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健康与保健

talk about Democracy with Yudan

和于丹谈谈民主 近期,于丹的《<论语>心得》和易中天的《品三国》等书风靡全国各大书市,让一度低靡的中国书市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美景。分析其畅销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央台是一强势媒体,任何人登上“百家讲坛”都会吸引读者的眼球。用央视一位主持人的话,“就是一条狗,登上中央台,也会成为名犬”。其二,凡登上“百家讲坛”的主都有极好的口才,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仿佛学术评书一样,以扣人心弦的情节吸引着广大老百姓,让许多没有上过大学的读者大开眼界,他们听的都是教授的课吗?于丹是北师大教授、易中天是厦大教授、孔庆东是北大教授……用出版者的广告语来说就是:“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然而,读罢于丹、易中天的书,听完他们的课以后,掩卷而思,几乎毫无收获,毫无智慧,虽然打着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宣扬的都是无用、愚民和“反动”的思想,是一堆貌似学术,却毫无价值的历史下脚料,不仅让人一无所获,而且是一堆有害的知识,堪称一股“文化的逆流”,中央台推出的一堆泡沫学术明星。尤其是在举世瞩目的中央十七大召开之际,继续宣扬中国传统中的“权谋十暴力”文化,将会误导整个中华民族。所以说,我愿意将出版者给他们的广告语改为:“百家讲坛,坛坛都是毒酒”。 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将“天地人之道”总结为“信仰国家”,将“心灵之道”概括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让我们学会承受和忍耐痛苦”,将“理想之道”归纳为“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将“人生之道”提升为“学习《论语》的真谛就在于,使我们的生命照耀在智者的光芒下,尽早建立一种君子仁爱情怀”……此外就是一大堆刘墉、周国平式的“不痛不痒”的废话。这样的书竟然风靡大江南北,让任何有良知、有学识的知识分子都难以置信,所以才有“塞外鬼才”李悦和“哲学乌鸦”黎鸣两位先生站出来大声疾呼和猛烈批判,李悦找到了于丹的14处翻译错误和学术硬伤,黎鸣发现了于丹思想的“反动”,而我则要和于丹女士谈谈“民主”。 美国的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瞩目全球性现代化的进程,无非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条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一条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一条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法西斯主义不仅早已失败,而且为世人唾弃,社会主义也在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只有西方的民主国家继续走在前进的大路上,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对民主的研究和省察,并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有价值和普世的文化,否则我们遵循的文化不仅不是“先进文化”,更是“落后文化”。纵观于丹的《论语》心得,不仅在曲解和阉割孔子,而且与“民主”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何为“民主”?按照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卡尔·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所言,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一个社会的成员参与政府决策的广度和深度就是衡量民主的尺度。民主有两种前提:一是要有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存在,一是要有理性――其成员有无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民主有五个条件:地理条件,法制条件(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心理条件(如社会成员的气质、和解精神和掌权者的自我克制能力),以及防卫条件。在世界的各种政体中,民主不仅是危险最小、坏处最少的一种政治模式,而且也是要求社会成员个人能力最高的一种社会。在民主实施过程中,不仅要承认社会各个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而且最需要妥协精神和尽最大的可能消除以暴力和专政手段解决内部争端。因此,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各个成员享有平等的管理权和发言权。便览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书,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反民主的。 勿庸置疑,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与法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但是,这繁荣的背后仍然有四大痼疾:一是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二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基尼系数的严重超标;三是生态危机和资源的严重破坏失衡;四是国民的道德沦丧,这些问题导致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受到严重阻碍,疾病和愚昧仍然使普遍参与管理成为梦想而不是现实。在于丹的书中,让我们对上述问题视而不见,而是毫无理由的回归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这可能吗?是否也是一种“愚民文化”? 法国的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向全世界呼吁: 我们只应当研究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同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还是一个黩武好战的共和国,是一个威胁财产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和以法保护这种权利的共和国。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对法国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也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拯救自己,我们同时也能解救我们周围的一切民族。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使这些民族同我们一起失败。随着我们将要建立的是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世界的命运将会有所不同;而且可以说,这实际上也关系到我们的今天,即关系到我们的共和国是到处受到拥护还是到处被人抵制。 显而易见,法国和美国的民主是胜利了。那么,民主对中国同样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隆重召开的前夕。