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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substitute technical imitation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

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2002年经济观察报 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 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对法制尚不成熟的国家来说,有意的制度模仿有时比自发的制度试验更有成效。但是,在模仿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先进的东西,什么是落后的东西。要注意的是,一些官员从部门利益出发,打着规范市场秩序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将部门特权制度化,一些主管部门时不时按所谓“国际惯例”出台一些“规范法令”有时起到的往往是危害市场的作用。 问: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中,您用很多篇幅分析了在不同国家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改革的绩效的差别。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中国与前苏东国家的转轨经验,认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渐进主义比激进主义更加容易成功。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并没有说渐进好或者激进好,我们关心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渐进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激进会发生。我们不是在做价值判断,而是做实证分析。 为什么明治维新这种激进改革那么成功?为什么战后日本的改革那么快?战后美国可以把一部宪法强加给日本,这都是激进改革了。这些激进改革都相当成功。为什么这种激进改革就不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会在俄罗斯发生?这是因为在俄罗斯,经济上模仿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潜力都已经耗尽了,慢慢地改根本就推不动。而中国的起点很低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不搞经济改革都可以像苏联三十年代取得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保持二三十年也可以。这是为什么中国渐进改革行得通的原因,因为中国经济有增长的余地,还可以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生产模式。 渐进也好,激进也罢,都是有利有弊的。渐进对于赎买既得利益是很有效的,激进就会造成很大的反抗,但是渐进的代价就是会把国家机会主义和贪污制度化。 问:现在中国国内的学者谈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制度创新”,比如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创新,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股市是制度创新,等等。您是如何理解制度创新的? 答:你所说的这些根本称不上制度创新。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许多搞中国农业研究的学者都说这是制度创新,而我们则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是恢复性的,谈不上制度创新。可以简单地把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大陆比较一下,两者在1949年的起点都一样的,大陆的农业甚至还发达一些,但是到了现在台湾农民人均收入是大陆的一二十倍,如果没有土地集体化,没有那么多曲折,现在的大陆农业和台湾应该是一样的,大陆农民的人均收入应该是现在的10倍到20倍。这就说明包产到户只是一个恢复,不是一个制度创新。 很多经济学家都说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都说苏南模式是制度创新。乡镇企业是什么制度创新?这种制度是清朝末年就有的,就是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当时的铁路公司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乡镇企业至少使资源配置受到歪曲,阻碍了城市化,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准农民自由流动,不准搞私人企业,只能说这是一种制度限制造成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再说中国的股市,哪一点称得上制度创新?股市在1949年以前早就有了,只不过是解放以后被关掉了,到了1990年代又恢复了。而且建国前有那么多私人企业都可以上市,现在的股市长期以来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并且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这是什么制度创新? 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问:很多学者都在谈中国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您却提出要警惕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是什么概念? 答:我并没有否定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后发劣势。经济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又被称为“对后起者的诅咒”。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 1980年代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基本是国有企业占主导,成套设备的进口是技术模仿,这是个典型的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过程。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中国的后发劣势的其他几个例子是电子商务、股市和期货市场。大家已认识到了在国有公司垄断的条件下,期货市场不可能成功,但却相信电子商务中国有后发优势。我却认为电子商务方面中国也有后发劣势,只要看看绝大多数网络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或官商合办,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今天中国想在政府垄断银行业和资信业的情况下获得电子商务的后发优势是绝不可能的。中国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信用卡和私人支票都无法普及,而这二者是电子商务付款的主要方式,没有它们电子商务怎能发展﹖ 股市是另一后发劣势的例子。中国股市的硬件已达国际水平,但限制私人公司上市,也不给私人公司开证券公司的许可证,股市成为补助低效国有公司的工具。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不要限制企业组织的市场试验 问:最近有些人谈到台湾地区的经济问题时,都对于它们的“产业空洞化”表示担忧,还有人对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技术的提升表示担忧,您对此持何种观点? 答: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与当年重农抑商的论调都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你怎么知道台湾的“产业空洞化”不好?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对这种复杂的理由,我们最好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对各种组织试验开放自己的头脑,让时间去对不同的组织试验下结论。 以产业政策而言,目前香港和以前台湾没有产业政策的效果,看来比新加坡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就不见得差。