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April 2011

自然权利 VS. 天赋人权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薛兆丰与铅笔经济研究社(简称铅笔社)就权利的性质问题发生的争论,也引起了关于自然权利与天赋人权的争论。在一般的语境下,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似乎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笔者认为这二者有显著区别。 天赋人权意味着权利是上天给予的,因此也是普世的和永恒的;而自然权利则认为权利是从社会演化和搏弈中产生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因此也是可以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换句话说,前者是“神创论”而后者是“进化论”,二者存在冲突是必然的。笔者支持进化论,反对神创论。 如果权利不是上天赋予的,那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笔者认为,个人自由和权利有利于变革、创新和进步,因此也有利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笔者曾经写过:“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依靠不断试错来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但试错就有风险,如果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试错的风险,很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试错并自担风险,这样社会既能取得进步,风险又相对分散。这就是自由的伟大意义之一。”“如果创新、冒险和试错的风险只能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其结果或者是某些创新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或者是社会压制一切创新,因此无法进步。如果说两性繁殖让能让生物遗传在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那么自由和个人责任就可以让社会在稳定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自由、风险、个人责任、开放社会和进步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社会要想长期存在和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变化,还需要进化出一套能够引导和适应变化的规则,个人自由和权利正是这样一种规则。与中央计划机制相比,以个人自由为规则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如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具有能够适应变化,能够适应多目标任务,能够进化和创新的优点,因此也有利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如果权利不是永恒的,那我们的自由如何得到保障呢?只要我们还有未知的领域可供探索,只要我们还有创新和进步的空间,我们的自由就不会死去。社会就像一个开放系统,只要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就可能朝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创新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使自由秩序得以维持和发展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从此不再有新鲜事物可以探索;如果我们认为“黄金时代”位于过去,一切变化都是衰退;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死去了。自由秩序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变革和创新中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自由秩序永远不会处于稳态,而是会稳定于非稳态,也就是长久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市场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市场参与者通过各自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发现资源利用效率不够高的地方并且寻找更有效的利用资源的方式,以此来创造财富。由于知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永远会有新的知识出现,因此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市场也永远也不会处于均衡状态。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的保障,就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财富,使所有人受益,而不是有得必有失的零和游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关心如何分配已有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创造新的财富,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死了。与稳定的热寂状态恰恰相反,自由秩序是一种低熵状态,它会长久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需要我们每个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维持。稳态和均衡意味着自由秩序的死亡。追求稳态的自由秩序,其结果不是走向神秘主义,就是走向虚无主义。 如果权利是社会搏弈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强权即公理?为什么搏弈的结果不会是暴力最强者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个问题很复杂。显然,如果暴力是终极的力量来源,那么无论是民主宪政还是自由秩序都将成为不可能。笔者曾经写过:“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 笔者对非暴力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抱有信心,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够成为地球的主宰,靠的并不是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暴力。