透过于丹、易中天、纪连海和阎崇年等一系列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书中,我们不仅看不到民主的曙光和启蒙,更看不到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情怀,反之,只看到了一张张皇帝和暴君,以及阴谋家狰狞的面容,要么就是一帮帮犬儒欺世盗民的闲言碎语和愚民之语。一位哲学家说过,在一个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便是国王。以上的这些先生们,你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 于丹女士,我以一个爱国青年的良知向您大声疾呼: 再不要愚弄中国的老百姓了,长此以往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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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ture falsehood that 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戳穿儒学“博大精深”的滥言 黎 鸣 什么是滥言?滥言即内容空洞、毫无实际意义的迷信之言。用“博大精深”之词来形容古人的非神学的著作,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而且是无知、迷信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著作中、文章中,在人们的学术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听到人们用“博大精深”之词来形容儒学经典,似乎这已经成为了“套语”。其实,这是最无聊的滥言。 问西方人,他们绝对会认为,真正“博大精深”的学说,只可能发生在现代,而不可能是在古代。这是因为,进化论的真理已经深深印入他们的心灵,他们绝对会认为自己比古人更聪明,而决不是相反。否则,一路往前推下去,最聪明的岂不是类人猿了?然而,中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长期以来尊奉的信念,恰恰是这种荒谬倒退的信念。 古代的经典,如同考古发现的文物,我们可以有敬重之心,但却不应该有迷信之心。今人看古人,如同活人看冢中的枯骨,应俯视,而不是仰视。在智慧的领域,今人绝对高超于古人。无论从记忆、理解、创造等各方面看,都必定是如此。 古人制作得再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定能仿造,而且可以全方位地超越其性能。而我们今天能制作的东西,古人则恐怕连想都不可能想到。 古人想得再周全的观念、道理,我们今天一定能比他们想得更周全。而我们今天能想到的种种极其抽象的观念、道理,古人则恐怕连做梦都不可能梦到了。 上面所述,不只是一种现代人应有的信念,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真理。 西方人从来不会有人,会因为丢失传统而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生活永远都是向前看的,自己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传统就在自己的脑海和手心里。害怕传统中断,似乎中国人都将不成中国人了,这是中国儒家文人的特有的顾虑。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儒家圣人的观念传统,才是“中国的”惟一的标志,甚至是中国人惟一的“根”。就像当年的孔老夫子,一日无君,便觉惶惶然不可终日。孔老夫子当年的“君”,正对应了今日儒家文人的“传统”了。这种传统说明了什么呢?不正是说明,中国人长期以来,就根本缺乏每个人自己独立的人格么!?近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也正是如此所以的一些儒家文人的缺乏个人独立人格的荒谬思维的产物,更不要说现在又有一些人的关于“读经”、“国学”、“儒教”的更加荒谬的叫嚣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讨论。 纵观全人类,特别把古代圣人、古代经典,其中又特别是把“独尊”的孔子和儒家经典,看成是“博大精深”和不可超越的,并从而更又把儒家传统也看成是不可超越的,这恐怕就只有我们中国人了。 我同样尊敬孔子,把他和老子、墨子同列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类思想家,那是因为,他们在两千多年前即提出了其他民族未曾提出过的许多重要的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始终在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老子、墨子、孔子三位圣人,为我们后人开辟了很好的“三合之道”,而我们的后人却只是在圣人的阴影之中栖息、睡觉,尤其在汉代之后,把“三合之道”丢失了其中之二,而独剩其一,即所谓“独尊儒术”;后来,又把这单一之道越吹越大,以至变成了今天人们嘴上的滥言——“博大精深”,深到今天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而惟一只能无限地膜拜,以至还要从儒学更升格为儒教了。这种极其荒谬的事情,不正是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么?青年朋友们,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对此探讨出一个究竟么? 实际上曾存在过的圣人,如果把他们和我们之间的时间差距全部取消,让他们全都生活到我们中间来,他们还能够那么“伟大”么?真要说起来,他们的智能水平,恐怕还够不上我们今天高中,甚至初中的孩子哩。 再来看他们的著作,除了他们用到的那些对于我们来说相当生僻的古代字词之外,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可能懂,不可能理解的呢?很少。就好比我们面对暂时看不懂的外文著作,你绝对不会因为看不懂,便轻易说它“博大精深”吧?外文书不必“博大精深”,难道古文书就必定“博大精深”么?凭什么?凭它古老么?然而,恰恰越古老,他们的智能越幼稚,越不会比我们深刻。当然,如果你把古人当成了“神”,那就是你自己的愚蠢了。固然,有时问题还在于,我们必须对历史上造成的误解,有时甚至是人们有意造成的歪曲,进行不断地辨析、纠正,比如本人对老子《道德经》的重新解释。事实上也是,儒家经典,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博大精深”。要说“博”,也只会是“杂而博”。孔子编篡的经典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因此或许也可称其因“杂”而“大”。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根本就不成体系。古人说得好,“六经皆史”,孔子为整理中华民族的历史,做了最初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但一定要说他有多高的水平,有多“精”、有多“深”,甚至拔高到“博大精深”的不可超越的地步,那就太不实际了。“博大精深”的滥言,对孔子及其经典的形容用词的准确与否,尚在其次,最坏的影响,还在阻碍了后人实际上对它的应有的批判和批判基础上的发展。没有了这种批判基础上的发展,儒学实际上就变成了一门死学,后来更加变成了一门误国殃民的伪学,一门实际上对中华民族的智慧发展完全起了负面作用的有害之学。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请青年朋友们警惕,不要被任何胡说“博大精深”的骗子们把你们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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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 pseudoscience

