侵害之后,这些律师站出来为他们打官司,为他们维权,这是一些律师的做法,包括陈光诚,包括滕彪,这些人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中也给大家提到过,所谓的在中国的茉莉花的革命,我个人认为实际茉莉花革命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成型,或者说是不存在。我提到这个说法是因为我一直坚信,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的散步的最一开始应该是中共贼喊捉贼,他们先干的。但是当这件事情出来之后,他们把这风放出来之后,他们在第一时间抓了包括滕彪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在过去两三年里头非常活跃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现在一直在抓。到了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现在,我倒是认为,是很多民间的普通的老百姓,一些普通的民间人士,借助这个说法把它延续下来。所以在第二期、第三期周末的时候,星期日号召大家散步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警察非常多,而实际谁是散步的看不出来,结果警察又害怕,就把外国记者抓了,这是我们那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的。 其实包括艾未未自己曾经也发表过他不支持这种茉莉花散步,茉莉花革命,因为它会很容易把这些参与者置身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而大家没有一个相应的组织,相应的间架结构,这样散兵游勇的状况就是很不利。那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前面循环的过程一直到今天,艾未未竟然被抓了,这个给我的感觉非常蹊跷。 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其实动他是不划算的,因为他在国际社会当中影响力太高,这是第一;第二,在老百姓,民间他影响力更高的是那些三十多岁的人,有几十万人是他的粉丝,而他所代表的思想是这种独立的自我个性的表现更强。此外,因为他是一个现代派的艺术家,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东西极其具有思想性,但同时极其突出个人的意愿,意志,个人的理念。那这种自由的现代派的艺术家,对于现在的中共来讲,再加上艾未未自己家庭的背景和他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声誉和声望来讲,中共动他是不划算的。 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中共无论对他做什么,都不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中共无论对他栽赃什么样的罪责,其实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有一种感情上的心理倾向,中共说什么都是假的,就是这么个概念。但是如果留他在外面,不去抓他,不去碰他,其实对中共有一种缓冲的余地,我个人的看法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当你把事情做绝了的时候,谁都不干了,我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而反对中共的,能够发出声音的,主要是国内这些人。这些人你都给他抓净了,包括艾未未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它的代表性是从这种自由思想和精神层面,这种追求自由和公正的角度具有代表性。如果你把这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给抓了之后,因为他不比其他人,就是因为他的国际声望太高,所以你抓他之后就等于向国际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挑战,这就是我一直在静静的看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为什么? 当艾未未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反应非常大的却是德国媒体,德国媒体要相比英国媒体和法国媒体反应的更大,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本月初,德国的一个叫《启蒙的艺术》在天安门广场,原来的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馆被关闭了很多年,这次重新开幕展出,而把德国的《启蒙的艺书》这样的展览放在那儿,是当时作为一种文化的交流。 我在德国之声的网站上看过一些文章,就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启蒙的艺术所追求的价值观念,就是自由,人权,个体的这种解放,追求的是这些东西,所以在我看来当初德国是希望有这样的一种传递,透过艺术的形式。而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德国外长也亲自到北京去参加了这个展览的开幕式,这个前后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在德国之声当中在艾未未被抓之后有这么一篇文章,他说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天赋人权,宽容理性,这是它最关键的。 而这一次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艺术品是得到了德国联邦外交部的大力资助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却与现今中共所掌握的中国相差甚远,远的不是一点点,是太远了。