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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创新低 投资者绝望逃离 中国经济泡沫将破

2012年9月20日 近几天,国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王立军庭审,期待政府将他揭发的“他人”揪出来。另一方面,血债派极力想转移大家的视线,将王立军揭发的犯罪事实捂住。于是组织了一帮五毛党为老毛招魂,为自己壮胆,上演了复辟文革秀,滑天下之大稽。国人在关注纷繁复杂的政治权斗时,也许忽略了正在发生的另一严重危机——中国经济正在从高点急速坠落,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亮丽的大泡沫已濒临爆破的临界点。 2012年9月20日,大陆A股再次大跌2.08%,将前期低点2029.05点一举击穿,收至2024.84点创43个月新低,直逼股民心理线2000点;深成指报8202.20点,下跌229.54点,跌幅2.72%。 10月底,创业板即将年满“三周岁”,首批登陆创业板的公司将进入全流通时代,当月解禁规模预计逾500亿元,环比增加15倍,135家创业板公司的未来一年的解禁规模预计超过2,000亿元,数额巨大的解禁规模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创业板市场带来冲击,引发持股者担忧,于是选择在解禁高峰期前抛售。 多家机构认为,股指再次创下新低,市场恐慌气氛继续蔓延。经济下滑引发的担忧依然笼罩在投资者身上;加上近期钓鱼岛争端问题让市场变得错综复杂,市场紧张氛围加剧;时常蹦出国际板融资扩容等吸血消息让市场抛压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如果近期消息面继续沉默,A股指数将继续寻底。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9月11号发表“为什么中国永远不会有华尔街”文章,内容指出,中国股市本质上不是企业所有权交换的地方,只是投机的场所。公司的股票只有小部分可以自由交易,控制权永远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样的市场上,未来能不能募到大量的资本,取决于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创新的眼光。 专家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共一党专制政权的输血机器,因此当局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开自由市场经济。文章说,中国股市并非真正意义的股市。它以“国家”取代“市场”力量,排除了股市最基本的“定价”功能,把它变成了“投机”场所。而中国股票的价值,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各种预期的反应,这些预期受政府政策以及对政府干预、补贴、刺激的最新谣言和猜测所驱动。 广州经济评论家巩胜利认为,中共花在党内的钱,是法制社会里不被允许的花费,相对而言,维持中国共产党运行的成本非常可观,因此,中共政权不会放弃国家垄断的那些所谓国营企业。 进入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三驾马车”(投资、外贸以及消费)同时减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月实际使用外资749.94亿美元,同比下降3.4%,8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1.43%,连续3个月负增长。 日前标普发布报告警告称,随着中国经济减速,107家中国顶级大企业的金融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大。 据路透社报导,经济学家预期中国经济衰退会至少延续到第三季度,而2012年的GDP增速将下降至7.7%,为自1999年以来最低。 里昂证券(CLSA)发表的一份资料显示,金融危机後,中国部署了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过去五年中国新发行的货币量也居全球最高水平。 9月初,中国人民银行利用逆回购操作,向金融系统注入2780亿人民币,这是自1月以来最大规模的现金注入。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现金流问题不仅是国内信贷供应和投资的问题,而且也和海外需求密切相关。政府能调节前者,却对后者无能为力。 如今,贸易快速萎缩,中国发行新货币的源头或将枯竭,这可能会引发下一轮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里昂证券(CLSA)的策略师纳皮尔警告说,中国新一任领导班子将会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刺激增长和维持汇率是不可兼得的,而货币最终将不得不成为牺牲品。 薄熙来丑闻暴露出了富有的共产党官员如何将资金非法转移到国外。此外,有人猜测,由於领导人换届在即,将出现新一波资金外流潮。 另外一些国际分析人士强调说,中国当地投资者并非仅仅逃离股市,他们还在逃离人民币。这一点从新的热钱流出和最近人民币走低的迹象中就可以看出来。远期人民币汇率继续以比即期人民币汇率低的价格交易。 经纪公司里昂证券表示,今年中国的资本外流现象越来越严重。外汇储备从2月末3.31万亿美元的峰值降到了6月末的3.24万亿美元,下降了700亿美元。 位于伦敦的权威经济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通过计算得出,中国过去15年建设了9000多万套房产,足以容纳德国、法国和英国人口的总和。