儒学=伪学 作者:赤脚耕农 儒学造成的道德标准不是从人性出发的标准,最终造成了中国人善于弄虚作假的特性,这种弄虚作假不能诚实做人的特性又导致了国人在自然科学探索上的低能,因为弄虚作假只能用于政治和权术,它是科学探索上的大敌。 可是目前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我认为,可以把问题简单化,我们应当认真反思自己的言行,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和手段都应从从人性出发,而不是否定人性(我们的很多道德观念是要人做圣人,是否定人性的,因而也是虚伪的的道德),只有这样,民族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成为强者。 事实上,很多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在煽情的理论流行的时候,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它的理论虽然崇高,但却无视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偏执经常得到“某些人”的认可。 作者:昵不来 如果两眼只知“经书”美、双耳不闻窗外事,则无异于禅师敲鱼涌禅经、弥勒大肚笑红尘——脱离现实。 儒学之弊不在经文、经义,而在迎合“政治”和被“政治”利用。黎鸣深恶痛绝的“儒学”之所以叫伪学,就是两千年的帝王政治文化将“儒学”推崇到了独尊之学所致。 经两千年的“政”、“经”合流,一、儒学养成了“清高之学”,难以摆脱“齐国、平天下”的救世主情结。二、儒学发展成了“真空之学”,试图在现实社会环境之外、锻造统治现实社会之英才。 如此岂不荒谬也! ————————————————————- 中国文化发端于商周时期的贵族文化。它原本就是一种统治者文化,甚至包含着强烈的宫廷文化的色彩。儒学思想中的那些文化观念:仁、义、忠、孝、圣人、礼、天、天命,在孔子降生以前,已经全部形成了。孔子没有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任何有价值的思想,也没有剔出任何一条腐朽没落的文化观念,孔子是商周文化的全面继承者。 老子是商周文化的批判者。庄子是商周文化的否定者。墨子是商周文化的发展和超越者,墨子提出了兼爱非命平等等新的文化观念。孔子作了什么?——孔子什么也没有做,他把来自商周的古老文化传统一股脑照单全收,而且重点突出其中最腐朽的一个思想观念:礼。 礼,到春秋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已经被全面抛弃的文化传统,除孔子之外,老子庄子墨子从不谈礼,因为没有谈礼的必要,礼已经死亡了。但是,孔子的努力却使商周文化中最腐朽的礼得以“复兴”,并且,这礼统治中国人的思想直到清朝末期。所谓的伦理纲常就是礼。儒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就是礼。礼的魔力不是来自于人们对礼的自动认同,礼的魔力来自于礼把统治者放在等级秩序的最高端,并且诱使全社会的人去向统治者顶礼膜拜。礼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观念,礼是一个由最高统治者掌握的魔力法宝。 没有孔子和儒学的努力,礼将是一个在两千年之前就被中国人忘记的文化观念;伦理纲常,不会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枷锁和思想桎梏。仁义忠孝,本来也许是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的,但仁义忠孝既然选择以礼为自己的价值尺度,也就失去了砥砺和增加中国人道德水平的功效。结果是,中国人讲仁义道德最多,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既缺少仁义,也缺少道德。 事实上,到赵宋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被直接解释成“伦理纲常”。 什么是礼仪之邦?——柏杨解释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酱缸。 用自己的一生,孔子犯了一个小错误。用两千年的时间。中国人犯了一个大错误。 错误的性质是一样的。孔子信而好古,他不怀疑、不批判、不否定,一味地笃行古道。我们信而好孔,我们也不怀疑、不批判、不否定,一味地笃行圣教。 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我们所信奉的竟然是一种来自半原始半文明的商周的文化传统。尽管孔子给这种文化传统穿上了诗化的美丽外衣,可是,这种文化传统仍然是商周的文化传统。一群半原始半文明的文化初民发明了这种文化,孔子把它交递到他的后人的手上。 我们还打算复兴这种文化传统吗?——我们不要忘了:在两千多年之前,老子曾经怀疑过、批判过;庄子曾经否定过;而墨子,曾经超越过。 但是,如果我们要复兴的是一种精神,事情就另当别论。 老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庄子的否定精神;墨子的超越精神和博爱精神,对中国人的精神解放都是一件件无价之宝。甚至盗跖的反抗精神和击壤者的蔑视精神,对今天的中国人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只有孔子,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跟孔子学习借鉴些什么。孔子有思想,《论语》以当成一部诗来看,但是说到精神,孔子这人是最缺少精神的。孔子如果有精神,孔子的脊梁就能够挺立起来,儒学就不会成为统治者的听命学说,中国人就不会被教化出如此深刻的奴性。 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脊梁骨在统治者面前弯得有多深。孔子的脊梁骨的曲度,准确地衡量了中国人的奴性的深度。 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复兴和怎样复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复兴什么! 笼统地说复兴一种文化传统没有任何意义。指望着复兴一种已经消亡了的文化价值体系势不可能。所有的思想都会过时,最深刻的智慧也会被超越,只有精神是永恒的。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如果曾经出现过一种精神,一种真正伟大的人文精神,这才是一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文化财富。这才是我们唯一需要复兴的东西:一种文化精神。 问题是:中国人需要这种精神吗? 老实说,在那些高举文化复兴大旗的专家和学者身上,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精神价值的重视。我在他们身上再次闻到了一股来自历史的奴性的遗臭。他们指望着复兴的是一个现成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高尚的的文化精神。 在历史上,学者和文人,一直是中国人中奴性最深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脊梁笔直地站在什么人的面前,那一定是他们正面对着一些比自己更低一级的奴才。 在统治者和圣人先师的面前,他们一定不敢挺起自己的脊梁来。他们不会批判、不敢怀疑,不能否定,他们只会拾前人的牙秽。他们这些人看的书较多,被奴性的病毒感染的较深。或者说,当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走出奴性的泥潭时,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感染上奴性病毒的人。他们孤独自怜,自怨自艾。 他们的所谓复兴传统文化,不过是期望着别的人也和自己一样重新被感染而已。他们有文化、有学问、有知识,唯独缺少文化的最根本的要素:文化精神。可只有他们才想到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真是传统文化的巨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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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onfucianism didn’t suffer contabescence?