不少经济学者论证香港的无产业政策比新加坡的产业政策效果为好,而台湾也胜过韩国。1950年代香港地区没有任何产业政策,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外向型出口劳力密集产品的工业化模式。在1950年代,台湾地区强制推行进口代替,成效不彰。在国际竞争压力和美国压力下,1950年代末改取香港式的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市场自动采用了香港式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创造了台湾奇迹。后人称这是政府有意设计了这个工业化模式,实际上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设计此模式。香港市场自发地创造了这个模式,然后其他三小龙的政府加以模仿。这些经验说明了市场在组织试验方面比政府要高超得多,市场所利用的信息也比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所知的信息多。另外,迷信政府或经济学家的经济理性也会限制经济组织试验。 我劝大家对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台湾“产业空洞化”或中国“产业低级化”的论调千万不可轻信。其理由就是,市场上出现的组织模式所包含的信息,比这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由于根本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算计自己决策与其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只能依赖瓦尔拉斯定价机制通过社会试验逐步了解所有人决策互动及决策与价格互动的后果。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如果价格信号与决策之间有时间滞后,则反馈机制会产生市场价格不是高于就是低于静态均衡水平的波动,也就是金融家索罗斯所说“市场永远是错的”。 问:那么,您对于中国政府当前制定的推动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有什么看法? 答:如果认为一些技术落后的民营企业不好,但是为什么它们比那些技术先进的国企效益更好呢?一种组织结构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出现,必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产业政策,重视高科技产业,对劳动密集的低科技产业发展有所忽视。80年代,中国政府还推行过限制小轿车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政策。但是,这些产业政策都有可能会人为地限制企业组织的市场试验。 政府要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要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市场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包括试验无效率的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结构试验,人们才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有关组织结构的知识。通过这些试验,才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 问:林毅夫教授主张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您如何看待? 答:林毅夫的着眼点是要给政府提供大战略。我们的那篇文章《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认为应该对政府的经济权力进行限制,政府不能制定什么大战略。我们思考问题时更关心游戏规则是怎么决定的,而不是在给定游戏规则下如何赢。什么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什么行为会赢。我们是考虑这样的问题:不是跟政府来说应该是这样的战略那样的战略,而是分析为什么政府的行为在这个国家是这样,在那个国家是那样。三农问题与国企改革 问:您认为中国入世以后有哪些问题需要加快解决? 答:我觉得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农业问题。 首先,要把农民真正变成自由民。只要土地可以买卖了,农民就可以离开农村。他现在不能长期离开农村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旦他长期离开农村,他的集体土地份额就没有了,他现在不是自由农民。所以要解放农民,一定要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其次,要取消户口制度,这个时候农民才可能真正解放。 第三,政府应放开农产品的贸易,把统购统销去掉,让私人商人去做跨省批发贸易,农民就会按照市场来进行结构调整,不用政府来喊,要政府喊的事情都是在制度上有问题。农民搞生产结构调整为什么一定要政府做决策?为什么不能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以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现在是商业化的生产,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为什么农民不能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因为政府垄断了农产品的贸易。只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一取消,农民就会进行商业化的生产。现在不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你把他的喉咙卡住了,应该让私人自由进行农产品批发和跨省贸易。 第四,要对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进行改革。政府制度要改革,应该到美国、欧洲去学习那些国家地方政府的治理,学学县、乡级政府如何治理。看看世界上的国家,它们的地方政府的治理有日本制的、美国制的、北欧制的、澳洲制的,地方政府怎么治理很容易考察,要看看在中国的环境下哪种制度比较容易学,照搬过来就行了。 把这几件事情办好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 问:中国加入WTO之后,很多人对于中国农业受到的冲击一直特别担心,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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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anniversary of Yang

张永生:杨小凯两周年祭(2006年) 7月7日是小凯的忌日,我要写一些文字来纪念他。 前不久读到田国强教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此文在教导学生如何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对小凯开创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不仅如此,田教授还在各种场合高调批评小凯的理论。我对田教授素有敬仰,且对于公开的回应本也毫无兴趣。但是,小凯已无法开口做任何辩白,而不少人对经济学纯理论领域的批评恐又无足够的鉴别能力,田教授的文章和言论因而对小凯的理论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随着小凯忌日的来临,我需要站出来替他澄清。否则,我的内心无法面对小凯。 田教授是这样批评小凯的—— “…一个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越一般化,理论的作用和指导意义就会越大。…一般均衡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在非常一般的偏好关系及生产技术条件下,证明了竞争均衡存在并且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笔者之所以在2002年所编的《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的前言介绍中批评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就在于在他理论框架下所定义一般均衡模型需要施加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而不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能在非常一般和现实的条件下成立。 