另外,虽然开发商近几个月可能消耗了一部分库存,但肯定很难指望它们以此前的规模恢复建设。 房地产市场的供过于求显然给房地产价格和银行坏帐资产拨备带来了严重威胁。 《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的合着者贺威(Fraser Howie)敦促投资者保持谨慎。他表示,尽管许多投资者对在中国投资的风险已有认识,但还有很多人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中最危险的错误就是认为中国政府“是强有力的”。这种观念来源于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反弹这个事实。最近,投资者们才意识到中国经济反弹是依靠政府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但是这不仅不可持续,还会给未来的经济造成更大风险。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Bridgewater创始人达里奥(Ray Dalio)上周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中表示预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很快降至4%-5%。他说,“中国有一个大泡沫,而这个泡沫正在破灭。中国内需不足,而出口又有问题,而且在资金配置方面效率低下。” 《金融时报》表示,中国经济急速放缓,内需不足,出口堪忧,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利润下滑,坏帐上升,经济泡沫正在破灭。中国神话不再,快速增长已成过去,投资者从梦中醒来,意识到了中国经济的残酷现实。 中国经济一旦崩溃,受害最深的还是被榨干了血汗的劳苦百姓。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均无保障的情况下,如果手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变得不值一文,就真会欲哭无泪,四顾茫然了。在专制体制下,真正能使经济走上良性市场轨道的改革无法实行,经济最终走向末路就成为必然。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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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财政濒临破产 王荣却要“拍屁股走人”

2012年09月18日 《新维月刊》9月报导称,最近深圳关外一个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已持续数月推迟发放工资。深圳财政之充盈富裕,一向位列中国前茅,但现在已显捉襟见肘窘态。 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有关,另一方面与深圳主办大运会亏空太多有关。据悉,为举办大运会,深圳财政严重亏空上千亿元,但是又风传王荣将任上海市市长。深圳官场流传一句话,说“王荣给深圳挖了一个大坑”,却要“拍屁股走人”。 为解决亏空 国务院免深圳3年上缴收入 据报,为解决办大运的亏空及缓解财政困难,深圳市政府向中央求救,国务院免去深圳市3年上缴中央的收入。据深圳市统计年鉴,2009年深圳市政府的全财政收入为2765亿元,其中1884亿元上缴中央,27.4亿元上缴广东省。而在2010 年、2011 年,深圳财政收入连续突破3500亿元和4000亿元。如果仍按1800亿元的上缴收入计算,免去3年上缴,相当于中央政府每年补助深圳1800亿元,3年就达5400 亿元。 有消息称,大运会一次活动的安保支出就达到上千万元,而遍及全城的外墙美化工程耗资更是高达数百亿元。大运会总耗资达3000亿元,而总收益只有十几亿元,对于一座财政收入只有1000多亿元的城市来说,基本上可算破产。 据报,2012 年深圳的财委报告竟然对大运经费收支未着一字,这引起众多两会代表的不满。多名政协委员强烈要求政府尽快公开大运帐本:“大运会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钱?国家有多大的补助?” 3000 亿打造大运会之后,紧接着深圳又以上千亿资金继续投入轨道建设等大型公共项目,如非大幅度压缩其他公共开支,就不得不继续拖欠工程款或发债,地方财政不得不走到深陷泥潭。 汪洋曾多次尖锐批评深圳不改革 早前《苹果日报》报导过,汪洋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尖锐批评深圳不改革,不给深圳市委留情面。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不和已广为外界所知,二人在会议场合、媒体曾多次唇枪舌剑,公开 “驳火”。 今年广东省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期间(5月8日至14日),汪洋到深圳组讨论“省委工作报告”,开口就冲王荣说:“深圳近几年的发展,讲真话,就是不进则退、在吃老本,……市委领导要认真、有承担来对待深圳特区走向问题,……。我要批评和忠告深圳浮华的、形式的、不符合实际发展的搞得太多,这就是内耗、折腾。深圳今日还有多少优势,我看差不多接近零,这是十万火急警讯。深圳的部门越来越多、法规越来越健全,但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问题就在一、二把手身上。” 据悉,会上王荣顶撞道:“论空话、论套话、论口号式改革,我甘拜下风,期票我却不敢乱开、多开,退票、坏账就是内耗、折腾。假如我离开深圳,不能学以往把积压的问题、欠账留给接任班子。