也正是因为相差甚远,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德国出现了两个声音,有一些人要求撤展,对中共抓捕艾未未的抗议,包括德国的外交部长已经召见了中共驻德国的大使,以此提出抗议;但是作为政府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说我们愿意抗议,但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展览撤出来,这是分开的两件事情。 另外的思想说的就很清楚,正是因为启蒙的艺术它就是要展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艺术创作自由的这样的启蒙的基本理念,但是中共抓了艾未未就是对整个艺术展的侮辱,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就必须应该撤出来。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说,实际这个展览是给中共搽脂抹粉,实际是给中共助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就应该把这个展览撤掉,这是说的比较明确的。包括德国的文化部长,德国的外交部长都是谴责了中共的行为,但是坚持认为展览应该撤。 在这样的对峙过程中,这样的冲突过程中在德国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反响大的超乎想象。德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几乎都在几天之内连续报道这件事情,登出各种的评论。我觉得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概念,就是艾未未自身的价值观念,艾未未自身的安危已经直接触及到国与国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这种价值的冲突。 其中《南德意志报》写过一篇评论,《中国的良知沉默了》,他指艾未未是中国的良知,是许许多多正直而勇敢的中国人之一,他的被捕标志着中国达到了新的最低点,也是打了德国对华政策的一记耳光,德国现在应该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这是指德国政府了。 而且报道当中特别提到,艾未未的整个从艺术家转变成为政治活动家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跟他自身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他已经成名了,他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中国人艺术家。你要从赚钱的角度来讲,他的作品的价值,他的作品拍卖换取金钱的价值,也是中国人当中的凤毛麟角。他有钱,他有名声,他有一切,他有家庭旺族的背景,我是指他父亲艾青的名声,今天包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所有的人都是读他爸爸的诗,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长大的。艾青被誉为红色诗人,是中共统治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人物,而且他很多的诗都以爱国主义在宣讲,再讲给别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样普通的中国人,将近三代人。艾未未在这种背景下他可以享受他自己的名望,他根本没必要去做这些事情,但他做了。 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到艾未未为四川大地震几千名学生在腐败官员建造的豆腐渣工程遇难时,他为了让死去的人有尊严,希望找出他们都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死的时候是多大,就找出人这样最基本的东西的时候,想还给死去的人以尊严的时候,却触怒了中共,而且他还为那些无辜坐牢的维权人士发出声音,对于中共所掌控的媒体说他的艺术越来越趋向于政治化的说法,艾未未的回答也非常清楚,一个独裁政权掌控下的艺术家只能创造政治化艺术,艺术服务于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政治化的,那艺术自然也就政治化了。这个是没错了,国内就有很多朋友提到说叫参与政治,有人给我的留言也说石涛是参与政治。 我说你说等于白说,为什么这么讲?今天你出生就是政治,因为你出生的时候你要做出选择。你今天生孩子的时候你只许生一个,所以你要挑是男的是女的。谁让你生一个?是因为党的政策要求你只能生一个,所以你生了一个你不能生第二个本身就是政治,所以在你的孩子没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政治性产物了,当你选择是男还是女孩的时候,甚至于看自己的太太怀的是女孩,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的时候,你未出生的女儿由于政治被你亲手杀掉,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很多的孩子,就在今天政治的氛围当中,在她在娘胎里尚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政治杀死了。就象艾未未说的道理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政治化的国家当中,所以我们的一切也必然是政治的。 而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接着是这么讲的,他说艾未未是一个正直的人所说的话,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勇敢的人,他们就因为类似的态度就备受煎熬,他提到了屈原。