小凯等人在证明均衡存在性定理、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以及核和均衡集等价定理时都用到一个假定: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对有限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环境来讲,一般均衡解一般不存在。…” 这些批评是不成立的。田教授之所以批评小凯等人在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用到的“决策人集合是无穷不可数的”这一假定,是因为田教授忽略了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用到的“完全竞争”这一概念的实质含义。在完全竞争下,每个参与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完全竞争概念实质上同有限数目代理人模型(finite-agent model)是不相容的。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Aumann教授1964年的经典文章可以回答田教授的批评。Aumann说,“完全竞争的概念是处理经济均衡的根本。这一概念的实质含义是,被研究的经济有一个‘非常大’数目的参与者,并且每个参与者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过去研究经济均衡的作者们习惯地假定完全竞争,但他们采用的数学模型实质上却不符合这一假定,因为只要参与者的数目是有限多个(finitely many participants),则单个参与者对经济的影响在数学上就不可能被忽略。这样,与完全竞争概念相容的数学模型,就必须包含无穷多个参与者。”也就是说,尽管古典模型在有限多个参与者的条件下建立了一般均衡概念,但价格接受者的假定其实同有限多个参与者的条件是不相容的。这就是为什么Aumann在他的经典文章中强调参与者无穷不可数的原因。小凯同周林、姚顺添、孙广振等人在1997和1998年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时,正是沿用了这一假定。 诺奖得主Aumann教授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新古典瓦尔拉斯经济学。在此方面,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上面提到的1964年文章中关于“连续统”经济中的核等价理论(theory of core equivalence in a “continuum” economy)。在那篇经典文章中,Aumann将测度论引入到一个有无限数目参与者(an infinite number of agents)的经济分析中,从而将完全竞争进行了形式化。他证明,在一个不可数的无限多个参与者(an uncountable infinite number of agents)的经济中,埃奇沃斯的核和瓦尔拉斯均衡分配具有等价性( the equivalence of the Edgeworthian core and Walrasian equilibrium allocations)。 至于田教授所说的“它只对个别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参数都要具体给定)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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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ulous tree in Ali mount

在对手眼里,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代“枭雄”; 在行业领域,他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势在必得”的华人电子业的“成吉思汗”; 合作伙伴称:郭台铭是一位“超人” ! 他自己说:领袖,就要多一点霸气! 文/睿一 地震已渐渐离我们远去,郭台铭却离我们越来越近。他不是地震中捐款最多的,却是最早捐出数千万巨额的人。因此,我们铭记住了郭台铭,那次他是扮演慈善家的角色。 2008年6月15日,由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南方企业家》杂志社联合公布的广东省企业100强名单中,富士康集团旗下的鸿富锦以年营业收入达1875亿元的成绩跃居榜首。因此,我们又记住了郭台铭,这次他是作为商界巨子的身份。 在人民币升值、新劳动法的实施等因素的带动下,盘踞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逐渐开始了它们的内地迁徙征程。而富士康作为规模最为庞大的企业之一,它又在做什么?郭台铭和他的企业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十年等一回 2008年6月,为表示对四川汶川地震后支援灾区建设,总部位于深圳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决定转变意向,考虑在四川投资。为了避嫌,富士康并未高调对外公布此计划。 如果说富士康在四川投资是出于感性需求,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富士康在武汉和太原的进驻则更具理性色彩。 3月31日,太原,晋祠宾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和太原市委书记等地方大员用“国宾”的规格接待了郭台铭。 从太原市区驱车十余分钟就可以到达位于市区南面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远远望去,银灰色的厂房和新修的马路,在太原灰蒙蒙的天空里显得格外扎眼。 根据富士康的公开数据,该工业园区整体投资15亿美元,计划于2008年全部建成投产。 郭台铭投资山西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山西是他的家乡;二是因为这里有独特的资源,“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一位知情人士说。 富士康之所以进驻山西,缘自2006年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的一次视察。 郭台铭对薄熙来说,“山西虽然有90%的镁出口,但都在使用最原始的生产工艺,规划不好,就会像山西的煤炭产业一样,把污染留下来,把廉价的资源送出去。而且低端原材料在欧盟的反倾销税特别高,很低的价格卖给别人我们不合适,不如发展镁及镁合金深加工,增加附加值。” 那次谈话成就了今日的太原富士康。“这里将建成一个全球最大的镁铝合金机构和研发生产基地。”郭台铭告诉记者。 与投资山西的戏剧性相比,富士康最后落户武汉,却经历了长达10年的等待。当然,等待的一方是武汉,而不是富士康。 为了吸引富士康进驻武汉,武汉政府酝酿了十年,写成了长达40万字的研究报告,制作了耗资30万的影片。终于,在郭台铭一声“惟楚有才”中达成合作协议,富士康也真正踏入了它的“光谷之旅”。 投资太原和武汉,其实只是富士康产业向国内中部转移的一个缩影。富士康的内地扩张其实早在1988年就埋下了根基。阿里山神木 “候鸟”的宿命 1988年10月,富士康首次进入大陆。当时郭台铭在深圳龙华镇开办了百来人的工厂——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现如今,富士康在深圳却已是一个地标,是一个集聚了几十万人工作和生活的城中城。 富士康以代工闻名。明基中国总经理曾文祺向记者感叹:“做代工?谁做得过富士康。”从2004年开始,富士康便已超越全球EMS第一大厂伟创力,成为全球第一大代工企业,在多个产品领域占据第一的市场份额。业内人士评价说,富士康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方向。 应该说,早年的郭台铭进军大陆,完全是基于对台湾岛内和大陆经济形势发展的判断。 20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劳动力及土地价格飞涨,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富士康来说,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富士康的竞争力大大降低。而反观当时的大陆,人多地少,恰能满足富士康对低成本控制的诉求。举例来说,当时一个台湾工人的基本工资超过每月2500元,而在深圳,流水线上的工人工资不过每月500元,相差约5倍。 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打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为了吸引外商投资,深圳市政府不仅积极铺路整地,还出台了优惠的税收政策,富士康正是在此时开始在大陆大展拳脚。 有人说,台资属于“候鸟经济”,喜欢集群发展,人力、水电、优惠政策是影响其投资方向的主要因素。一旦有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台资就会毫不犹豫另选他处。