原始人类确实十分残暴,但这是对那些被人类当作猎物的动物而言。人类在自己的部落内部必须表现得和平、合作和乐于助人,领导者也必须表现得有平等意识、宽容、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狩猎的成功。原始人也会杀人,但一般只会发生在部落之间而不是一个部落内部。自相残杀的部落很快就会被自然所淘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进化本能上来说,大多数人是愿意与他人合作,而不愿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暴力的。 第二,暴力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哪怕是在所谓的极权制度下也是如此。笔者曾经写过:“无论多么残暴的统治者,都只是社会中的一小撮人,无法单靠暴力来迫使大多数人服从他们。”统治者或者收买一部分民众,让他们支持自己的统治,或者通过宣传来使民众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总之除了暴力之外,他们还是要依靠经济和知识的力量才能统治人民,而经济和知识的力量也能够成为抗衡暴力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复杂性的提高,暴力的力量恐怕会更多地让位于经济和知识的力量,因为暴力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协调人民之间日益复杂的目标和利益冲突。 最后,有人会问,如果权利是社会演化的产物,那么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没有自由和权利,我们该怎么办?笔者认为,权利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国家给予民众的恩赐,因此真正的权利并不存在于国家所制订的律条中,而存在于民众的心中。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拥有权利并不意味着当你的权利遭到侵犯时,会有一种物理力量来阻止侵犯者;当你的权利遭到侵犯时,各种各样的人会努力出来阻止侵犯者,这才是权利的真谛。今天在我们的国家,个人权利遭到侵犯时,人们会表达对侵权者的反对和抗议,这说明权利确实存在于民众的心中。社会规则的建立并不依靠书面的文字,也不是只能依靠暴力,更多的还是要依靠人们的相互期待和互动。举例来说,你服从统治者,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也会服从统治者;你相信金钱有价值,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也会认为金钱有价值。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们相互期待而形成的怪圈。因此,只要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相信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就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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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薛兆丰一辩

近日,经济学家薛兆丰与铅笔经济研究社(简称铅笔社)就权利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起因大概是薛兆丰教授的这番话: “我十年前写道:‘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商品的用途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产生的。’并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必然的、客观的、先验的、外生的权利。法律经济学做的,是观察权利界定演变的现象,分析其中的规律。 “经济学对“权利”概念的锤炼,贯穿了全部分析。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资源的用途作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实现的。不存在天然的、先验的、固定的权利。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实现的。不存在天然的、先验的、固定的权利。” 据笔者所见,争论主要在于权利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可变的还是固定的这几个方面。但是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清晰。例如,我们显然不能单纯把“先验”当成“客观”而把“经验”当成“主观”。同样,一个事物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也并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波普尔就认为,自然数是人发明的,而素数则是人发现的。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权利是可变的还是固定的。 权利是可变的还是固定的,与权利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并没有直接关系。“发现”的东西也可能是可变的,生物学家们常常发现新物种,天文学家们也常常发现新星;同样,“发明”的东西也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笔者认为权利是可变的,但薛兆丰所举的父母打孩子的例子显然因为容易引起争议而不是十分恰当。笔者打算举版权和专利为例,说明权利是可变的。版权和专利显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难以从人类的“天然本性”中推导出来,二者都可以说是人类为调整社会关系而“发明”出来的权利。同样,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就是把“污染权”变成一种可交易的产权,他们显然也认为我们可以发明新的权利来解决今天遇到的新问题。 我们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面临个人选择,而不是被部落的禁忌所束缚;我们不认为黄金时代位于过去,一切变革都是远离天堂的堕落,我们渴望创新与进步,经济与知识的增长就是这种进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一个经济和知识的增长不断给人类带来新变化的世界中,创造一些新的权利安排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显然是可取的。