他说屈原当初可能就象现在的艾未未一样,如此执着的针对专权腐败进行斗争,而著名的诗人李白和苏东坡,以及包括艾未未的父亲艾青,都是受过类似的迫害,就是因为他们作为艺术家,作为正常人,作为文人,他们要秉承文人应该有的良知和做人的意志,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所以他们得罪了独裁者,所以他们就受到了类似艾未未所遭受的迫害。 在这篇文章里提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达到了新的道德的最低点。北京的共产党人为了维护权力,而日益采取极其非法的方式,他们没有任何正常的法律手续和程序,就让很多活动家消失了。一个盲人的维权人士和外国记者还被殴打,外国对这种过分行为的批评,遭到了伶牙俐齿的政府女发言人的讥笑。中共领导人显然已经得出结论,西方现在更需要中国,而不是中国更需要西方,艾未未称这种思想是危险的罪过。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交流,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只能是相互往来,西方涌向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人也希望用西方的技术继续发展,彼此尊重。 所以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中共领导人已经开始告别对外国人以礼相待,同样也告别自己在改革年代的政治自由化,从而破坏了邓小平的毕生的事业,一个让象艾未未这样的艺术家和启蒙者消失在铁窗之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新的道德的最低点。其实我个人的说法,谈不上道德的最低点,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这个国家所谓的道德底线,我举个例子,谁对我好谁就好,谁对我不好谁就不好,今天在评论价值观念的时候,很多人是以我个人的利益的得失来衡量对方的好与坏,完全是利益。 而在四月六号《纽约时报》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直接就叫做《一个艺术家承担了中国的良心的角色》。艾未未被警方抓捕并失踪,他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十一世纪的人物,拥有全球意识,善于运用媒体,结交广泛,他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代表,而这种文化,西方人大多不熟悉,但在中国却历史悠久。在艾未未三十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他经常冒着个人的风险,把艺术和现实社会结合在一起,发出了对中共当局直言批评的角色,并向中共当局发出了他最严厉的批评。在被抓,被拘捕之后,他能否在中国继续保持这样的角色,目前看来已经很难说了。 文章接着说,艾未未创作的作品很多是极其有思想性的,有些让外国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在二〇〇七年在德国卡塞尔举行的纪录片电影节上,他展出了一件名为《童话》的概念艺术品。他在整个展出期间,摆出了一千零一把中国的古董椅子,让人们可以随便坐,他在外边用一千零一个从明代到清代的房屋拆除下来的门搭成了一个建筑,而这种古代的房屋在中国各地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当中已经被拆除掉了。透过互联网,他招募了一千零一个中国自愿者,在电影节期间,在卡塞尔生活。 他说,总而言之,艾未未让人感到中国吸引人,但也令人困惑,同时又可怜。这些椅子坐上去感觉不错,但是人们很难明白,那些来自中国的人的意思,而这些人他们同样也不清楚它们为什么要在那里。用旧门打造起来的建筑最后倒塌了,总体来说《童话》让人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不妙。我个人的感受,一千零一,这是童话的意思,而那些古董椅子是指中共独裁政权的价值观念,谁坐在上头谁都会享受,谁都会感到享受,不愿离去。而拆下的门搭成的建筑最后倒塌,就是历史的一切都被毁掉了,历史的一切都被坐在这些椅子上的人毁掉了。那它毁掉的是什么?毁掉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它所维护的是权力。 当然象这样的作品,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这取决于个人。但是他所描绘出来的,应该是今天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环境。其实就象文章说的,坐在这些椅子上感觉不错,但是弄不明白这些中国人干嘛来了。就象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会说他干吗?为了房子,衣服?搞不懂。就是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弄不明白了,因为历史上留下来的痕迹,文化的和道德的,已经被拆除掉了,已经被摧毁了。被谁摧毁了?就是中共这些衣冠禽兽们领着大家干的,中国的历史被摧毁了。可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面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搞不懂,我觉得他所描绘的是这么个概念。 那回过头来,这期节目我主要提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抓艾未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抓他给中共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不抓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是为什么抓了?其实何清涟女士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过,说今年瑞士银行已经放弃了匿名式账号,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压力,紧接着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制订了一个独裁者法案。