富士康也不例外。随着深圳优惠政策的消失、人力资源成本的大幅上升,现在,这个年产值450亿美元的全球代工巨头,正加速了它向中国大陆其他城市的迁徙。 产业转移格局 19年间,富士康从深圳到昆山、到杭州、到山西,郭台铭的企业不断扩张,一路狂奔。 目前富士康拥有深圳龙华、江苏昆山、杭州钱塘、北京、太原、烟台、晋城、上海松江、天津滨海、广东佛山等科技园。此外,廊坊、淮安、沈阳、武汉、营口、秦皇岛、南京等科技工业园也正在建设中。仅2006年1月至9月,富士康在大陆新投资总额达到14.2亿美元,布局8座城市,新建了7家公司,增资了8家公司!在迅速扩张中,目前富士康已经拥有员工70多万人。其投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着力之重,令人望洋兴叹。 在富士康对内地扩张的同时,国内地方政府则早已南下展开对它的争夺。在争夺的过程中,促使富士康也在内地各城市进行战略布局、攻城略地,也正在逐步完成富士康自身提出的从“制造的富士康”迈向“科技的富士康”的事业转型。 来自富士康内部的说法是,郭台铭已对大陆的基本投资环境了如指掌。 郭台铭表示,长三角基本上是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便携式电脑的产业带,所以在长三角那边,会考虑跟这个产业相关的布局,包括最终成品组装。 至于广州、深圳的珠三角一带,必定是台式电脑与消费点在产品制造业的天下。 环渤海湾主要重点还是在于跟手机、跟无线通讯这个终端相关的产业,比如烟台,已经有近6万人;还有东北,老工业区,沈阳、营口等,它有比较雄厚的机械工业为基础,在那边发展一些与机械相关的产品,同时“富士康在辽宁和山东的投资,也凸显了其对大陆政治的投资。”业内人士表示。 在武汉、太原这些中部地区,则主要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同时主要刺激带动大陆的内需市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也在着眼于中国大陆之外进行新的制造业布局。其中,最受到富士康关注的,是被日本野村研究所描述为“黄金走廊”、串联中国与东南亚的成长区域。这条走廊中点为香港,途经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再延伸到吉隆坡与新加坡,被称为“一廊九城”。在中国经营“东盟”的背景下,如果富士康加大对该地区投资力度,富士康的势力可顺利从深圳延伸到东南亚。 “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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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Crugman: The third depression

保罗·克鲁格曼:第三次萧条 我担心,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萧条的早期。这可能更像是长萧条,而非更为严重的大萧条。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数百万因缺少工作机会而受害的人而言,代价将无法估量 经济衰退(Recessions)很常见;经济萧条(depressions)较罕见。据我所知,人类经济史上有两个时代在当时被形容为“萧条”:伴随1873年大恐慌(Panic)通货紧缩及经济动荡年代;伴随1929-33年金融危机的高失业率年代。 无论19世纪的长萧条(Long Depression),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都没有造成经济的连续下降——反而,都包含经济的增长的周期。但这些增长都不足以弥补危机爆发时的经济暴跌,并且增长不稳定,伴随着反复。 我担心,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萧条的早期。这可能更像是长萧条,而非更为严重的大萧条。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数百万因缺少工作机会而受害的人而言,代价将无法估量。 第三次萧条首先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环顾全球——上周末让人深感沮丧的G20峰会——各国政府都着迷于控制通货膨胀,而真正的威胁则是通货紧缩;宣扬政府需要减少开支,而真正的问题是开支不足。 2008和2009年,看起来似乎吸取了历史教训。不像先前的领导人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提高利率,现在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领导人采取降低利率,以支持信贷市场;政府也不像以前之政府在面对经济衰退时,试图平衡财政预算,现今的政府则允许赤字增大。良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避免了世界经济全面坍塌:去年夏天,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也许业已结束。 但以后的历史学家将告诉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次萧条已结束,正如1933年开始的经济回升并非大萧条的终结一样。毕竟,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仍处于不久前还认为的灾难性水平,并且没有迹象表明将很快下降。美国和欧洲正在向日本式的通货紧缩陷阱迈进。 面对如此惨淡之景象,你或许期望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他们没有做足够的事情促进经济复苏。但并非如此,过去几个月,令人震惊的出现了重返硬通货及预算平衡的传统经济学(orthodoxy)的趋势。 就言辞而言,传统学说在欧洲的复兴最为明显,欧洲各国政府似乎已将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讲话中得到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乃至宣称增税和减少开支可事实上通过提高工商业信心来发展经济。然而,作为一项实际问题,美国并没有做的更过。美联储似乎已意识到通货紧缩的危险,但它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应对呢?没有。奥巴马政府明白提前结束扩张财政政策的危险,但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和保守民主党不会批准向州政府提供额外的援助,无论如何,要开始执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了——以减少州和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 这些错误是如何转化为政策的呢?强硬派常引用希腊或欧洲边缘国家的问题为其行为辩解。诚然,债券投资者以棘手的财政赤字向政府施压。但没有证据显示在面对经济衰退时,短期的财政紧缩能使投资者安心。与此相反:希腊同意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却发现风险更快的传播;爱尔兰大刀阔斧的裁剪公共开支,结果却被市场认为比西班牙风险更大,而西班牙最不愿意执行强硬派所开出的政策药方。 仿佛金融市场理解的东西,而政策制定者却不明白:长期财政政策职业固然重要,但在经济不景气时缩减开支,将加深经济衰退,并为经济萧条铺路,事实上将弄巧成拙。 因而我不认为这和希腊有关,或是财政赤字和就业率两难的折中的现实考量。反而,这是未作任何理性分析的传统学派的胜利,他们的主要原则是在困难时期,向他们施加痛苦是证明你领导能力的方式。 另外,谁将为正统学说的胜利付出代价?答案是,数千万失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失业多年,一些人将永远无法重返劳动力市场。 Standard & Poor’s标普500 标普500(SPY500)是以全美市值最大500家企业股票编制而成的指数。 对于标普500指数,美国股市的投资者是不可能不熟悉的,但是真正了解这一指数的投资者恐怕并不很多。 表面上看起来,这一指数似乎只是一个平庸之辈的名片,代表的只是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策略,后者只能为投资者带来和美国股市整体水平相当的回报,却不能达成任何的突破。 然而事实上,这一指标看上去似乎已经是老气横秋,但是实际上,它仍然有自己活泼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位长期投资者,而你又拥有一支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为蓝本的传统共同基金或者ETF;或者你是在投资一支大型股票基金,其长期目标就是超越这一指数,你显然就有进一步了解该指数的必要,而你的发现必定会令你大吃一惊。 首先,这一以全美市值最大500家企业股票编制而成的指数,其实是一个动力十足的群体,它们所反映的并不是美国经济,而是全球经济。 其次,指数的另外一个重大特点在于,市值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市值愈大的企业在指数中占据的比重愈大。