儒学长期不衰亡的原因 作者:昵不来 第一、两千年中,中华文明的相对拓展和相对封闭。 相对拓展是指:中华文明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在两千年的征伐战中、不断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这种融合是地理的融合、文化的融合、血脉的融合。两千年来这种融合是没有断续的,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中华文明、中国之地理。 相对封闭是指:两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地理的形成,都仅限于东方世界。向东、因大海相望,征伐战遗弃了岛国日本;西南、因大山屏障,隔离了与印度文明的交融;向北、大漠长驱,一直是中原文明忧患之地,但分分合合、生生不息的交战,终因元、清两代融为一家;向西、中亚地区一直是中原文化的集中辐射地,时分时合;亦因此阻隔了直接与地中海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融合。如此,因应地理环境、大一统的国力因素形成了相对封闭于西方文明的中华文明。 正是这种相对拓展和相对封闭,为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奠定了延续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相对拓展”使得儒家文化不谈“秩序世界”、回避“物质世界”的弱点,在拓展中得以稀释。“相对封闭”又使得儒家文化的优点充分得到生息,得到发展。 第二、儒家文化与帝王制度遥相呼应 汉代儒学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学所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董仲书的儒家文化和治国方略、弥合了社会各层人士在战后思安定的心理诉求,所以能够在人们心中扎根发芽。就如同当民主和生存矛盾时,宁可忍受非民主之煎熬、也要求得生存之物质、生活之安定。这就是当时儒学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它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帝王精英文化。 其所倡导的重农轻商建国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思想,虽然利于治国安邦、教化民生,但实际上却灭了人欲、扼了人智。而这种灭人欲、扼人智,又恰能为统治者提供最“经济”的治国成本。在农耕生产力尚未发生质的变革前,这种统治文化是有效的。 儒学的教化思想是:通过打压草根文化的恶、来褒扬精英文化的善,从而教化民众循规蹈矩帝王的“秩序世界”。这在当时的农耕生产力环境中,客观上平衡了帝王制度、农耕生产力、主流文化的均衡发展。并在两千年相对拓展又相对封闭的历史长河中,以汉文化为根、发展成了今天的中华文明和独一尊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在久分必合、合久必分的帝王更迭战中形成的一种帝王精英文化,是生存环境相对封闭的真空文化。当其赖以生存的农耕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时,当工商业主导人们生活时,儒家文化灭人欲、扼人智的教化逻辑将会暴白于天下,暴露出其缺陷。 当在更大的“征伐战”中与外来文明相撞时,就会重演两千年前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融合景观,两千年中汉文化与蒙、满等等文化的融合景观。融合实乃人类文明发展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融者昌、独者亡,螳臂当车、断路自绝。 第三、儒家文化和农耕生产相生相克。 两千年来,儒家文化不是促进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遏制了农耕生产力的发展 。帝王制度下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是儒家文化的杰作,也是儒家文化赖以独尊的沃土。在西方文明未侵蚀前,自得其乐。真有天人合一、逍遥自在的人间美景。文化上呈现的是融道、融墨、融法、融术,金鸡独立、群英共处的指尖舞蹈。 “相生”就是: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与帝王制度下的农耕经济生产力互为依存。儒家的“重农轻商、无知便是德”就是旨在框定人的视野、遏制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人民政施的“心理世界”教化就是要人民的思想、人民的逻辑思维、人民的智慧按照代代相传的统治者既定的方向前行和想象。同时:蜗牛一样的农耕生产力发展速度、也为儒家的“教化逻辑”铺设了弯弯曲曲的康庄大道。 “相克”就是:儒家文化和农耕生产在互为依存的生存环境中,任意一方的生存都是以另一方的“裹足不前”为代价的。两千年来,农耕经济裹足不前、中华文明固步自封、国门已洞开仍迷蒙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激昂高涨的口号似的爱国热情中。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现象,难道还硬需要从古文堆里研究出正统的逻辑吗?其实,这“从古文堆里研究正统的逻辑”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为人们设置的“静止轮回”怪圈。怪圈不破,儒学难以新生、中华文明难以抗衡现代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车轮是不以某个文明中心为独立循坏体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从更大的范围建立起更大的文明中心。当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送来的不仅仅是鸦片,还有百姓视野的洞开、理性智慧的萌生(儒家的独尊文化并不是完全灭绝了中国人的智慧,相反的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人情世故之智慧”。 在那受尽屈辱的一刹那间,儒家文化独霸天下、威严一尊的神圣面孔受到了先驱们的质疑。外来文明驱动的知本生产力冲破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撞击了只关注“心里世界”、回避“物质世界”、不谈“秩序世界”的儒家文化塔楼。 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爱国热情中,精英们仍旧捍卫着不谈“秩序世界”。如今是心欲膨胀、物欲横流、贪欲满天飞。何也?——不谈“秩序世界”之恶果。“封闭的秩序世界”在现代文明、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就更显“虚伪”了。时下有人提出的读经、国学、儒学等儒家文化,拜托千万不要是“不谈秩序世界”的教化逻辑了。 综上所述,两千年中频频的帝王更迭史、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造就了人们求心安、慕生息的心理诉求,哪还有闲心着摸:是要百家争鸣或是要独一尊呢?这就是“独一尊”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是外来文明与之相撞,在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产力为基础的帝王社会中,儒家文化就是一部平衡人心、生产力、社会制度的浩宏帝王社会哲学史。历朝历代的大儒家就是名副其实的帝王社会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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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traditional culture revival happen in China?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复兴吗?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国人有尊师重教的古老传统,可我不敢说这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我们尊师重教了几千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惑”,不但没能减少,反而是越积累越多了。 中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迷惑的民族。我们在文化上最迷惑,在信仰上最迷惑,在政治上,还是最迷惑。 我们的圣人和先师,没能给我们解惑授业,尽管我们一直很尊敬他们。我怀疑他们反而是给我们制造疑惑的人。一个面目可憎的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岂用万古,从宋到今,不过一千多年的时间,我们感到自己仍处在一个千古长夜之中。 欧洲人这样总结他们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一段历史:黑暗的中世纪。