如果一个国家的独裁者被国际社会认定为独裁者,那他所有在瑞士银行和瑞士国土上的一切财产将被冻结并被归还给所有国。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在突尼斯和埃及发生推翻独裁者之后,三个独裁者,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家族,他们在瑞士的一切财产都被冻结就是执行了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是从二零一一年二月一号生效的。 中共针对这个状况出了一个新的条例,中共在三月十四号发了一个通知,提高了向海外投资的资金的自由限度,原来资源性的海外投资底线是三千万美元,超过的要经过审批,结果现在提高到三个亿,非资源类的投资,原来的限额是一千万美元,现在提高到一亿美元,就是向海外投资需要审批的金额的额度提高了十倍,这就造成了象钨矿公司的总经理,原来三千万美元就需要申报的投资,而现在只要不超过三亿都不用申报。这就为国家资产外流开了绿灯,限制减小。这就意味着中共高层握有实权的家族,已经意识到国内的局势非常紧张,所以以法案的方式,为他们所掌控的企业转移资金创造方便。 那为什么艾未未被抓了?其实这跟德国启蒙艺术展有关联。艾未未的被抓,因为现在是胡温主政,因此国际社会认定这是胡温干的,所以真正被抹黑的是他们,而掌握政法委系统的是周永康,而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人。所以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的过程中,利用这些有名的人物,来相互设置障碍,破坏对方的形象,无外乎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的外在表现,而且正在激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艾未未被抓之后,中共官方最高层却迟迟没有任何表态,针对这件事情,中共高层已经没有共识。 艾未未被抓并不是中共高层的一致同意的,中共高层可能存在两派,甚至三派。而他们对外又试图保持一个整体的形象,所以才会出现沉默。八九六四的时候,中共的上层也是沉默,没有说法,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现在的情况跟那时一样。中共目前有在大规模提高利率,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这与八九年情况类似。所以艾未未被抓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中共内部几大家族权力之争已经白热化了。为了给对方栽赃,为了制服对手。那谁有这样的权力?我们以前介绍过,中共的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分管一项,政法委归周永康主管,所以应该是周永康要抓艾未未,直接就是为了给胡温抹黑,而周永康这么干一定是受到江泽民的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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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傅斯年延安归来说中共

提起傅斯年,学界人士并不陌生。他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份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当时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弹劾下落马的。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份子)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了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称激烈的左派份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 大师已去,惟留余音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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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作者:陈有西 李庄连续剧第二季开始了。这一季注定会比第一季更精彩。 我原本希望帮助重庆尽快忘却恶梦,各地演讲提问中尽量回避谈李庄,让李庄静静地出狱。大家一起淡忘这个中国法治史上的臭名昭著事件。但我再一次高估了他们的智商。 这一次重庆可以进一步扬名国际了。四天中,国内朋友给我的电话、留言不说了,国际媒介来电已经有八家。在下胆小,一概婉拒。确实也无可奉告。但是,这次重庆已经无法避免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不说,也会有人说。而且会说得比我好。重庆再养一万个网络水军,再有十个华龙网,再做通新华、新浪、凤凰的工作发布御用消息,删除所有评论,也都已经没有用了。这次祼奔得太厉害了。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设定,只需要一些演员。但是我同高子程律师不一定还会去陪练。我们是中国律师,不是演员。我们的第一季早已谢幕。第二季的导演有了,演员却无法由导演来决定。 好多天了,一直没有回答朋友的的潮水般的问询。不能太辜负朋友们的注视的目光。不说几句,似乎无以谢天下。 那就说几句吧。 第一、没有独立公正的法院,所有审判就只是完成既定目的的演戏。只是完成一个虚假的表演程序。只要是在重庆审理这个案件,一切结果已经确定。律师的出场,只是陪练。辩得越精彩,配合其选择性录播和报道,正中其下怀。