与此同时,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数的历史回报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是来自股息。 标普500指数常常会让随势操作者丢面子。1957年3月4日,标准普尔公司将分布在四个不同指数中的500家美国企业股票整合为一,创造了这一指标。从那时至今,这一指数的年平均回报率达到了10.8%。如果你在指数诞生的那一天向其投资1000美元,并将其派发的全部股息都用于再投资,那么到了今天,你就将拥有超过17万美元。 如果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你采取的随势操作的策略,但是却错失了指数表现最好的十个月,则你现在所拥有的就只有5万2000美元。 “不管它有多少缺陷,都不失为一个卓越的指数。”共同基金钜子先锋公司创始人伯格(John Bogle)如是说。1976年,正是他以全美第一支零售指数基金Vanguard 500 Index Fund(VFINX)为媒介,将这一指数带到了众多消费者身边。他对这一指数的结论是,“它已经完成了自我证明。” 事实上,标普500指数同样可以检验出投资者的态度,确定这些人究竟是希望获得超越市场的表现,还是可以满足于和整体市场相当的回报。目前,全美已经有大约13000亿美元资金投入了各种直接反映标普500指数表现的共同基金。仅仅Vanguard 500自己就吸引了大约1900亿美元投资,使其成为了业界第一的指数基金。 与此同时,还有大约45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股市14万亿美元总价值的三分之一—被交讬给了那些收取更多费用以达成超越大市目标的共同基金。对于共同基金经理人和其他许多投资顾问而言,只要他们从事的是大型股票的交易,标普500指数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检验。长期而言,在任何一个年头当中,这些专家们每十人中至多只有三人可以断言自己胜过了标普500指数。 “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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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der on futures

漫谈期货 《经济参考报》,2010年6月11日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简称“期指”)开市了,这标志着中国证券金融市场迈出重要一步。5月21日是期指开市以来第一个交割日,而就在这一个多月间,中国股市“恰好”暴跌,引发了很多猜测,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暂且搁置一边不论。现将北美成熟的期指与股市的联动关系介绍一下,希望对中国投资人起到借鉴的作用。 在北美市场,期指是Futures(期货)中的一种,而期货又是衍生证券中的一类,即买卖双方在期货市场签订的一种契约合同。期货是全体投资人都可参与的一种投资工具,散户也可以卖空规避风险。 举个简单的例子:农场主张三平均每年能收获100吨玉米,正常情况下应该能卖到1000元一吨,收入10万元。但张三唯恐那年玉米丰收而价跌,于是就卖了一个100吨、每吨1000元的玉米期货。等合同到期后,张三能在期货市场以1000元的价格卖掉100吨玉米。农场主张三所做的是对冲,不管那年玉米价格涨跌如何,他都能保证自己的收入不受市场影响。 而买方李四,就像在赌场里下注“大小”,他购买期货合约完全是一种“冒险投机”。期货市场需要买“保险”的张三,以对冲他的收益;也需要投机者李四的参与,赌他的运气。这两方就像是一对“欢喜冤家”,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方,戏就唱不起来了,张三和李四可谓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期货和其他所有衍生证券一样,是个Zero-Sum Game(零和游戏),就像四个人打麻将,有人嬴必定有人输,同一段时间内所有赢家赚的钱与所有输家赔的钱相等。期货市场只是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创造新的经济价值。 通常来说,期指就好似气象预报,是对股市走向的预测。交易员和基金经理通常在盘后都会思考市场的走向,都将不约而同去查看期指,以寻找“公平价值”。而公平价值是指股市指数与期指合约之间的关系。如果期指高于股市指数,通常就预示着市场将高开;反之,则是市场将低开的预示。期指的高低,往往会使交易员和基金经理在市后通过场外(OTC)进货或出货。 不过,期指往往并不那么精确,就像气象预报经常会出错一样,它常在夜间突然改变方向。一般来讲,距离开市时间越接近,期指的估测就越可靠。在北美,你可以听到电子媒体在开市前有关这两者之间的信息报告,你也可以从不同的来源得到多种类似的信息供参考。股指期货已成为大基金、大金融机构以及大户们进行大资金博弈的主要战场。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一般要通过保证金账户来具体操作期货的买和卖,而保证金账户上,至少需要总交易仓位市场价值的25%,即应用了1比4的金融杠杆。而做期货的保证金比一般证券的保证金账户比例更低,只需总价的5%到10%。保证金加上期货,那可是杠杆加杠杆。可见在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者获利或亏蚀的幅度,可以是本金的数十倍以至数千倍。 由于风险性极高,在西方,一般大众对期货都“敬而远之”。而专业操盘手一旦失手,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炒期指惹的祸。 巴林银行是英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于1762年由法兰西斯巴林爵士所创立。巴林堪称百年老店了,一向以作风稳健著称,它怎么会说倒就倒了呢?当然,其中有些细节也是促使巴林走向倒闭之路的因素,但总的来说,它主要是倒在新加坡一位号称交易界的“超级明星”、可以“左右日经市场”的尼克李森的手中。 以往,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和大阪两个市场,从Arbitrage(套利交易)的佣金中赚钱,本来没有太大风险。因为李森看涨日本股票市场,他未经授权便大量购买日经期指,又没有留有防范风险的措施,结果不断亏损。他在自传《疯狂的交易》中写道:“2月23日我手上有6万多份期指合同。我把市场上能卖的都买了。”那天晚上,李森离开交易大厅再也没有回去,失去理智的疯狂举措,使他的亏损巨大,以至于拖垮了巴林银行。到了2月26日,巴林银行正式宣布破产,损失总额高达9.27亿英镑(相当于14亿美元)。最后李森被投进德国的监狱。巴林倒闭后仅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的ING集团。 开辟期货市场最初的立意是很不错的,基本上与做保险的概念相似,但是这种投资工具也极其容易被滥用。写到这儿,不禁想起了前几年,美国的大报、小报以及电视新闻,一度沸沸扬扬议论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焦点是她在克林顿当阿肯萨州长期间,下注1000美元炒牲口期货,仅10个月便获利10万美元。希拉里的这笔期货交易之所以形迹可疑,不仅是因为发得太快、获利太高,更因1000美元的数字实在太小,在一般情形下根本不足以在牲口期货市场下注。希拉里的解释是,她对期货市场一无所知,对这笔交易的细节也一无所知,买卖是在她的朋友——期货专家詹姆斯布莱尔的怂恿下动心,并由他一手包办的。至于布莱尔是否因此从克林顿州长手上捞到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 总统夫妇被政敌抓住把柄纠缠了好几个月,搞到后来最终不得要领,风波也就逐渐平息。这么容易赚到大钱因为她是希拉里,我们平民小百姓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不要误以为期货是发大财的捷径。说穿了,期货是一种零和游戏,她希拉里能够下赌1000赚10万,普通散户可能会1000赌注亏10万,弄不好还会倾家荡产。 从上面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期货就好似火药一般,玩儿得好可以玩儿出绚烂的烟花;可一旦失手也会成为杀伤性武器。假如期指操作得当,玩家也都奉公守法,对市场能起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作用;但也很容易藏污纳垢,成为金融大鳄的捞钱之地。因此,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散户来说,股票的风险就已经够大了;在期指市场上,散户做对冲的可能性不大,做投机的居多,稍有不慎便可倾家荡产。因此,普通投资者最好是“远离毒品,远离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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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lever principle in Finance