深圳的发展、改革是离不开全国大气候、广东中气候,……” 外界认为,汪洋、王荣二人派系不同,汪洋属团派,而从苏州来深圳的王荣,有深厚的江系背景,与周永康阵营密切。双方舌战或许都是在奉旨代表派系而相互贬损。 “王荣给深圳挖了一个大坑” 深圳是大陆第一个经济特区,很多中共元老的家属都在此经商,香港富商与中共高层素有往来,深圳与香港关系尤为密切,尤其也涉及江派一系列贪腐案。因此,江家帮一旦在深圳经营的地盘瓦解,离垮台就不远了。 汪洋2009年围歼大批江派广东帮、政法委高官,并延烧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江泽民情妇、前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被判死缓的前深圳市长许宗衡是黄一手提拔的,外媒一度传出黄被“双规”的消息。为此,江泽民急调王荣“空降”深圳阻止团派扩大查案,王荣上任后不久就宣布“大赦涉案高官”,大派定心丸,表示许宗衡案基本结束,深圳官场大松一口气。 外界认为,王荣放过这些贪官,是对百姓极大的不公,也是对司法公正的亵渎。 此前有媒体报导称,王荣将在不久后出任上海市长。现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则可能外调他省出任省委书记,而上海市是上海帮的老巢。 如今,深圳财政已出现严重的亏空,濒临破产。难怪,深圳官场说“王荣给深圳挖了一个大坑”,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却要“拍屁股走人”。 网友评论:应该是许宗衡时期很多问题积重难返,和王荣并无多大直接关系。但王荣到深圳过度,所以作为不大那是事实。另外,深圳底子很薄,人才资源不要说上海、苏州、北京等,就连很多内地城市也赶不上,那是一个农民工的“城市”,所以乏力也不出意料。 网友评论:作为一个资深深圳人,我目睹了深圳这些年的一切,王这几年可谓是一事无成,大运会不是他申请的,地铁不是他规划的,甚至没有像模像样干件事,却把深圳十年的积蓄耗干,虽然江派都死一丘之貉,说实话,论恭喜他远不如许宗衡!基本没看见他在干什么事,口号倒是搞了不少,这就是个烂货,汪洋书记骂的算轻的,我们比比广州和深圳这五年的变化就知道了,特别是城市布局和规划上看得出,王就是个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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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斗争习近平位置何在

2012年9月22日 随着香港及海外媒体近日广泛报道中共18大领导权的斗争,预计将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这场派系纷争中的真正位置却仍然不甚明朗。 由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所领导的共青团派与由前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率领的“上海帮”之间的斗争据信已持续了达十年。 这不免引起外界疑惑:习近平到底是江泽民的盟友,还是站在胡锦涛的一方?自从有报道称习近平在江泽民派系的帮助下成为继任领导人,习近平便常被认定与“上海帮”关系密切;然而,也有说法称习近平在今年早些时候与胡锦涛合力拿下与江泽民一派有联系的薄熙来。 事实上,单纯地以派系标签像习近平的这一号人物往往只会添乱,而非辩明。 作为“太子党”一份子的习近平,他同时也在中共党内拥有多方面且跨派系的政治资本和联系。 与“上海帮” 自习近平在2007年的中共17大上跃升为继任领导人后,外界便广泛认定他与“上海帮”关系密切,他也被看作是江泽民与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门生”。 据说,胡锦涛当时曾属意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成为他的继承者,但遭到江泽民及曾庆红反对。 同样身为“太子党”的曾庆红据称在促成习近平被选为继任领导人上担当着关键角色。 2009年10月,习近平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曾向她赠送江泽民的两本专著,这个举动被外界视为“并不寻常”。 但分析认为,习近平与江泽民一派的关系可能并非这么简单。 虽然说,习近平在没有江泽民及曾庆红的支持下可能无法接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但江泽民本来却可以挑选一个与“上海帮”关系更为密切的人坐上这个位置。 换言之,习近平是一个折衷的选择──他不止获得“上海帮”的支持,同时也受到包括共青团派在内的其他党内派系接纳。 与共青团派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为中共的一名革命老将,习仲勋曾于1959年至1962年间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毛泽东清洗,被关押狱中多年。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在胡耀邦一定程度的帮助下获得平反和复权,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名显著的领导人。 当胡耀邦在1987年被邓小平免职的时候,习仲勋据称曾独自一人指责这个决定,习仲勋也曾反对出动军队镇压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学生抗议事件。 故此,习仲勋与胡耀邦的友好及政治结盟便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支持改革开放的人士和共青团派成员眼中留下了政治资本。 