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你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冤假错案的发生会是司空见惯的。这能够引发所有的立法人士、法学家、人大代表、法律实务人士真正的思考。在今年底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你们真要好好思考。好好解剖这个案例。苏共“一声炮响”送来的那一套,害了中国六十多年,现在真该醒悟了。如果看到这样的事例,还认为司法独立只是西方的专利,而不适合中国国情,司法权不能去监督党权、政府权,那么这个人就是十足的白痴。 第二、本案已经无关辩护,只有揭露。任何一个律师去,都无法改变李庄的命运。越是有水平的律师、努力去辩的律师,只会为这场肮脏的审判增加看点,为他当好配角演员。他们会选择进场的媒体,他们会对全国媒体和国际媒体如临大敌,他们会用御用媒体对庭审实况断章取义,他们会隐藏所有的对李庄有利的辩护真相,而选择丑化李庄形象的片断反复报道,反复播放,搞臭李庄。御用官媒和五毛党会密切配合。公检法专政和舆论操纵两手抓,打翻李庄永世不得翻身。因此,有没有律师出场已经无关紧要。如果审判是独立公正的,如果媒介是独立客观的,以李庄的刑辩水平,不用请其他律师,只要平等开放媒体进场,只要搞电视现场直播,重庆公检法在李庄的自辩面前,就会落花流水。一个李庄,足以对付所有他们的违法侦查和审判。因为罪名和证据,包括立案理由和管辖理由,基本上不堪一击。不需要太高明的律师。 第三、重庆的目的,是想用这次自以为罪证确凿、理由扎实、准备充分的审判,来挽回其声名浪籍的司法形象和政治形象。但是这次他不用审,就已经输光。为了掩盖一个已经犯的错误,为了不让李庄出狱说出认罪交易的真相,他们正在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司法的公平正义,无关强权。强判一个人,并不能真正把他涂黑,只会让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所谓的中国司法的本质。把李庄判上十年,重庆会输得更惨,比现在还惨。基本上这段政治史(已经不是司法史),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到现在都会没有想到这点,我很惊讶。或许他们也明白,也准备了,已经没有退路。既使自己死,下台,也要拉个垫背的,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这个搅局的李庄好过。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不让你出去。 第四、到今天我可以证实一个真相:李庄认罪是假的,他从不认罪。他的认罪是被重庆专案组高官胁迫和引诱交易而致的。本来这些话可以让李庄出狱后说,现在他只要没有被精神病,不傻掉,我相信在这次开庭中是一定会说的,李庄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庄在我们二审开庭结束后去会见时,亲口同我和高子程律师说,重庆打黑专案组某高官、检察院的三个人反复做他工作,请他认个罪,大家有个台阶好下,只要他认罪,保证不再公开开庭,保证书面审理,保证判缓刑,8号下判,9号放他出狱。专案组通过法院,也一直告知高子程律师不开庭了,高律师和李家属于是决定请一个北京有名望学者,先拟请张思之、陈光中,后请了刘仁文,提供一份书面的辩词,我不再参加二审辩护,我完全同意,因此一直没有再作出庭准备,也一直没有见上李庄。而重庆专案组在拿到李庄的《认罪书》后,突然变卦决定公开开大庭。他们的背信弃义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不只是缓刑变实刑问题上。高子程律师说:“重庆疯了,真的疯了”。他们对公开开庭大张旗鼓地在华龙网上进行事先宣传。并在开庭时由华龙网独家进行选择性的庭审直播。开庭十分钟即曝出李庄认罪的让全国目瞪口呆的大新闻,一切尽是事先策划好的。李庄家属和高子程律师在二审开庭前得知这一变卦,前一天下午才匆忙来电,一再要求我继续参加二审辩护。我出于道义再次同意出庭,从温州中级法院法庭上请假赶往机场,连夜飞重庆,通宵写出二审辩护词,出席了上午九点的开庭。李庄当庭认罪时,我一再提醒他要注意后果,示意他不要搞投机交易。在李庄仍然同意认罪后,我立即申请二审法庭休庭,按最高法院认罪减轻程序直接由律师同控方进行诉辩和解,目的就是不让其开庭搞臭李庄的闹剧如期上演,同时将认罪程序法庭化,将看守所交易公开化、法庭化,记录在案,让缓刑不变卦。但是重庆早已志在必得,检察院坚决不同意休庭,法院配合检察不同意我的休庭申请,决定继续开庭。李庄为了揭露真相,同时想玩玩重庆公检法,做了配合认罪的傻瓜。于是才有了李庄法庭上时而大怒时而检讨认罪的闹剧,让华龙网做足了文章。中间休庭时,李庄请法警请我到后台羁押室会面,我质问他为什么要认罪?你知道全国有多少律师在关注你?你知不知道全国律协、全国政协、司法部都在关注你?李庄一再请我谅解,不要发火,他说到 9号结果出来,我就知道原因了,先不要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变卦?不会骗你?李庄说他们不敢骗我,我有把握,我有秘密。我说你还是太天真了,你铸成了大错。李庄过于轻信了,低估了一些公权力人士的卑鄙和无耻,过于自信于自己的技巧,精心迷醉于他的“藏头诗”,过于忽视了重庆裸奔的决心。大错铸成,导致了全国律师对他的切割和痛批。但是我理解他。我相信在这种全封闭的环境中,在软硬兼施的高压下,很难有完全清醒的人。一审硬判后,李庄对在重庆能够寻求到司法公正这一点,已经完全绝望,他想走一条投机取巧的路。我辩护过那么多高官,基本上没有许云峰,李庄也未能免俗。特别是重庆发生了高院执行局长乌小青在看守所群体关押室,中午十二点半能够在门框上自杀成功这种事件后,我更加理解李庄即使是狗洞也想尽快爬出来的心态。所以我当时就写文章说:李庄这样一个精通法律的强悍的人都会这样,我们国家的法律真的是无法保护一个普通百姓的。 第五、很多人问,重庆这次追诉有没有法律依据。我可以明确告知:这次的司法程序,从立案、管辖、侦查、取证到起诉、审判,都是明显违法、根本站不住脚的。实体上的定罪理由则更加不着边。找不到任何合法性的基础。这次审判将会是重庆进一步大出丑的闹剧。他们低估了信息社会的工具力量和中国二十年来普法的民智成就。即使法庭上一句不辩,全国的审判会变成对重庆的大审判,会有无数的高明律师和法学家写出辩词,彻底理清法律要义。为了不把辩护思路过早暴露,不给出庭律师添麻烦,不让重庆控方过早作对策准备,我现在不想说出他们的致命伤何在。