杠杆原理在金融上的应用--衍生证券系列之三 文/陈思进 上文简单介绍了衍生证券的最基本的两大类:期权和期货。期权和期货与投入股市有所不同。期货市场是一种Zero-sum Game(零和游戏),就像四个人打麻将,有人嬴必定有人输,同一段时间内所有赢家赚的钱和所有输家赔的钱相等。期权期货市场只是经济价值的再分配,而不会创造新的经济价值。投入股市的钱则又不同了,股票透过商业机构的营运业务增长,可以创造新的经济价值,若经济环境稳定,大部分股民靠长期投资都可以同时赚钱。 因为财务杠杆的放大,做期权和期货来钱快,但亏起来也快,其风险比买卖普通股票高太多,又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杠杆原理应用非常广。譬如,你每天开车用的方向盘,就运用了杠杆原理。或许你平时没注意,在财经领域,财经杠杆应用也很广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房屋按揭贷款。 绝大多数人买房子,都不是一笔付清的。如果你买一幢100万的房子,首付是20%,你就用了5倍的财经杠杆。如果房价增值10%的话,你的投资回报就是50%。那如果你的首付是10%的话,财经杠杆就变成10倍。如果房价增涨10%,你的投资回报就是一倍!你高兴了吧!慢着,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甘蔗没有两头甜,财经杠杆也不例外。财经杠杆可以把回报放大,它也可以把损失放大。同样用那100万的房子做例子,如果房价跌了10%,那么5倍的财经杠杆损失就是50%,10倍的财经杠杆损失,就是你的本钱尽失,全军覆没……现在美国很多房子被强行拍卖,其主要原因就是以前使用的财经杠杆的倍数太大。 期权期货本身就已经是财务杠杆了,而往往又是通过一种Margin(保证金)账户具体操作,这种账户用的也是杠杆原理,这等于是杠杆再加杠杆。 什么是保证金账户?保证金帐户是指在购买股票时,只须花股票总值的25%到30%就行了。在“买长”时25%,在“卖短”时30%。比如,你把一万元放入保证金账户,就可以买总值四万元的股票。也就是说有四倍的杠杆作用。当然,那75%的钱是向证券商借来的,利率一般比银行高一些,比信用卡低;而且你的账户还必须维持你所拥有股票市值的25%(买长)到30%(卖短)。一旦低于那个数,你的经纪人就不客气,要来“Margin Call”了,就是要你赶紧“输血”进去。 外汇交易的保证金账户,一般都会用到15倍以上的财经杠杆;对冲基金的财经杠杆一般用到20倍;“两房”的财经杠杆大约是30倍,雷曼兄弟整个公司的财务杠杆高达33倍……现在你就会理解它们为何说玩完儿,就玩完儿了。而期货的保证金比一般股票Margin比例更低,只需总价的5%到10%。所以做期货获利或亏蚀的幅度,可以高达本金的数千倍!想当年英国的老牌银行巴林(Barings Bank),就是被一个交易员玩“日经期指”给玩儿残的。 “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股票、房子疯长的时候,许多人恨不得财经杠杆能用到100倍以上,这样才能回报快,一本万利;而现在股市、房子下跌,很多人被迫把股票和房子以低价卖出,有点象Margin  Call。而当他们把股票和房子低价卖出时,则造成了更多的家庭资不抵债,被迫将资产更低价出售,从而造成恶性循环。美国人把这一恶性循环过程称为Deleverage(减少财经杠杆过程)。 减少财经杠杆非常痛苦。房价跌,房屋净值(Home Equity)消失,很多房子被拍卖,房价更跌……格老说,美国现在面临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非耸言动听。 现在美国很多家庭和银行都深受财经杠杆减少过程之害,所以只好转向政府救助(Bailout)。政府从全国经济发展的角度,除了救助以外,别无选择。政府救了贝尔斯通、救了“两房”、救了AIG,接下来还要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救学生贷款保证金…… 如果说以前是个人大量使用财经杠杆的话,那么现在将是政府大量使用财经杠杆。政府使用财经杠杆的结果,将是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美国政府长期债券回报(3.75%),扣除税收和通货膨胀率以后,几乎没有任何回报。 这次美国及世界的财经杠杆减少过程,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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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tax is very sharp

房地产税很犀利 《经济参考报》,2010年6月7日 据5月31日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同意发展改革委《关于 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这令房产税开征的预期再度升温。网上纷纷传言,上海楼市调控细则近期有望公布,万众瞩目的房产税条款很可能包含其中。这次,政府好像铁了心要调控房价,颇有房价不下,政策不断的意思。 一石激起千层浪。征收房产税引来了各种争议,有人甚至质疑房产税是打击为富不仁者,还是打击普通老百姓,抑或是掠夺财富? 但不管怎么说,如果真想调控房价,有两把利剑最为有效:一是加息。升息的结果就是收紧信贷,斩断了“血液”的供给。华尔街有一个模型,房贷利息每升1%,房价就会下跌5%到10%。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初吹大房市泡沫,低息放松信贷立了“头功”,解铃还得系铃人啊。 另一把利剑就是开征Property tax(更确切的翻译应为“财产税”,房地产税属于其中一类)。这在西方实行了多年。在北美,房地产税分不同地段好坏,每年将房价1%到3%的税金缴给政府。很显然,房地产税的“奥秘”就在于随着房价的上升,税额也跟着上升,一直升到房主付不起为止。 付不起怎么办?无非两种选择,房主最后要么卖掉房子搬离喜爱的区域;要么将卖不掉的房产乖乖地、无偿地奉送政府。这把利剑真可谓劫富济贫的奇招。不过,在房地产泡沫弥漫之时,中产阶级也会深受其害。 我一个好朋友,为了孩子能在好学区受教育,夫妇俩十二年前在纽约上州,买下一幢50万美元的房子,与克林顿总统退休隐居的房子同在一个区,可以算是克林顿夫妇的邻居,可见地段之好。前几年房价猛涨,他们的房子市价一度高达100万美元。有一次聚会相见,我恭贺他们成为“百万富翁”了!没想到他们苦笑道:“有什么好祝贺的。这几年Property tax 随着房价年年涨,本来一万五千美元的税,现在房价一百万,我们现在要交三万美元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明年可能就住不起啦!” 他们话音未落,“幸好”房价开始下跌,目前他们的房子已回落到6、70万美元,这才松了口气……可对于富人来说,房产税这把利剑更为犀利。 众所周知,纽约曼哈顿是全球最富有、最具活力的城市;可是有些人大约不了解,在曼哈顿有高达90%以上的居民都是租房而住。曼哈顿房价之高令人震撼,一套百万美元以上的普通公寓稀松平常。我曾在曼哈顿生活多年,一直租公寓居住。最后那几年每年租金约3万美元。国内好些亲友大惑不解,时常问我为何不买房,每年3万租金不是“白扔了”吗?当我告诉他们,在曼哈顿就是百万年薪的华尔街银行家,也都租房而住,亲友们头一个反应以为我在“忽悠”他们。 但事实就是如此。曼哈顿的地产税高达3%,假如我买下所租住的公寓,至少100万美元,每年的地产税就要付三万,再加上千块的管理费、水电费等等,根本“得不偿失”。这就是为何90%以上的曼哈顿人甚至一辈子都租房而住的原因。当年,宋美龄女士居住在中央公园边上的那套Penthouse,价值7、8千万美元,每年地产税要交200多万美元,就是白送给你也住不起。 能在曼哈顿买房的,都是钱多得发霉的主,而政府从富人的房产上征税,等于在贴补普通工薪阶层,因为政府规定每年房租上涨幅度不得超过 3%,以期将房租控制在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价格。 将房产无偿奉送政府的卡萨罗马(Casa Loma)城堡,是加拿大最大的私人府邸,它座落在多伦多上城,是金融家亨利佩拉特爵士给爱妻建造的。卡萨罗马有庄严的塔楼,有秘密通道,有漂亮的大花园,共建有98间完整的装饰套房。不幸,在大萧条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多伦多市政府给卡萨罗马增加物业税了,从每年的600加元,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是巨款),佩拉特不得不拍卖艺术品和家具。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303元税款,而收归为多伦多市政府,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由此可见,房地产税收这把利剑涉及社会、经济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运用得当至关重要,应该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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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eding hot Economy needs lower the temperature