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是人行动的结果而非人设计的结果,是数代人智慧积累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也在行动,我们的行动也能影响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也会在人类智慧的大厦上添砖加瓦;因此,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零星的制度创新(包括在权利安排上的创新),并不与自由的原则相悖,反而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我们的行动完全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影响,那么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 有人担心如果我们能够随意创造权利,可能会导致福利国家和诸如“旅行的权利”或“接入互联网的权利”(这些权利意味着如果你没有钱旅行或者接入互联网,纳税人要为你出钱,或者政府会强制服务提供者为你提供服务)之类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笔者曾经写过:“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行动的后果主要由自己来承担,而民主则意味着个人行动的后果更多是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笔者之所以认为个人行动的后果最好是主要由自己来承担,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笔者认为进步是值得向往的。”“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依靠不断试错来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但试错就有风险,如果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试错的风险,很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试错并自担风险,这样社会既能取得进步,风险又相对分散。这就是自由的伟大意义之一,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区别所在。”“如果创新、冒险和试错的风险只能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其结果或者是某些创新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或者是社会压制一切创新,因此无法进步。如果说两性繁殖让能让生物遗传在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那么自由和个人责任就可以让社会在稳定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自由、风险、个人责任、开放社会和进步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人行动的后果主要由谁来承担的角度区分权利与权力。我们也可以从进步的角度来反对福利国家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带来进步,集体主义和福利国家则意味着停滞不前。 同时,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说权利是一种约定,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这并没有错。我们只要注意以下两点就足够了:一、社会并不等于国家,因此说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并不意味着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二、社会关系可以还原为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说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并不违背个人主义的原则。 也有人担心“由于承认论的权利是基于人的主观任性,那么人与人之间最终将是无法彼此说服的。最后,将诉诸于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摘自枫林仙的《自然权利及薛兆丰的实证主义》一文)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观点如下: 首先,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权利是主观的,或者可以任意规定。一些权利安排会得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而另一些权利安排则不会,因此无法存在;一些权利安排会使社会运转良好,而另一些权利安排则可能会使社会陷入瘫痪,因而被自然淘汰。权利就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演化的产物,只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赞同的权利安排才能存在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累积了数代人智慧的权利安排当作一种客观现实,因为它们不是哪个人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 其次,关于权利安排的演化是否只能“诉诸于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我们首先要弄清“人与人之间的角力”究竟是指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一种权利的存在与否由暴力斗争的胜负来决定,但笔者并不认为由经济竞争和知识竞争的结果来决定一种权利安排的存废是件坏事,相信自由市场的铅笔社同仁想必会同意笔者这个观点。 有些人认为,暴力的力量与经济力量别无二致,丛林中的竞争与市场中的竞争没有区别。对于这种观点,铅笔社各位同仁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驳倒:丛林中的动物竞争暴力,而市场中的人则竞争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能力。拥有暴力的人抢夺他人的财富,并不创造新财富;拥有经济力量的人并没有抢夺他人的财富,而是为他人提供了最多最好的服务,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经济和知识的力量与暴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经济和知识的力量是开放社会之友,这两种力量是创新、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为我们的社会输入能量,推动社会向着更加自由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笔者曾经写过:“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暴力?