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中国的法律规定,有很多模糊界线,有空子可以让重庆利用。在司法审判权和法律解释权都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他可以表面上把程序硬走下去,达到不让李庄出来的目的。我相信这次西南政法大学的一些法学家不会再为这种裸奔陪绑,不会再为他们背书。否则他们今后无法再上讲台,也无法面对他们的学生。但是他们在这一年多中,肯定是有一些没有良知的法律人在背后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他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只有到开庭后,全国舆论出来时,这些笨蛋才会知道漏洞在哪里。大家可以静观这场有意思的大戏。 清明节了,万物清明,中华复苏。大家先去祭祖踏青。重庆检察院已经多次催李庄家属请好律师,他们已经急了。我们不急。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是春天已经来了。无边春色在山涧,多看看陌上山花,调整好心情。不用悲愤,不用绝望。会有中国律师说话的时候,不管是法庭上,还是法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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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中国失败的2009年

作者 林兰 岁末年初,忆旧迎新,本台专访了居住在北京的独立作家高瑜,谈中国即将过去的2009年。 中国今年主要两件大事:六四20周年和建政60周年 我认为一个是六四20周年,当然这是民间的,其次是中共建政60周年。中国所作的以及允许的,就是隆重的阅兵式。这两个纪念日表明了民间和官方对中国前途的不同看法,而且这种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墙”起,知识分子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结果遭到邓小平的镇压。 六四也提出要加快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反腐败等等,又遭到了最血腥的镇压,这20年来“天安门模式”一直在中国继续。 对于中国建政60周年,30年未见,全国人在电视里看到一个非常惊憾的一幕,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游行方队里,而且统领了四个方阵:即毛泽东方阵、邓小平方阵、江泽民方阵和胡锦涛方阵。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万岁”来统领中国前进的步伐。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集权专政的制度,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搞了许多政治运动,使中国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才促使中国政府要重新为它的合法性找出路,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以四项基本原则统领,四项基本原则还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其它的,但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路,借助全球化、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把资本主义引进了,把外国的资本引进了,技术引进了,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 天安门模式与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的两个基础:“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中国这些年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今年,世界遇到经济危机,它还能维持GDP增长8%的发展速度。作为经济的发展,这种目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是怎么取得的,有中国模式的手段,这种中国模式在对外宣传上,只是宣传其经济发展、成绩规模、北京的高楼大厦的叠起及中国的富裕。这种富裕成为向世界展览的橱窗,都是中国权贵的橱窗。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富的一批人。但是却掩盖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来的。其中包括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现实。这个现实过去叫“剪刀差”,就是压低农民农业收入来支持工业。到现在这30年,中国 “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的实际的二等公民的地位没有变化。 这在中国官方的一本介绍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权威书籍里有非常明确的统计数字。中国利用了“人口红利”,基础是毛泽东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剥削,这种剥削现在依然存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唯独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大批的农民、在农村的富裕劳动力都转到城市,这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城市化当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唯独中国的农民不能改变其农民的地位。