过热经济亟需降温 陈思进,来源:《北京青年报》,2010年5月31日 今年“五一”劳动节刚过去,5月10日,中国央行宣布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由于这是央行年内第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且调整的时间是在近期股市大跌和房市交易量萎缩之时,从而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央行将何时动用加息这一宏观调控的“有力武器”来控制房价。 而在欧美,因希腊率先爆发债务危机,令欧元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此前,欧盟已出台了7,500亿欧元解困方案。“无独有偶”,美国政府刚宣布,为了阻止因法拍屋大量增加,房价继续下跌,准备在情况最糟的四个州,无偿发钱给因失业而无法继续供房贷的人。这两个救市的“利好”消息,使全球股市从前几天的颓势中止跌而大幅上扬。 收紧银根和大肆撒钱,这两件事看似南辕北辙,毫无联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回头展望,中国早在2008年年底就准备收紧银根,给过热的经济、特别是飙升的房市降温了。结果未能如愿。为什么呢?真是“多亏”了美国的金融海啸。因为金融海啸,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骤减,而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国,中国拿不到定单了;出于无奈,中国政府只得投入四万亿元“救市”,这些钱多半进入了房市,使房价继续飙升,弥补了出口的损失,使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率先从危机中脱颖而出。 不过,针无两头利。也正因为如此,加上大量热钱撤出美国和其他受灾国家,悉数涌进中国。这下可“好”,中国一线城市的普通百姓买一套房,需要祖孙三代的积蓄。这一状况,又促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出台调控措施,来遏止房价上涨过快。 但是很显然,这些日子中国央行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所谓“回收流动性”表明“救市”措施已见成效,再不及时调控则会物极必反。因为大规模投资的同时,自然将带来居高不下的债务。据悉,除了央行的四万亿元放贷,更有7万亿元、甚至更多的地方债务。如此高的债务,颇似希腊及其它濒临破产的欧洲五国前些年的状况。这一警示红灯,肯定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 如今中国的投资者都在观望与猜测,在调控政策下,股市和楼市将会跌多少;而当“民愤”稍平或通胀压力略微放缓,政策是否又变回“扶持性”了。纵观前些年,调控房价的相关政策总是在“扶持与遏制”中反反复复地变来变去。目前,不敢先于美国采用加息调控也与股市和房价的上下波动紧密相连。 事实上,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远未康复,欧洲的债务问题更拖住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欧盟出台的解困方案表明,因希腊欠债巨多国家濒临破产,令欧盟不得不伸出援手去堵这个大窟窿,否则将祸及整个欧元区以至全球。 近三、四十年来,全球多数国家都学美国的经济模式,放松信贷、借债消费,代之以漂亮的口号:“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其结果从根本上扭曲了供求关系,使经济畸形发展。经济指标GDP似乎猛增,就好似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成绩”是上去了,但一离开兴奋剂就玩不下去了。虽然“救市计划”使金融机构的债务或减少、或扭亏为盈,但那些漂亮的盈余数字,全都是以政府公共部门大幅增加债务为代价。 美欧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财政问题: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忽视泡沫时期的财政改革。更为严重的是财政赤字化,已成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模式,货币在债务产生时被创造出来——各国央行的货币基础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短期和长期债券;在债务偿还时被销毁,由此形成了债务货币;又无不大力信奉提前消费、信贷消费的借贷支出模式,令救市计划“救”到无法撤离的地步,可见资产证券化的毒害之深,就像抽鸦片上了瘾,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跌入了死亡循环的怪圈——欠债——救市——欠得更多…… 中国现在收紧银根,让过热的经济逐渐软着陆还为时不晚,一旦发展到希腊今天状况的话,就来不及了。因为中国如此巨大,能像美国那样发行国债?能得到欧盟解困资金吗?届时指望谁来相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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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of business education

商学教育失败 MBA成利益追求者非领导人 美国商学院向来自豪,培养出众多知名企业执行长,其中包括多名被各方指责为领导无方,导致破产或必须靠政府纾困才得以存活的多家金融机构的领导。这些拥有名校企管硕士(MBA)的领导人,原应该是能洞烛机先,妥善管理企业的社会精英,但自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看来,他们也只不过是一群盲目追逐利益,无视风险及社会责任的一般人而已。这使得许多美国顶尖商学院开始自检讨教育方针与课程缺失,着重于培养学生的领导才能,风险管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 据纽约时报报导,企管硕士证书一向是进入美国顶尖大企业,与跻身华尔街的捷径与保证,事实上40%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进入华尔街工作。然而随着经济衰退,许多大型金融企业解体,分析家与教育家们开始检讨,是否商业教育体系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出了问题,才导致这批企管硕士菁英——各大金融企业的执行长,领导失败,引发这场空前金融危机。 竞争激烈 道德问题早浮现 长期以来,商学院吸引了社会大批优秀人才,顶尖商学院的入学申请竞争更是激烈。据调查,商学院的申请人29%来自金融业,但毕业53%进入金融业任职。 近年来另一个现象是许多非金融业的雇主,包括史坦普500(Standard & Poor’s 500 index)指数中的大企业,已经停止到顶尖的商业院征才,因为他们觉得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不会愿意“屈就”在一般公司,而是要到金融业赚取暴利。 《管理学习及教育》期刊2006年的一项关于研究生学术舞弊的调查显示,56%商学院学生经常性考试作弊,是所有学科学生中比例最高的。研究人员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学生认为同学们都在舞弊欺骗”。 由于对许多人而言,获得企管硕士学位(MBA)只是赚大钱的捷径,商学院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及商业道德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由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的舞弊事件,就可以预见这些未来的MBA会如何在商场上竞争。 各方意见指出商业教育缺失 教育评论家认为,目前的商业教育过于科学化及理论化,脱离现实的议题。学生们面对复杂的问题,被教导的只会使用快速治标的方法,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同时教育方法扭曲了学生对自我责任的认知,他们只专注于为股东们扩大利润,而忽略了身为企业领导者,最重要的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艾斯本研究机构(Aspen Institute)商业与社会计划执行董事萨缪尔森指出,当今的商业教育缺乏中心理念,过于强调技术层面,忽视了真实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也错失了以商业促进长期经济繁荣的机会。哈佛商学院院长莱特则表示,长期的经济荣景,让企业着重于赚钱,轻忽了风险与风险管理,今后应该调整方向,利润风险并重。 