阿尔文•托夫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经济和知识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经济和知识的不断发展,就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希望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一种权利的存废诉诸竞争和淘汰,并不必然是件坏事。竞争和淘汰并不必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在市场和知识的竞争中,遭到淘汰的不是个体,而是某种行为方式、观念或思维方式。波普尔说:“我们可以通过理论间的竞争去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以往的时代,理论的支持者被淘汰。现在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消亡。”用非暴力的经济和知识的竞争来检验一种权利安排的可行性,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尤其是知识的竞争,最终还是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说服来进行的。 最后,有人担心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对此笔者再次引用心理学家朱建军的话:“死亡可以一次完成,而生命则需不断努力。”自由秩序就像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动态的系统,它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才能维持下去。一成不变的稳定意味着死亡和热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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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埃及革命映衬下中国’精英民运’

二零一一年阿拉伯人的抗议示威,一波接一波,有的已经成功,有的还在胶着,有的正在兴起。革命正在方兴未艾之中,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它开始结束一个时代,包括那个时代的民间运动,多年僵局中的中国“民运”及其“精英政治”,都无可避免地随之而去,在北非革命面前,它虚拟反对的实相无可遁形。 非洲人革命了 埃及人把四十年的独裁者赶下了台,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立刻结束共产党六十年的一党专政。“八九”二十年后,非洲人为我们注入了新的希望。 一夜之间北非人站起来走上街头,不受人支配不容人利用,要他们专制腐败的政府下台!西方政府也始料未及:觉醒的阿拉伯人正跻身于“他们”的价值世界—自由、人权和民主,他们的地域政治必须面对这个全球政治新面向而调整自己。当地的统治者们也顷刻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从穆巴拉克到摩洛哥国王莫不在第一时间许诺以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统治者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革命。 千万埃及人坚守在解放广场, 无论是穆巴拉克的许愿还是呼啸的飞弹与冲撞的警车,都不能令他们妥协退让。埃及人显示了众志成城的意志—它坚强了自己,衰弱了对手。十八天,埃及人让全世界看到:当人民义无反顾、同仇敌忾的时候,就不是统治者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进取退失,历历分明。 二零一一年席卷北非大地历久不衰的抗议示威,开启了一场人民革命,一场改变世界、开创历史的革命。此后,阿拉伯世界不复如二零一一年以前;此后世界政治的版图也不复如二零一一年以前;中国人正迅速地发现属于自己的民间运动的形式,埃及革命无情地破碎了“民主精英”许多长期谬传的言说—例如拒绝革命。 非政治的革命与不革命的政治 埃及人示威进入第五天不见“收”意,穆巴拉克不得不出来授命苏莱曼改革,冀望民众会因此解散回家。隔天就见网上胡平重拾他二十年前的“好坏”策略,说埃及的 “形势很好,街头运动可以收”了。示威者要的是穆巴拉克下台,八字还没有一撇,“形势很好”,好从何来?!难道他没有看到这个革命中没有人出来言“收”?难道他没有看到西方政治家只有给穆巴拉克警告,没有给埃及民众上课的?…… “好”也“坏”也,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利,因许多因素而异,“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总可因地制宜。埃及人没有如此智慧、埃及人不要这般策略,两军相峙勇者胜,埃及人坚持不“收”,赢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然如此,胡平还是坚持“我说的没什么错”,理由是“如果那时候见好就收,现在穆巴拉克可能还在台上,但是这不会妨碍民主进程的展开,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专制独裁的力量”。显然这是倒果为因:穆巴拉克无力影响局势是在他失去权力之后,而那是他下台的结果。历史并不容调回头来“如果”。 面对前所未见并且还在进行中的历史,胡平出言如此盲目草率而笃定不疑,实在匪夷所思。 就运动的自发性、民众的热情、勇气与坚持,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运动不输埃及的十八天革命。八九年有那么多的“精英”参与介入,其后二十年来,回顾总结、策略理论也不绝入耳。埃及革命也必有组织的介入与领袖人物的影响,但这个革命中没见那种绥靖的策略—即使有的话,它们始终也没有能够影响民众、主导运动;或和缓节制如军队、或无畏坚决如民众,解放广场上始终不曾出现妥协的空气。那位反政府网页的匿名管理员、年轻的精英古奈姆从二十五日游行示威一开始就坚信“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有梦想,……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奋斗”。埃及人最后赢了,古奈姆大声地告诉世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梦想”。开罗解放广场上是有信念的人群,在那里坚持十八天而成功的是一场革命、不是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玩它们那套肮脏的游戏;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政治野心”。 中国那些“民运精英”不一样,他们拥抱所有埃及革命所摈弃的。“新中国”的“精英”们在共产党权力体制的扶植下出生,离开体制他们便无所作为,他们不想与之绝决,更不愿断然站到它的对面。