BBC国际媒体观察部分析指出,习近平本人也清楚明白其家族友谊所代表着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每年均会前往探望胡耀邦的遗孀,也对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表现友好。 据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去年9月份会见胡德平是“希望表现他自己不但愿意聆听加快经济改革的声音,也愿意倾听加快政治改革的意见”。 薄熙来威胁 自重庆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在今年2月份逃进成都美国领事馆而引发中国近20年来最大的政治丑闻,中共领导层斗争便进一步围绕着薄熙来一案展开。 BBC国际媒体观察部认为,作为一名具有野心及权力的“太子党”,薄熙来比起习近平与江泽民更为亲近。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据称曾在政治上帮助过江泽民并建立联系,作为政治交易,江泽民则培育薄熙来的政治生涯。 当薄熙来在主政重庆期间发起“唱红打黑”模式时,习近平曾到访重庆并赞扬薄熙来所推行的政策。 然而,习近平在与胡德平会面时却表示他与薄熙来并非盟友。 《纽约时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事实上,薄熙来可能是习近平在新任领导层中最大的敌人。 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甚至声称,薄熙来曾与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同策划打乱习近平顺利接班的计划。 据报道,纵然江泽民和周永康主张宽大处理薄熙来事件,但习近平鉴于薄熙来对其的潜在威胁,还是决定与胡锦涛联手把薄熙来拿下。 政治资本 作为一名在中共党内拥有广泛家族联系的“太子党”,习近平的政治资源和联系呈多样性且复杂,难以判断孰轻孰重。 BBC国际媒体观察部分析说,习近平能攀升至当前的地位,不仅仅是由于获得江泽民支持,而是结合了习氏家族政治资本后所取得的成果。 习近平与 “太子党” 同伴曾庆红等的联系令他受到江泽民和“上海帮”支持;同时,习仲勋与胡耀邦的友谊也使其儿子习近平获得胡锦涛和共青团派的接纳。 分析认为,目前在薄熙来一事上,习近平可能发现他与胡锦涛及其团派的利益更为一致。 BBC国际媒体观察部表示,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习近平为了在新的领导班子中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似乎将会违背江泽民的意愿,并站在胡锦涛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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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君在联合国人权大会指控中共活摘器官

全球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9月10日至9月28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召开。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应邀发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拉瑟瑞(Laura Dupuy Lasserre)女士主持的9月18日国际人权讨论会上,全球大纪元总编辑郭君女士提出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并要求联合国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事件做紧急调查和阻止。 这是大纪元时报自2006年3月首次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以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权惨案首次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被公开提出指控。 以下是大纪元全球总编辑郭君在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的文字稿,最后发言内容因大会限时而在下面文字稿基础上大幅删减。 主席夫人: 六年前的一天,我在我服务的机构大纪元洛杉矶分部办公室收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来自一位化名叫皮特的中国男子,他和另一位中国移植医生的太太,对我们讲述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说,在中国辽宁省的沈阳市,有医院和劳教所合作,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那里直接盗取器官,甚至发生活体摘除器官,出售给中国国内和海外的病人,牟取暴利。 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发现在中国确实隐藏着一个地下的庞大器官黑市。 在美国换取肾脏的平均等待时间约三年,因为自愿捐赠器官的人和病人之间,体质和血型必须配合。但在中国,他们针对外国人宣传说,只需一个星期。这类出售器官的广告,当时在中国各大城市街头广告栏、电线杆上贴得到处都是,网络上也随时可查到一些中介机构担保“一个星期换肾”的广告。