他们的中世纪的特点是专信基督,排斥一切除《圣经》以外的异端邪说。但是,文艺复兴的种子能够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萌发出来,则中世纪毕竟不是只有黑暗,全无是处。反观中国,在我们专信孔子的两千年里,我们在黑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线自救的光明,则我们的“中世纪”何其黑暗之至也? 然而,我们不认为我们的“中世纪”黑暗;相反,我们认为那是一段“光辉灿烂”的文明史。这段历史的时间长度是欧洲中世纪的两倍,文明质量是欧洲中世纪的许多倍,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给我们带来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到最后,我们不得不向自己过去的文化小兄弟学习求教。 欧洲的文明曾经中断过。因为蛮族的野蛮入侵,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传统被毁坏和丢弃了。说起来可笑,后来帮助欧洲人复兴其文化传统的,主要也还是这些野蛮的入侵者。他们不但复兴,而且还能够发扬光大,他们终于使自己成为比希腊罗马更伟大的民族。 与欧洲相对照,中国文明始终没有中断过。中国文明怎么会中断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入侵者来了,自有博学的儒生主动地找上门去,双膝跪倒,口称圣上,向野蛮的征服者献上他们宝贵的经书——一部《论语》,一部《礼记》,一部《春秋》。经书上记载着上智下愚磕头作揖三讳四勿等一大套经世致用的学问,任是最野蛮残暴的征服者对此也会感到欢欣鼓舞,莫不心悦诚服,甘受同化。 这样的学问怎么会被丢弃?这样的学问如果会被丢弃,那我们只能说: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他们的眼睛瞎了。 相对外族入侵,中国人从“儒家历史”以来呈现出惊人的柔弱。试想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无宗教,唯有私德伦理观念至上的民族如何能有刚烈的骨血?人的品性与环境血脉相连,公共观念乃为公德之本,而中国人长久以来,身家之外漠不关心。 在山东,曾经有3个日本人看守3000个左右的中国人,大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日本人手里有杀人的刺刀,结果只有一个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逃跑了,这个不按大众意识和传统观念“忍”的人后来成了抗日的英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抗日的胜利是这个人以及无数个和他一样的人取得的,而不是那3000人。“士可杀不可辱”,这也是“儒学”提倡的吧?如果让中国人不断的在奴才的屈辱中苟延残喘,以此延续中华的文明,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像项羽一样,做个令人鬼都尊敬的悲剧英雄。 女真入关、日本人入侵,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可耻的事了。先说一下,不要和我说什么“民族团结”、“世界和平”、“人道主义”之类的鬼话!人家强奸中国妇女、搞“嘉定三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可没和你说什么和平共处的话。那话是鬼话,人不能信。 查查书,在女真人入关和日本人入侵的时候,甚至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入侵,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点:入侵的军队并不多,可却能轻而易举的攻下大片的中国国土。 这是为什么? 十万八旗军入关,就能一统天下!不到两万外国军队,就能直入中国国都!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要知道,中国在那时候,起码有三亿人口! 女真入关没几年,就在中国建成了完整的统治体系。女真人本没什么统治全国的准备,也没那个能力,是谁帮他们建成这个皇朝的?可不是吴三桂,他是军人,没那个本事!帮女真人的,正是那些成天叫唤着“忠君报国”、三纲五常的大儒们!谁要不信,就去查历史。 日本人入侵时,为什么那么容易就统治了中国人?三两个人就能管一个县?因为中国人已经被教育的有了奴性,不管统治者是谁,反正谁在台上谁就是主子。这不正是儒家教的吗? 明亡时,大儒们一个个哭天抢地;可没过几年,他们就脱下儒生袍,穿上满人的马褂,成了满人的臣子。他们要真是像他们用来唬人民的书上说的那么高尚,那天下信儒家的人就都应该死节!一臣不仕二主?外族人也伺候,只要是主子就伺候! 但我们未必没有丢弃过什么东西。比如,墨子的学说就被我们早早地丢弃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儒生拿着墨子的学说去劝说野蛮的征服者遵照实行,征服者肯定要砍下他们的脑袋来。 这种设想不尽合理,因为墨子的学说本来掌握在墨子的信徒手里,可墨子的信徒是不会手里捧着《墨经》去乞求统治者们遵照实行的。对那些野蛮的杀戮者和征服者,墨子的信徒亮出的是他们手中的剑! 真正的文明,是一种能够自我生长自我完善的力量。真正的文明不会和罪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真正的文明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方法。真正的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怀。 真正的文明以人、而不是以某些人——比如统治者和所谓的君子——为自己的出发点。真正的文明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大人和小人。真正的文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出现,都是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希腊文明就是一个奇迹。希腊文明能够被复兴是一个更大的奇迹。但是,希腊文明对于今天的世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了。现代文明是以希腊为基础生长壮大起来的。希腊文明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是他启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在中国,文化传统既然始终就没有中断过,也就谈不上什么传统文化的复兴。如要复兴,我们唯一可以复兴的就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只有墨子的学说曾经埋没和中断过。但是,既然连无比伟大而且丰富的希腊文化都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墨子的学说又何济于是?——除非我们所要复兴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精神。 试拿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与比古希腊的诸子百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古希腊诸子中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最少,他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著作,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者们却把苏格拉底的旗帜举得最高。他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苏格拉底? ——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吗?不是;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智慧吗?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智慧哪里能比得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恰恰在于他们看重的不是希腊的思想和智慧,他们看重的是希腊的精神。而希腊的精神,在苏格拉底的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爱真理。信真理。把真理看的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句“我爱我师,可我更爱真理”,比柏拉图的全部著作还有重要。最伟大的事业家不是那个做了最多工作的人,而是那个作了最重要的工作的人。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那个写出在最辉煌的著作的人,而是那个提出了最伟大的思想的人,最伟大的人类导师不是那个最善良最智慧的人,而且那个精神上最为崇高的人。 