还是二等公民,所以叫他们“农民工”。农民工就是在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状况下为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他们的一切。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利用他们的廉价和低人权向全世界出口廉价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低的,这样就压低了农村农业发展在GDP中所占的数字,实际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没有发生很大的通货膨胀。这就是“人口红利”所贡献的。 另外就是“土地红利”,中国现在农村的维权运动基本上都是出于土地问题,政府现在干脆把土地的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收入部分,用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而耕者有其田是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所依赖的。三年的解放战争主要靠土地分给农民取得农民的支持,用他们的血肉扩充了解放军,结果牺牲的几乎都是农民。但是解放后短期的土地改革使土地归给了农民,很快合作化就把土地受到集体手里,所谓的合作化是集体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因为在中国国家是唯一说了算的。 这种“土地红利”经济学家党国英教授的计算,大约20万亿的土地收入只给了农民一万亿,而且他将这19万亿再买给开发商,政府的收入翻倍。所以造成房地产拉动中国的经济,2009年也主要依靠这个。 经济发展、中国模式是建立在这两个“红利”基础上的。中国政府不敢公开宣传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高速度中国模式是怎么取得的。正因为没有这个自信,所以只有靠“天安门模式”、靠枪杆子继续维护政权。 “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 中国在今年六四20周年禁止民间公开纪念八九民运,不敢公开真相。任何国家的国庆都是人们自发庆祝,没有国家用军警、武警完全在封闭的情况下举行一场游行、一场检阅。我刚刚从捷克回来,捷克天鹅绒革命20周年,我参加的那场纪念就是从查理大学出发,一直到国家街,在那里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活动。他们让我发言,我发言的题目就是“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我讲了刘晓波因为签署“08宪章”正面临审判,现在审判已经到来。我觉得利用圣诞节期间完成对刘晓波的起诉和审判,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结局。全世界都在合家欢乐,只有中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免引起世界更大的反响。你们的政府领导人在过节,你们的传媒也在过节,你们的政治家也在过节,所以我就在这会儿审判。这是他们机关算尽,绞尽脑汁,更多表现了他们的心虚。 刘晓波可以说是六四镇压二十年后最大的一起政治案、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案。能够以一个“08宪章”及6篇文章中作为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而且还有一个罪名是“勾结国际反华势力”,用这些纯粹的文革的语言来审判一个思想者、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由此看着天安门模式和中国模式二者的关系。“天安门模式”是保卫“中国模式”、也就是保卫一党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现在中国向全世界炫耀“中国模式”,避免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对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的批评。他们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世界文明的一种方式推向世界,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2009年是中国失败的一年 我认为中国的09年是绝对失败的一年,它要不失败,就不会审判刘晓波,不会审判“08宪章”。如果是真正取得伟大成就的话,就不会用这么愚蠢的方法在圣诞节期间搞这样一场最荒唐的人权审判。我觉得这显示了它的非常不自信。六四2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2009年对于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的历史记载。这个记载不会由巨资承办一个豪华奥运或者盛大的国庆庆典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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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