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器官移植医生直接了当地承认这些器官来自活着的被关押的人,是活体移植,器官提供者主要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体格很健康,器官很新鲜,器官可据病人需要的时间来随时提供。 根据中国官方公开的报告,从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六年间总共有大约一万八千五百宗器官移植,自从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这六年间,突然暴增六万七千宗器官移植手术。中共偷盗法轮功学员器官使中国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一样爆炸式膨胀,到二零零五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多宗。中国完成此类手术的数量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根据大赦国际估计,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人大约两千多人,假设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九年六年间的一万八千五百宗器官移植手术提供器官的已确认来源,为接下来的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的六年间的器官移植手术提供了同样数目的器官,这意味着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这六年间,有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自二零零六年年三月开始,我们公布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极大关注。两位加拿大的人权律师,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加拿大政府亚太司长大卫‧乔高,对这个事件进行了独立的调查,通过大量的证据分析,他们认定中国确实存在大规模的活体摘取器官的事实,他们指控事件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曾被评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 Caplan)教授,从医学专业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所有的证据,同样认定,在中国存在一个“为需求而杀人”的国家系统。这意味着,中国官方的监狱和劳教所,和中国军队和警方的医院配合,为顾客(包括许多来自海外顾客)在数以十万计的在押人员中选择匹配的器官并进行移植。被移走器官的犯人,只有死亡一途。 最近几年,世界有不少国家有过尸体展览。展览方把塑料化的人类尸体,摆出各种形象公开展览。这个展览本身的伦理问题有很多争论,在此不说。有报导及调查称,首先,中国大连警方及其它省市的监狱设施确实有将被活摘器官或被虐杀死的法轮功学员残骸贩卖到境外制作成人体标本。 另外,原大连市长,后来成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的太太薄谷开来,一个月前在中国被以谋杀罪审判,她本人就是参与活体摘除及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尸体的主谋,薄熙来在大连亲自批准成立首家全球最大规模的尸体加工厂。 中共对薄谷开来案的审判过滤了此案件最核心的罪恶,因为这是反人类罪行,真相的曝光不仅仅是中共政权必须倒台的问题,也同时在拷问世界。 这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到过的邪恶,这不仅仅伤害了那些被关押的人士,伤害了他们深爱的家人,更伤害了人类的基本尊严,伤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准则。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出决定,派出独立调查机构,彻底调查整个事件。 六年前的那个陌生电话,曾经让我陷入选择的困境。因为当时众多法轮功学员被害人已经死亡,虽有移植医生或移植医生的家人向我们透露了情况,但没有医生敢于出面作证。贸然刊登这些文章,可能引起很多疑问和有意的攻击,甚至会损害我们媒体的声誉。我的小儿子,他当时只有八岁,发觉我很沉重,问我原因,我坦白和他讲了我面临的困难。他和我说,如果能救一个人的生命,你担心的那些都不算什么。 我们发表调查文章后,及在国际律师、医生等正义力量的调查和指控下,二零零六年之后的一年间,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突然下降了一半,这意味着,有数以万计的人,没有再因为被摘取器官而丧生。我觉得,为了这个目标,即使再大的风险都值得去承担。 我知道,在坐的各位人权委员会委员,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政治运作的需要,和那个崛起的超级强权的关系,每一个委员和每一个人权委员会成员国,都承担着压力。但这个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保护人类尊严的机构,如果不采取行动,人类的尊严和文明,都将受到挑战。 佛教有句话,救一个人一命,胜过造七层的佛塔。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或许仰赖于各位的决定。请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样在未来,我们可以直视我们孩子的眼睛,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尽最大努力,让地球成为人类生存的更好的地方。 谢谢大家! Madam President, In March of 2006 I received a strange phone call. Two sources told me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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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唯我主义