希腊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所以苏格拉底是它的巅峰;中国文化是一种“求善”的文化,墨子是它唯一合格的代表。 这也就是为什么墨子的著作会中断失传。墨子的善是一种真善,孔子的善是一种伪善。极权统治体制的建立容不下真善的存在,所以只有孔子的思想才能流传下来,并且被发扬光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也像欧洲文化一样,在整个黑暗的从汉到清的极权社会中,中国文化失传了。 (第一个问题)中国文化能够实现复兴吗?另一个问题是:在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复兴成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已经为全世界提供了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文化体系,我们还有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必要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是:复兴文化传统决不等于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重新高举孔子的文化大旗,因为这是一条绝路。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首先他就不存在需要复兴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一种伪善的文化,它没有引人向善的功效;儒家文化是一种没有骨头缺少精神支柱的文化,他不能使信仰它的民族从精神上自强自立起来,因此它本来就应该被丢弃。 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六十多年的痛苦的磨难,唯一的精神收获或许就是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最后放弃,现在我们才刚刚要在精神上缓过劲来——借助的是来自西方的文化支持——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新拥抱这种伪善的文化传统,除非我们是吃饱了在撑的。 但如果文化复兴就意味着要在历史传统上给自己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持,那么,重温墨子的伟大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地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前人的思想和智慧,因为在思想和智慧上总是后人超过了前人,指望着向古人学习智慧汲取思想是愚蠢的。 我们要复兴的仅仅是一种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善的文化,墨子的精神就是一种真正的善,一种伟大的爱,一种无比崇高的爱的精神。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非常普遍的偏见,就是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近些年来严重下降了,这给复兴所谓的儒教提供了一个虚假的口实。可是我们如果翻开历史,从儒学全面控制中国人思想的宋,到儒学逐渐走向消亡的清末民国,我们发现,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一直很低,今天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从宋到清到民国的任何一个时代。 这是儒学消亡,人的自然道德逐渐恢复的结果,这也是西学东渐打开来了东方的文化视野的结果。 必须记住:奴性是最坏的道德,心甘情愿的奴才没有任何道德。如果可以说儒教提高了中国人的道德情感,那么,是谁制造了中国人历史上的沉重的苦难?在一个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普遍较高的社会里,任是最残暴的统治者和最野蛮的征服者,也不可能单独制造出那么多的不幸来。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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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ion of Confucianism=Drug addiction

独尊儒术=吸毒成瘾 有人说:儒家文化就像是一把刀,用之为善则善,用之为恶则恶。 将儒家文化比喻为“刀”是不合适的,因为“刀”是一种不可“自我繁殖”的“死物”,对人的思想行为并不能产生反作用力。所以善恶不在于“刀”,而在于用“刀”的人。 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他是可以进行“自我繁殖”的“活物”,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力的“生命”。所以善恶不单在于使用“它”的人,“它”的反作用力产生的“负面效果”更明显,而且越到后期“它”的“负面效果”越严重。这就如同拿麦克风对准音箱所产生的效果——“自激”,最终产生的只能是“噪音”。 只要合理利用,罂粟籽同样可以造福人类。比如,罂粟籽的提取物,经配料后喷雾干燥制成的具有浓郁甘鲜味的调味粉,具有浓郁特有的香气,高氨基酸含量,呈味力强,可突出并烘托主香气。含有多种人体正常生长所需要而又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须的八种氨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苯丙氨酸、蛋氨酸、赖氨酸、苏氨酸和色氨酸等。此外,还含有铁、钙、锌、磷、钾、钠、镁等多种微量元素,更有利于人体健康。鸦片也可用于治病救人。但是,“它”也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决不会成为“主食”。 社会也是一种“生命”,儒家文化就像是罂粟籽的提取物,在提高“美味度”,补充“营养”,“治病救人”的同时,也使人上瘾,并逐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最终使人因免疫系统崩溃而死亡。 在最初,儒家文化确实只是被统治阶层利用的工具,但发展到后期儒家文化已被统治阶层“内化”并对其产生依赖性,最终导致社会这个“生命体”的“免疫系统”近乎崩溃,再也没有了自我更新成长的能力,结果就是使得中华文明的进程处于停滞或发展迟缓的状态。 儒家文化只能作为精神世界的道德指引,而法制才是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 有的人说:“光靠法律治理国家是不足够的,法律是把尺子,他是通过惩罚来教育人的,来协调秩序的,如果受到法律惩罚,那么这个人往往是失败的,这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有的甚至失去宝贵的生命,一切都没有了。如果国人,都有意识地讲究以德修身,学会做事之前学会做人,如果能学会对别人的包容和理解,就会大大减少犯罪率,人与人的关系更和谐了,极大地节约了司法成本了,而我们可以用大量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做我们更需要做的事情。岂不是一石多鸟吗?” 用“疏,堵”来形容道德与法制的作用是不准确的。道德氛围是“引”——是理想化的境界描述;普法教育是“疏”——是现实可能发生的状况描述,法律惩罚是“堵”——是及时产生作用力的实际结果。 减少犯罪率,协调人际关系,降低司法成本,并不是只有道德(儒家文化)才能做到。搞好普法教育,让大众认识到犯罪将会受到何种惩罚,比所谓的“讲究以德修身,学会做事之前学会做人”更能起到明显的,现实的作用。对真实的恐惧远比可有可无的谴责更有效。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对社会产生作用力的并不是他的动机,而是他的行为结果。 因此,儒家文化只能够作为以法治为主体的社会的一种“补充”,一种“调味品”,一种“辅助药物”。 儒家文化=精神鸦片 独尊儒术=吸毒成瘾 结论:中华文明要想崛起,必须先“戒断毒瘾”——在上层建筑方面“壮士断腕”;在实际运作方面“保守治疗”。(儒家文化的最大弊端在于明里宣扬的是“忠孝梯恕”,暗里“崇古”,“从上”,既维护既得利益群体,又反对创新。最重要的是儒家在其“教化”过程中,能够使人处于“意淫”之中不能自拔。) 破旧立新 如果有一座房屋,只是装修不好,但还能住人,只是不舒服,那么就可以翻修,并保留原来的框架主体。但如果这座房屋已是濒临倒塌,陷主人于死地,那就只能推倒重建,并且还要摧毁其地基,并挖地三尺,重建地基,最后才是盖新房。 毛泽东当时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的上层建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传统已经是陷中华民族于死地的罪魁祸首。这座“濒临倒塌的房屋”必须将其本身及其地基完全摧毁,才能够在新地基上建起新的适用的“房屋”。 但由于具体操作的复杂性,就只能是一场波及很广的“全民运动”——否则无以达到摧毁顽固上千年的“腐败建筑”——儒家文化传统,并建立新的文化主体地基的效果。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破旧”的工程而已,因为他已没有了时间,尽管有些失控。 