面对挑战共产党政权自发的民间运动,这些人的策略如何,不难想象。二十年来海外“民运精英”车载斗量的策略与运作,近年来国内那些名为“异议”的人士与政府默契的“反对”行为,路人皆见,这类“精英政客”及其“异议”政治已被纳入共产党统治的一部分,它们与民间革命两不相容。 “改革”作为权力者的话语 这些“精英”钟爱“改革”,拒绝“革命”。可埃及革命中人们看到,言“改革”的是当权者—恋栈的穆巴拉克也罢,受命的苏莱曼也罢;反对派—普通的民众也罢,反对派组织、领袖人物也罢—没有人出来唱和当局的“改革”,他们要穆巴拉克下台,要政府解散。 实际上不止在埃及,也不单是今天。二十年前共产党世界言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府的首脑—苏共中央总书记,在那个国家解体之后,他也随之出局。当年东德共产党的“改革”更为典型。交困于公民大逃亡与持续不“收”的莱比锡周一大游行,政治局果断“改革”—逼退党魁昂纳克,开放边境,力挽党国于覆灭的狂澜。当时宣布立即开放边境而助成推倒柏林墙的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政治局推倒昂纳克是想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挽救共产党。昂纳克的继任克伦兹说得更明白,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保住东德。也有非当权派言“改革”的,那是二零零九年在伊朗号召“绿色革命”的侯赛因•穆萨维,但他是作为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是在与未来可能的权力相关中承诺改革的。 “改革”是权力者的话语—在其位者谋其政 ;“改革”是权力话语—为了权力:其目的不是削弱而是维护权力,其意义不在于“变革”而在于“拯救”—改革以拯救权力于危亡、维持权力于继续;“改革”要借助权力:权力在握才能令行禁止、才能力行“改革”。看那些阿拉伯国家政府今日如何争说“改革”,再清楚不过了。 “改革”却不是反对派的旗帜,也不是异议者的标志。作为政权的对立面,反对派挑战权力,他们立命于反对而不是附庸政府,包括它的政策以及它的“改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对派不给政府背书,不会卷入政府的政治—包括它的“改革”政治,以致要替政府代罪、为政府受过。权力之外的反对派或异议人士,既无能言“改革”,更无力行“改革”。这是事实,也是常识,从三十年前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到今日阿拉伯世界街头示威的反对派到民主国家的日常政治,莫不如此。 高唱“改革”,是虚拟反对派一个遮掩不住的马脚。流亡的“政治精英”而醉心“改革”,标榜“异议”的知识分子而热议“和解”,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必是别有用心;不是自欺,便是欺人。 “民运精英”—中国特色的虚拟“反对派” 二十年前紧随在中国“八九”民主运动之后的是东欧共产党制度的崩溃,二十年后阿拉伯人的革命后来居上。为什么春风迟迟不度玉门关?!“民运”二十年不衰,中国离民主却依然遥远,活跃的“民运精英”是中国一道特殊的风景。 “改革”一词在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国家已濒临崩溃、不改变则共产党难以为继的时候,政府宣传灌输给老百姓的依旧是“政策”,不是“改革”。一九八二年成立的“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政府机构,而一九八四年成立的“体改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研究所—则是一个为“体改委”提供资讯的研究机构(见陈一谘《八十年代体改所回忆》)。“改革”的概念当时是由这些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精英”传播到社会的,这些 “精英”由衷认同也得意于这种因得政府信任受当局重用或能影响社会的特殊角色。“体改所”八九年因“六四”而被裁撤,“改革精英”星散。环境变化了,但这种角色认同却依旧。 “六四”邓小平开枪把这些“精英”扔出了体制、赶出了国门,他们顿失亦官亦民之势。虽已落草为寇,却仍抱着往日的话语方式,以“反对派”的名义为党国计议,两不着边地续演亦官亦民的角色。虽已沦为党外、体制外,权力外的平民,还是张口国家的“政治发展”,闭口国家的“社会转型”;建什么“和解”智库—与中共和解,与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解”,自以为受政府之托、负党国重任、甚或权力中人;虽以“反对派”自居,却用居庙堂之上的口吻挑剔反对运动不合“推动转型目标”的盲点误区,以“民间”的身份为当局者虑;……“八九”二十年过去,他们依旧为当局的附庸—二十年前“在位”地附庸、二十年来在野地附庸。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可能独立于一切独立的见解与立场,唯独不能独立于共产党—它的权力、它的体制、它的政府;作为“异议”人士,他们不异议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异议”异议的他人,他们不忌党同伐异;作为“反对派”,他们会反对民众—民众的“原始正义”、民众的“有敌”、民众的“以暴抗暴”,唯独不是那个暴政六十年的共产党政权;他们“民运”二十年,个人成长为“领袖”,运动收缩为“运作”,革命消解于无敌,…… 对于这些张口“国家”闭口“社会”张口“联邦”闭口“宪政”的体制门客,什么“独立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反对派”、“民主运动”,不过是推销自己、以利党国的包装;民主信念、道义原则,则为诸公不屑。这种推销时常过分夸张不免露出“虚拟”的破绽。有人甚至在“八九”二十年后的今天还以学者的身份对国人理论地鼓吹邓小平模式为中国转型的起点。他们对共产党权力的寄生,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化革命”中被名之为“红外围”的那样一个群体。他们是“红卫兵”的外围,有幸给“红卫兵”服务,例如替他们监管“黑五类”的狗崽子—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虽然他们自己出身并非没有问题,不过一入“外围”,便荣升 “可教育好子女”了,虽说不成“革命接班人”,到底“外围”了。这些当年的“改革精英”今日的“民运精英”、“异议精英”,鬓发染霜也不改为党国“外围” 的心志。用那种种“改良”的、“渐进”的、“和解”的、“和平非暴力”的策略,帮闲政府、外围党国、利益自我,危害社会。 埃及人从虚拟的空间走向现实的革命,埃及革命把精英政治扫入历史,中国的民主却因为精英政治而化为虚拟。忘记那些灰色可掬“精英”,丢开那些乌烟瘴气的策略,摆脱那些肮脏的政治交易,中国真正的改变从此开始。 何清涟短评:还学文此文是好。不过,她指出的灰色精英民运不是被抛弃,而是因中共现处于“戡乱靖国”特殊时期,暂且闲置了。说不定今后换种思路又要启用,就看今后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与国保头子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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