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的祸害罄竹难书,至今“毛毒”仍然在毒害广大人民和党员的心灵,“毛左派”依然非常活跃,他们高举毛旗,“唱红打黑”,妄图在中国搞“二次文革”以便乱中夺权。最近铁流等“历史老人”发出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及《揭露“文革”真相,定谳“文革”元凶》在网间迅速传开,影响广泛。本文继之将揭露毛泽东的真实政治意图,更深层次认识毛泽东。 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三年,赫鲁晓夫便在苏共20大上勇敢地批判和清算了斯大林的罪行,以至后来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能得到党内外广泛的支持,顺利地实现了把共党专政体制转变为民主宪政的和平过渡,顽固派发动的“8・19”反革命叛乱因得不到军队和人民的支持而很快失败,造成的社会损失极小。可惜中共在34年前实行经济改革的时候,从掌权者个人和一党私利出发,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清算毛泽东的罪行,欲借毛尸余威掩盖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至使“毛左派”长期猖獗,反动倒退思潮泛滥,自比小毛的薄熙来,用“唱红打黑”来迎合穷苦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号召“二次文革”,企图政变夺权。终使现政权“搬石头砸脚背”,自取其祸。现在虽然薄周政变阴谋破产,只要“毛毒”不肃清,依然会有野心家利用毛泽东政治僵尸卷土重来。党内“改革派”已经认识到,“毛左派”、“江曾派”想“联合”(其实是欺骗)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和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胡温习”政权。“民主派”的策略是先帮助“胡温习”批毛,肃清“毛毒”,然后敦促政治改革,走民主宪政之路。“胡温习”的策略大约是默认“批毛”,借力打死“毛左派”、“江曾派”,然后进行政治改良,缓和局势。继续混下去、糊下去。既然“胡温习”和“民主派”有“批毛”的共同目标,预计一个全党全国批判毛泽东的历史机会将会到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其一,夺取了大陆政权并把蒋政权赶到台湾岛去了,其二,搞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项不能概括他的一生,我看,毛一生依次有过三个政治目标,一个成功,二个失败。这三个政治目标是:一、夺取中国政权后,建立一个现代奴隶社会;二、独占全球,在全世界建立现代奴隶社会,毛泽东成为世界超级大皇帝——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三、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建立毛家皇朝世袭制,传之万世。毛一生就为此三个政治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是绝对自私自利的极端唯我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把一切视作自己的工具,国土、人民、党、军队……都是他的工具,‘以万物为刍狗’,需要就用,不用就弃,毫不珍惜。到延安后,他就有了第一个政治目标,以他填的词《沁园春》“雪”为证。他贬损秦皇汉祖唐宗元祖,“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要看他毛泽东,将超越历代名帝成为中国空前绝后的超级大皇帝。为了夺取民国政权,他不惜与日伪勾结共同打击抗日军队,卖国卖民求权。建政之初,惧怕“美帝”,一头倒向斯大林,订立“中苏同盟条约”,向苏联公开和秘密出卖中国大量国土和利益。因此,毛是靠卖国卖民建立政权,他开创了共党卖国卖民的遗风,至今共党卖国卖民不止,自己穷,就给周边国家送国土送粮食,现在有钱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路撒钱,国土、粮食、劳动力、金钱就如他自己口袋里的瓜子,随便送随便撒,卖国卖民成小菜一碟。所以毛共得国不正。 建政后,毛搞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是为了实行第一政治目标——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毛泽东为大皇帝(总奴隶主)的奴隶国家。第一步,没收一切有产阶级的资产归公,即归党有毛有,使全国人民都成为无产阶级,向共党讨饭的乞丐,谁不服从,就“不得食”,到此时,全国人民基本上成了任人驱使的牛马。第二步,打击不肯下跪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派、向党交心、反右倾等,都是同一目的——诛心,迫使最硬的知识分子带头下跪,其他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自然跟着跪了,不下跪没饭吃,名为“改造”,实为强制训练奴隶。