各企业主也质疑企管硕士课程的教育价值,2008年哈佛大学研究显示,企业主认为,商学院的学生面对真实复杂的商业问题,仍欠缺全面性的思维。愈来愈多企业在内部成立在职进修部门,他们认为在职进修比商学院更能提供良好完善的训练。 商学院学生开始重视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艾斯本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企管硕士班学生认为,商学院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能解决职场上的伦理困境,因此学生们可能更期望,学校能协助他们发展领导才能,而非局限于分析能力的训练。 商业教育缺失的肇因 1950年代末期,美国商业教育体系曾经历一次反省与改革,当时由福特与卡内基基金会主导的研究报告,建议各商学院在教学上应注重精确与分析,并且将管理专业化,教导学生认同自己是一个专业管理人,建立一套管理专业的行为准则与思想体系。 当年的教育革新,可能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祸端之一。强调精确的分析能力,矫枉过正,造成学生偏重于学习复杂的理论模型,藉此分析竞争策略、评估选择权等等,虽然他们能迅速回应设定好的商业问题,但却缺乏对真实经济环境的应变能力。 相较之下,当年强调的管理专业化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哈佛商学教授库拉纳认为,商学院从未教导学生,了解自己也是一个专业人士。从1970年代起,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主导商业教育,管理者顶多只是股东的代理人,而非长期经济的管理人。 于是教育学者们开始重申“管理是专业”的观念,雷鸟全球管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院长卡伯瑞拉与联合国全球盟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合作推动“尽责管理教育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建立管理行为准则,实践企业伦理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目前全球将近200所商学院采用该原则,但许多知名的商学院并未加入。 革新商业教育课程 目前许多大学管理学院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更多的领导者而非经理人。他们再次着手革新课程,部份学校将此次经济危机的案例加入课程中,有些则强调长期规划能力与领导能力的训练。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开设危机分析与政策建议,以及解释系统风险概念的课程。颇具远见的哈佛商学院,早在经济危机之前,便已深入检讨课程,开始着重领导才能的养成,并且汇整近期发生的案例作为教材,如会计实务与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 耶鲁管理学院将金融危机编入基础课程,以跨领域的角度,探讨复杂的商业问题。并且与艾斯本研究机构合作发展新课程,旨在教导学生如何在职场上实践自我价值。约55所商学院包括史丹佛大学、西北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均采用其中部份课程作为实验课程(pilot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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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worthy of getting a MBA?

读MBA值不值? 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动荡和学术创伤后,多数商学院似乎已变得不知所措。 去年底,我问一位与商学院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男士,怎么形容商学院过去一年来的态度。他立刻答道:它们就像一群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而一群水牛正冲它们奔来。” 这话也许有点尖酸,但有一定道理。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动荡和学术创伤后,多数商学院似乎已变得不知所措。 它们对整体课程做了一些调整,以回应人们对不道德行为日益加剧的担忧,并加强风险管理和金融衍生品等科目的技术课程。 另外,个别教授和院长提议,商学教育需要更加系统化或专业化,向医学和法学之类的学科看齐。哈佛(Harvard)的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弗兰克·布朗(Frank Brown)是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一名哈佛毕业生的带头下,全球几千名MBA学生签署了一项誓言,声称他们以后的行为将遵守道德规范。此举毁誉参半,既有人热情响应,也有人大加嘲讽。 但从根本上说,商学院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吗?今年夏天,投资银行将再度开始招聘人手。届时,MBA毕业生会回避这些工作,还是会像他们的学长一样替银行家打工? 尽管许多商学院教授希望用几年时间来修补课程,但似乎他们大多不能考虑调整课程结构。在以两年制MBA课程为主的美国,情况尤其如此。 两年制课程存在一个固有的问题:债务。MBA学生不仅要缴纳学费,还必须过上两年没有收入的生活。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是全球奖学金最丰厚的商学院之一。根据该校数据,2009年哈佛MBA毕业生平均负债近7.7万美元。奖学金较少的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负债更多。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谁会愿意读MBA?一个答案是,全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士竞逐这些令人艳羡的学位。但统计数字显示,他们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 首先,他们是男的。粗略看一下顶尖商学院的统计数字:60%或更多的学生是男性。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这个顶尖的两年制MBA,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 其次,他们是准备承受以下风险的人士:投入整整两年时间,但读完后未必能找到高薪工作——本学年的毕业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姑且不谈那些爱冒险的男性,对其他MBA学生来说,不管他们各自怀着什么良好的心愿,当他们找工作时,债务都会成为左右他们决策的一大因素。如果一个人欠着近9万美元债务,却拒绝一份高薪的银行工作,而宁愿效力于非盈利组织,那真是勇气可嘉。 在这一点上,那些开设一年制MBA课程的商学院也许会沾沾自喜。是的,它们的课程更加划算。但它们带来的许多问题与两年制MBA别无二致,从它们那里毕业的学生也与两年制MBA如出一辙。看看MBA学生的典型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特殊群体会给人傲慢自大、好斗和爱出风头的印象?明白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MBA学生会被指责制造了本次经济危机? 如果商学院的任务在于帮助创建和管理成功企业,那么上述因素无一具有特殊作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商学院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吸引广大背景各异的学生前来就读?其次,如何促进企业管理层性别的多样化?第三,如何教给管理人士那些他们在必要时所需了解的知识? 如果商学院不肯主动改变,那么它们或许会被学生逼着改变。随着攻读MBA成本的上涨,MBA学位所带来的薪酬优势逐渐减弱。英国《金融时报》在过去十年中为编制MBA排行榜而收集的数据显示,十年来,薪酬增长稳步下降。 以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的排行榜为例,在美国十佳商学院中,有八家商学院的毕业生报告称,从开始读MBA算起的五年内,他们的薪酬增长了两倍多。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商学院(CBS),在250%以上。 但在今年的排行榜中,薪酬增幅已经减半。哥伦比亚商学院依然是增幅最高的,但也只有121%。有朝一日,学生们可能真的会决定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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