打“新地基”的人是邓小平,正是他的“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朴素理论和创新意识,为改革开放,建立健全法制社会打下了一个新地基,一个重“结果”,轻“动机”的创新型文化背景。 没有毛的“破旧”,没有邓的“新地基”,“盖新房”是不可能的。现在胡温从官僚体制开始着手,这只是运出“垃圾”,腾出“空间”,并输进“新血”的开始。 这项“破旧立新”的伟大工程没有一两个世纪是很难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受到伤害,但站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这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有过这次“阵痛”后,七八年一小战,二十年一大战的情况已大大改观。而一两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 当然,建筑风格,可以参考“过去式”,但它也仅止于风格,仅止于美观。实用第一,美观第二,决不能本末倒置。 我写过一片文章“宗教的作用”:宗教只是引导你达到“真理”彼岸的一只小舟而已。此船可以,彼船亦可,因人而异——若是某一宗教只是诱惑你皈依它这只船或让你迷信只有他这只船才能载你到达某一地点时,你就要多思考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权力意志?只有那些鼓励你去不断的思考,并引导你去寻求自我超越的才值得去学习与研究,因为“真理”只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地点”。手指能为你指明月亮的位置,但手指永远代替不了月亮。迷信的标准之一: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恰好是他所掌握的那一个。 同理,“文化背景”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一个民族的成长与发展,而不是为了这个文化本身。当这个“文化背景”不再能起到促进一个民族的成长与发展的作用,并蜕变为束缚一个民族自我更新,成长与发展的枷锁时,我们就要果断的斩断并抛弃这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味的“裹脚布。 有人说儒家提倡的亲情有什么不好,那我就要问他,人间是先有亲情存在还是先有儒家存在?人间亲情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稍有一点现代心理学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接触的频率与强度会导致什么结果。人间亲情不用儒家推崇也会存在;即使没有了儒家文化,人间亲情仍旧不会灭亡。 还有所谓的中庸,就是让你没有自我,和稀泥,墙头草。现代心理学,现代教育学总的观点是,除非一个人有很强的自我,否则他将很难在竞争激烈的生活中奋斗。如果你是一个很谦卑中庸的人,任何人都会把你推在一边,你将永远落在后面。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你需要一个非常坚毅,非常强烈的自我去拼搏,只有这样你才会成功! 有人说你只破不立,那我就要先问他,为什么拆房的人,就必须同时也是建房的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只有大家合作才是出路。之后再告诉他“基于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公民人格”。 你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等价交换,这算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作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名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似乎也没有死抱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好好赚你的钱,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 中华文化之复兴,必须冲破国学的狭隘民族心理,走出汉学(自汉家兴起的训诂、考据之学)的樊篱,从“翻译家”和“注释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在说话时,要表达的意思取决于我们对所用各词语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当时的心境。我们在阅读文稿或理解他人的话语时,普遍的阅历是必不可少的心灵的共鸣来源于经历的相似性。 每发布一条信息,发言人都是按照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来表达概念,而听者则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经验来解读概念的。因此依靠语言进行信息交流很难做到完全的理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言者与听者之间的概念有更多的重叠,否则“对牛弹琴”或“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局面在所难免。 我不是“翻译家”和“注释家”,我面对的是未来。人只能面对未来而生活在现在。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名言不放。更不必为了所谓的传统而传统。新加坡,香港,美国,为何发展的快,就是因为他没有所谓的“优良传统”——五千年的枷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凭德治国,总是七八年一小乱,二十年一大乱。看看世界上实行宪政的国家吧!英国,美国,北欧。人,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穿衣和更改衣服饰样,但绝不是为了衣服饰样而改变生活。文化同宗教的作用一样,他只是一种工具——役物,而不为物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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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ism and depravity

儒教与腐败 秦番 我们知道,任何有机物都有腐败变质的可能——只要条件具备。一般说,品质优良的物质在同一外部环境下不易变质腐败——仅仅是不易但不是不会;品质恶劣的物质即使在人们认为清洁安全的环境里也会变质腐败。物质的腐败取决于两个条件:外部环境和物质本身的品质。 人们不会去惩治已经腐败了的苹果,但可以扔掉。这完全是无奈——没有想到改善环境或者根本无力去改善环境。扔掉其实也是一种自罚性质的惩治,至少它表达了人们的愤怒。 但是,在环境依旧的情况下,愤怒与事无补;因为腐败的程度这时候往往叫你目瞪口呆,想扔也无处下手。有窍门的果农很少愤怒,也很少手忙脚乱。果农是沉默的,一旦他信誓旦旦,大放厥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果农了。 人的腐败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诲人不倦的儒教文化却是世界上独有的教人们如何去腐败的独特文化。 文化既决定人的品质同时又影响社会环境。中国目前的种种腐败现象,就其性质而言,其实也“老早就有”,只不过在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时代,形不成象今天这样的巨大的反差而已。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并不十分在意社会的腐败问题,或者说他们对社会的腐败现象总是习焉不察的。“官”与“民”的日常享用历来总是有别的,这是中国老百姓已经认同了的事实;而儒教则直接了当地认为那种差别是天经地义、不容置喙的。 现在人们敢于公开站出来反腐败,这首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还说明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比历史上几个特殊时期的还要严重。若不然,我们的老百姓能忍则忍,不会象今天这样,反应如此激烈。 中国人的腐败不是旁的,它是儒教价值观生动活泼的体现;孔子功利观一旦实现后的连带物。趋利乃人之天性,获利的手段也不止一种,但在儒教那里却只有一种——“学而优则仕”。仕则若何?仕则获利;而且“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 孔子虽然嘴上从不言“利”,其实一门心思想获“大利”——“经营天下”之利。这个好梦后来由吕不韦替孔子完成了。年轻时吕不韦曾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答曰:“十倍。”(这是类比的说法,中国的耕田者从没获过十倍之利——笔者)又问:“贩买珠玉之利几倍?”答曰:“百倍。”再问:“若挟立一国之主,借以掌握河山,经营天下,其利几倍?”答曰:“不可胜计矣。” 