让大教授扫厕所拖粪车,脸面丧尽威信扫地忍辱求生,是他最得意的“改造”手段。第三步,搞“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对身无分文抠不出一个子儿的贫民,只能驱使他们死做,干芝麻榨油,从奴隶身上榨取最大剩余价值。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丝毫财产、没有人身和思想自由,后者还略胜一筹。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成了标准的奴隶,一个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建成。毛泽东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政治目标,非常狂妄得意。 毛泽东并不满足在中国建成奴隶社会,他还要“继续革命”,实行“国际主义”,搞革命输出,出兵韩战和越战,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夺政权,支持杀人魔鬼波尔布特,宁可饿死几千万中国百姓,也要把大量粮食送苏联、越南、朝鲜,……,为实现第二政治目标他不遗余力。可是,他遇到一个竞争对手——赫鲁晓夫,都要当共产阵营的头,一山不容二虎,于是演绎了“中苏对抗”大戏。可是,在莫斯科召开的12共产国会议上,有9国站在赫一边,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毛一边,毛在共产阵营中空前孤立,当共产头的美梦破碎。于是,他转向拉拢“亚非拉”的“穷黑小”朋友,希望当“第三世界”的头,过一会“世界人民红太阳”的瘾。不顾中国人饿死,抛出大量粮食和钱财,却换来受助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的恶骂。实现第二政治目标困难,他再搞卖国的翻版——一头砸进“美帝”怀抱,从“联苏反美”突转为“联美反苏”,出卖共产阵营。真是出尔反尔的老手。在这些突然转变中,他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从不考虑人民、国家、党的利益。到六十年代,他已年过七旬,要统治全球当世界大皇帝的梦做不下去了,只得认输,放弃第二政治目标。 把中国耗得一穷二白,第二政治目标还是失败,遭到党内的不满,深感地位动摇。必须设法打败反对者,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传之万代,以实现第三政治目标。他发现,建立毛家王朝的最大障碍恰恰在党内高层,刘周朱林邓为首的高官们,可以拥戴你老毛为领袖——按刘少奇的说法为“革命的皇帝”,但不能接受毛家王朝世袭制,不能向你的后代称臣下跪,你死后,天下是我们这些人的。于是毛要把共党各级官僚悉数“打倒”,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设计了“文化大革命”。以反修正主义名义整治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官僚,拉林打刘邓,分化瓦解最高层;发动年青无知的青年学生组成“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向全国党政机关夺权,由工人“造反派”组成“革命委员会”掌权,“吐故纳新”,完全换血。毛认为,他提拔上来掌权的工人“造反派”必定会拥戴他做皇帝,并接受毛家王朝世袭制。但是局势进展不遂人愿,“造反派”立即陷于争权的武斗中,毫无执政能力,林、邓又都不愿对毛自定的真正接班人——江青称臣,只得启用无能的华国锋作过度,但毛一死,华立即囚禁了江青,“毛家王朝世袭制”梦想终归失败。 毛虽已死,但他的流毒依然深深毒害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共党各级官员都继承毛的衣钵——绝对的自私自利唯我主义。至今官僚特权阶层已烂透,沦为人渣,从前他们杀人越货,掠人资产,现在杀人贩卖器官尸体赚钱;从前猎色骗奸,现在强奸幼女、轮换夫妻互奸。中国社会最丑恶的事,都是这帮禽兽所为,白日里坐于庙堂作“报告”,晚间尽显非人本质。在官场内,真能出污泥而不染者,万无其一。如此的一群,岂可继续为政?共党只有彻底“判毛清党”,才可与邪恶切割,否则,就要继续承担从毛至今的历史罪责!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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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民族情緒的惡果

北京試圖操縱民族情緒,儼然在玩弄雙刃劍。十八大即將召開,一切都與上層權力鬥爭有關。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在長沙,他們哄搶了平和堂;在廣州,他們砸了花園酒店;在青島,他們攻佔了吉之島;在西安,他們掀翻了一輛又一輛的日本車;在鄭州,他們抬著毛澤東的畫像,聲稱要消滅「小日本」…… 席捲中國的反日示威似乎再度證明了喬治·奧威爾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我們暫不理會中日之間的漫長而糾纏的關係,這其中的複雜性只有德法的昔日爭端可以作比,裏面滿是尼采所言的「Ressentiment」情結,其中交織著嫉妒與羡慕、自卑與傲慢…… 它們像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從未得到清理,隨時會因外界的觸動而發作。兩國的政府則利用這種傷口,以增強自身的權力。我不了解日本政治,但在過去二十年中,傳統左翼的消失令極端民族主義抬頭,他們以更強硬的態度面對歷史遺產。