来源:北京之春 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请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高瑜的发言全文: 我是中国自由记者高瑜。中共的建政他是以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它为什么当年能够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呢?就是它开辟了一个宣传战线,这个宣传战线就是要毛泽东亲自许诺,就是要给中国人民民主、自由,还有一个农民要分得土地,整个知识份子就是以民主自由的理想,甚至许诺要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建国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它用一个政治运动加一个政治运动,取缔了全国人民《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开始的这场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实际上以四项基本原则来维持,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获得的财富整个就是被这政权所窃取,所以现在中共政府是最富的,中国的富人也都是高层的,也都是党员的大官。但是作为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他们的自由甚至比政权建立之前还要少,尤其在言论、在思想自由方面。不但改革开放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点《宪法》的保障,实际上更多的人陷入了为生存的权利来斗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和他们的生存权一样是被剥夺的,所以这种人权我觉得是有一种全方位的剥夺,剥夺你的财产、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而且整个的在中国没有来表达他们疾苦的地方,中国的新闻出版现在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下,不是为老百姓讲话的。 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人生最后的期望也是要在大陆实现新闻自由。中共建国今年已经是61周年,但是现在新闻自由的状况大家都知道,记者不但没有新闻采访自由,而且只能跟随着中宣部在制造谣言,蒙蔽人民,掩盖一些真相,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闻记者要实现自己的为新闻而献身这种美好的理想,首先一条要拿出真相,这个要挣脱中宣部的那种枷锁,就是要付出,也许和我一样去坐监狱,也许会失去工作,也许去被请喝茶,但是你所付出的,你争取的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新闻自由,这个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今天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平台,所以会给大陆新闻工作者极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我們都是高瑜」 中國就有希望! 大陸原中新社記者高瑜1988年10月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於1989年6月3日和1993年10月2日兩次遭中共逮捕入獄,第二次被捕後判刑6年,高瑜在走廊裡遠遠看見她的律師,笑著打招呼,一點也不在乎。「在自由與獨裁、真理與謊言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高瑜說:「我是自北京女子監獄建成以來,第一個沒有低頭認罪的犯人。為甚麼?因為我沒有罪。」 她在獄中多次獲得各種國際獎,1995年5月,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的「自由金筆獎」;1995年11月6日,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1997年5月3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1997年,獲記者無國界新聞獎;2000年,獲得在日內瓦頒發的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2006年6月,第二次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留著她的訪問學者邀請,只要她願意,立刻就可以去美國。但高瑜認為中國最需要她,她說:「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歡的人都趕跑,叫做掃垃圾運動。但我一定要留下來,我到死都是中國記者,因為報導真相是我的職責。」 高瑜表示她以前在新聞電影廠工作過,中國很多新聞報導其實是假的,她說:「中國的新聞報導,除了胡錦濤這些常委在中央開大會的『現場報導』,一般的農民,甚麼學習科學發展觀啦,過去搞的共產黨員先進教育,全部是造假,他們學習討論都是一遍一遍地演練,就跟拍電影一樣,拍故事片兒一樣,拍下來才上去。」 高瑜認為,很多東西,連中共中央的決議都可以造假,是因為共產黨新聞的基點,不是報導新聞,而是為穩固政權服務。 高瑜說:「在中共欺騙人民的背後,還是會被細心的民眾揭發出來,還原真相。我認為網民,尤其是一些細心的、還有一些網路技術非常高的,他們能發現這些事兒公布於眾,就是為中國未來、新聞自由做一個努力。只有把這些醜事給揭出來,這才能讓大家看清中國現在是個甚麼樣的社會。」 中國網路異議作家曹維錄在〈如我們都是高瑜〉一文中說,「新聞勇氣獎」頒給中國記者高瑜,可說是實至名歸:「在中國,高瑜這樣的人還是太少了,我想,假如我們都是高瑜,中共的官員們還敢這樣肆無忌憚嗎?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幸的是,中國現在有了一大批如高瑜一樣敢言的人,他們突破層層封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是中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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