学而优则仕的人当然有,但学而优则“死”的人则更多——孔子当属此列。假如孔子实现了他的“经营天下”之梦,那么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啰里啰唆,那么详尽地去区分官吏和庶民日常享用的差异,更没有兴趣去规定他们走路、上台阶的步子应该有何不同。 孔子的良苦用心并不是为了什么无关紧要的礼节,他的真正目的在于从根本上划分人的等级差别。正如他自己表白的是为了“贵贱有等”。翻开《礼记》,事无巨细的繁文缛节首先让人感到胸闷气短,但在现实中人们却把它演绎得丝丝入扣。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的享用(“待遇” )是有依据的,不信就去翻翻《礼记》。不管你的政绩如何,也不管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只要你的级别放在那,车子、房子、票子以及名目繁多的“补贴”就不会少一样,而且是以比法律更神圣的形式年年改进颁布的。 孔子并没有创立什么宗教,但后人却借题发挥出了儒教。孔子活着的时候人们并不买他的账,他死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是如此;他的思想仅仅是一种纯学术思想——儒家思想而已。 但是到了后来,“种种权势者便用各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所以,“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同上) 如果没有汉代的“独尊儒术”,宋代的“儒学复兴”,(一般认为中国的落后始于近代,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上讲,中国的落后始于宋代。或者说宋代的“儒学复兴”后,中国注定要落后下去。)孔子的思想不会成为我们每个中国人自觉地修养和行为规范,更不会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宗教。 孟德斯鸠在探讨儒教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时指出:“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论法的精神》)至于中国人为何那般执着,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但作为中国人,我们还需要别人说明吗?我们都清楚,要想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果不如此那般,我们几乎无路可走。鲁迅也指出:“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愚民”尚且如此,就不用说手捧经书的人们了。 人人都想仕途通达,人人都想升官而后发财,至少通过升官发财,活得比普通百姓舒服一些——这是一般中国人的生存心态。没有必要羞于承认这一点。 中国人也是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再说儒教的“正修齐治平”也有其光明磊落的一面。指责中国人的生存心态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指责的同时你必须指给人们一条别一样的阳光大道来,但你却不能。 儒教之外的任何宗教只不过是人们的某种精神依托,充其量涉及到了政治和哲学,而儒教则具有包容一切的功能。 它既是中国人的人生、自然哲学,又是政治理论依据,常常又和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封建迷信相联姻,(儒教中的“国”就是“家”的放大,“君臣”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投影;儒教的“礼制”中就有“礼入于法”之说,所谓“刑不上大夫”便是例证。现实中,尤其是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礼”和“法”常常混淆不清。)这才使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信还由不得你的宗教。 中国人青年时代学习儒教是一种不自觉地行为,后来毕一生精力去实践儒教,带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重性。不如此这般行吗?不如此这般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一切。也就是说在儒教的现实里你无立锥之地。 现实里,儒教不象其他一些宗教那么抽象;儒教信仰也和那些不可捉摸的超自然神秘事物无关;它相当具体,具体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日常消费和衣食住行当中。“仕”与不“仕”就有天壤之别,“官商”与一般的商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在儒教的现实里,纯粹市场经济条件意义上的商人无法生存。 儒教是不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但这并不说明它比其他信仰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宗教合理些。在中国,根本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神秘事物供人们去信仰,因为儒教的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信仰。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假如你只是一个“台”,不必灰心,通过学习,通过实践,你也可以升至“仆”升至“隶”…… 由此,我们看到,在儒教的现实里,人们自下至上互相信仰反过来又互相践踏。虽然今天“下”和“上”的称谓变了,但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信仰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变。人人即神人人都有特权。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鲁迅《灯下漫笔》)我们已经习惯了凌虐和被凌虐,吃与被吃,拿与被拿,卡与被卡,总之已经习惯了特权的无处不在。 说起今天的廉政建设,有识之士指出:不可忽视基层干部的腐败现象(见静虚散人的“感觉与统计”一文)。此言极是。因为在中国,腐败不光是某一阶层的专利,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最低层。这不单单是体制上的问题,而是儒教文化生动活泼的体现。 其他宗教和儒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人们老老实实按人的法则做人,后者则要求人们变成“非人”——互相信仰的“圣人”和“大人”。 学而优则仕。在儒教这种功利观的诱导驱使下,天下人心不旁骛,拼命往一条独木桥上挤;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拼命往更“上层”爬。范进中举时的面孔告诉人们,利的诱惑是多么的不可抗拒。 虽然我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中学生们还没有想过“仕”与不“仕”的人生命题,但社会、家庭、学校、书本乃至空气当中随时都能听到孔夫子健康的咳嗽——“学也,禄在其中。”那些吓坏了的孩子们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或考试不及格而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的事也时有发生。 奇怪吗?既然有宗教,就必然有它的殉道者。“儒教吃人,并且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鲁迅《灯下漫笔》) 今天不是又有人扛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大旗,提出要“振兴儒学”吗?不是又有人多次唱出“市场经济与儒家伦理”这样的献辞了吗? 人们痛恨腐败,但是仔细想想,在儒教的功利观、等级观、“礼法”观不仅没有淡化而且更趋天经地义的今天,我们怎么能指望人的公正廉明?你我在痛恨腐败的同时是不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一些道学家在瞎吆喝? 近几年,人们使用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以权谋私”,但是在儒教的现实里,说“以权谋私”和说“以嘴吃饭”一样,是废话一句。儒教的价值观里,“仕”和谋权都是手段,获利才是最终目的。这其中的道理就是中国的“愚民”也无师自通,何况教育空前发达的今天。 人总是有所敬畏的。中国人尊孔、敬畏“权威”和西方人尊重“自由”、敬畏“上帝”的目的和心态不同。中国人在“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鲁迅语) 还有一个动宾词叫做“升官发财”。这个词却不是人们凭空编造出来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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