但在中國,操縱這種傷口則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重要的統治術。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主義為名義而崛起,卻從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隨時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長遠的民族利益。毛澤東曾對日本代表團感謝日本的入侵——中國共產黨正因此而崛起;為了擺脫孤立,中國迫不及待地與日本建交,並認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的政策;為了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則加深日本友好關係。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新領導人則把日本豎立為對手,試圖用民族主義來取代失效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民族主義不僅來自於一個共同體的普遍情感,它是高度操縱性的。「受害」、「屈辱」是這種偏狹的民族主義的最好催化劑,日本則是這種情感的最佳來源。在這種過程中,它還完成了中國形象的範式轉變。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帶領人民戰勝日本自居,但中國的「勝利者」的形象到了九十年代則轉化成「受害者」,到處興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都在向參觀者——尤其是被集體組織來的少年——展示了一個飽含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而他們被灌輸只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能重獲富強、擺脫屈辱。 這種操縱導致了這樣的後果:一旦出現敏感問題、在一個敏感時刻,集體非理性就佔了上風。而當權者也在玩弄一把雙刃劍,它既希望能借此轉移國內矛盾,又擔心引火燒身。以學生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深知自己往日的伎倆,知道它是如何借助民族情緒來瓦解國民黨政權的。對外交軟弱的抗議,可以輕易轉化成對現政權的不滿。 不管是一九九九年的反美示威、二零零五年的反日遊行還是二零零八年的排外情緒,這種民族主義遊戲似乎仍在可控範圍內。你在示威者的臉上、聲調上感到那股表演式的義憤,在大聲喊叫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宣戰」、「日本必亡」後,就準確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民族崛起」。 但這一次卻在發生了變化,示威的暴力程度超越了人們的想像。它當然與幾年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相關,人們的不滿需要宣洩,失意者很容易演變成狂熱分子,釣魚島或者日本只是這種情緒的藉口。但不要以為這僅僅是「群众的非理性」行為,這也絕非一群狂熱分子的衝動。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一定知道如果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難去砸毀路邊的商場的,儘管人們哀嘆道德淪喪,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們(尤其是大城市)對於「非暴力」早已達成默契。很有可能,它得到了官方組織與縱容。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伴隨著十八大的權力交替,一些掌權者似乎不惜製造一場社會騷亂來獲取更大的空間、或是向對方施壓。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釣魚島根本無關緊要。 很有可能,這場演變為社會騷亂的反日示威,變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標誌著持續了十年的「盛世」的結束,更把中國引入了一條顛簸之路,它進一步激發起社會中「惡」的力量,讓所有人(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陷入新的恐懼。即使他們躲進了光鮮的購物中心、五星級酒店,仍得不到任何安全感。而處於對「暴民」政治的恐懼,他們將不得不更為依賴這「維穩體制」,一場惡性循環更為加速。理性與溫和的力量與聲音將更難以表達,而一小股極端力量卻能綁架整個社會。 我盡量在壓抑這種悲觀情緒,手邊卻正好有一本茨威格的回憶錄。在「希特勒的崛起」一章的開始,他寫道:「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同代人對它的認識,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或許,我們也生活在類似的過程中,向下沉淪的力量正緊緊纏住了這個崛起中的大國。■ edmund.z.xu@gmail.com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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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教授为什么重要?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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