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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ve-moralism and cyberspace canaille

泛道德主义与“网络暴民” 泛道德主义者,以道德为本位量世间千人万事也。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道德是法律的最高价值取向,而法律不过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与补充。古人若违反了道德往往即违反了法律,有时还是十恶不赦之律。在古代的十恶不赦罪之中,有一半的罪名,即“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其内容不乏被视为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如:咒骂直系尊亲,子女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还有亲属之间的通奸等;有的则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或根本算不上道德的问题,如:告发直系尊亲,女子闻丈夫死而不举哀或立即改嫁,女子殴打丈夫、控告丈夫等。但在古代,这些都是要杀头不赦的罪恶。泛道德主义对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可见一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泛道德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汉代,董仲舒顺应当时儒学法律化的潮流,创立了“春秋决狱”的司法审案方式。“春秋决狱”允许封建司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援引儒家经典进行司法判决,其特点被古人归结为“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其意即,行为人内心动机纯正但行为违法的可以免罪,而内心动机不纯正但行为合法的也可以被处死。“春秋决狱”的实质是将人心作为判断行为好坏的依据,从而达到诛心之“恶”的目的;而所谓人心的好坏,则是以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来衡量的。这就将法律与社会生活打上了泛道德主义的制度烙印。 此后,“春秋决狱”这种依据儒家伦理道德断案的原则,逐渐发展成了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隋唐之后,表面上看“春秋决狱”消失了,而实际上,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已全面进入法律制度并与之融为一体,进而走上了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之路,审案已无须引法律之外的伦理道德来进行裁决。此时,法律与社会生活的泛道德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并不是法律与社会生活泛道德化的终结。 随着儒学发展到宋代,宋儒们将儒家伦理道德的内涵与外延极端扩充化。宋儒的代表人物程颐根据其儒学理论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并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理。所谓“天理”,也就是儒家的纲常人伦;而“人欲”,则囊括世间饮食男女之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欲望。宋儒将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为彰显天理而革尽人欲。封建统治者也大力倡导“天理人欲”之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观遂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至此,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道德观已泛化进入世间饮食男女的琐屑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评价他人行为的标准。 然而,泛道德主义是反人性的,因为它以一种大多数人达不到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人束缚人,在实际上已造成了对人性的扼杀。鲁迅先生看透了泛道德主义的底蕴,他在《狂人日记》中揭露的其实正是泛道德主义的本质,即:在满纸的“仁义道德”背后,掩藏着“吃人”的本质。 中国社会在这种泛道德主义的传统中浸淫了几千年,这使得泛道德主义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五四”之时,本应是中国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启蒙之际。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民族危亡的压力压倒了社会的启蒙要求,革命战争挤压了自由理想,致使中国社会缺乏启蒙运动这一课。因而,在现代中国,泛道德主义中的道德之“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剔除,它还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解放后,在文革中,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贯彻“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狠斗私字一闪念”、“勇于牺牲”等高标准道德,尽量压制人们正常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斥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的非道德的东西。而在泛道德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法律虚无主义也畅行无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文攻武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闹革命成为革命与先进的象征。于是,社会生活中只能接受道德而非法律的生活模式;进而,一种道德声音、一种道德形象、一种道德模式以及一元化的价值观大行其道。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虽然清除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我们仍然欠缺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国民启蒙历史。人们习惯了精神上的传统与安宁,也习惯了以简单的善恶与好坏来评人判事。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的惯性仍然在支配着社会生活,加之以道德对人事的评判不似法律那样要求专业的素养,它仅依赖于人们朴素的道德感情,简单易行。因而,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正如传统社会中的泛道德主义一样,法律只不过是道德的附庸,道德才是法律的最高图腾;另一方面,以道德为本位对人事的评判简单易行,这也加强了泛道德主义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对身边的声音、形象、生活模式或者价值观,人们习惯了以习得的伦理道德为本位来予以评价,并据此对异于传统价值观的言行反应激烈,以至于要压制乃至剿灭种种道德上的“另类”行为。 泛道德主义的实质是要提倡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而法治社会则需要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因为法治社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而自由竞争与私权勃兴则不可避免地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经济基础的发展趋向,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多元发展方向,而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也当然不可避免了;因而,在法治社会,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不再是社会渴求的目标。法治不仅不需要一元化的利益格局与道德价值观,相反,多元化利益格局与道德价值观却正是支撑法治社会的根基。因为,当人们在道德价值观上越来越难以寻求到一致意见时,法律上的共识便成为一种必需的公共产品了,这在功能上强化了法治存在的需要与价值。而泛道德主义的荒谬之处在于,一群人的道德价值观的价值要高于并强行高于另一群人;如果一群人不是按照另一群人的道德价值观生活,那么,他们便是有罪的。但是,与这种荒谬恰恰相反的是,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既不道德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为,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强行要求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模式下,这就剥夺了持不同道德价值观的人们的选择权。那种被强行在某种道德生活模式下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而选择虚伪的生活。显然,这既不道德,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到今天,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而泛道德主义之风在网络上也甚嚣尘上。诸多网民,在互联网上喜以道德卫士自居,慷慨激昂,指点时事,以彰显自己的道德傲慢,抑或是掩饰自己的道德虚弱。铜须门事件也好,李银河事件也罢,任何一点点的“道德另类”言行都会深深地刺激泛道德主义者的脆弱神经。因为,他们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受到了威胁,他们认为如果不发飙,家庭与社会生活就会因此而陷入崩溃。于是,他们发挥无限的想象力,敲响键盘,大发道德上的歇斯底里之气,来震撼社会以捍卫他们一元化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收获的是电脑键盘上的傲慢、惬意与爽快,并且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使得他们乐此不彼。 其实,我并不愿意以“网络暴民”来界定他们,倒宁愿以“道德歇斯底里者”来描述他们。没有冷静、没有宽容、表面张狂、内心虚弱就是他们的众生相。 因而,泛道德主义若不退,“网络暴民”则难消。泛道德主义消解的根本之道在于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相应的控制其过度分化的制度的建立。当社会利益分化被控制在合理且安全的范围内,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才会逐渐的发展并成熟。而各种舆论阵地,也应扮演理性的社会启蒙角色,尽可能地将多元的意见完整地呈现于公众面前,而不能仅仅是着意于取悦泛道德主义者并随着他们的拍子起舞。 当合理而安全的利益分化制度建立且理性的舆论阵地形成之际,也正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之时。在这个基础上,泛道德主义就会逐渐消退,“网络暴民”也将会消遁于无形。即使有,也难以形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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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ve the Confucian traditions bring to Chinese?

儒家“道统”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 黎 鸣 历史上所有那些叫唤维护“传统”的人们,事实上都只是在维护儒家一家的“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董仲舒、韩愈,到程朱,到陆王,到“第三期新儒家”,以及到最近的一帮盲目地叫唤“传统”的先生们,显然即是如此。然而,如此儒家的“道统”,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 感谢“第三期新儒家”们在他们的【宣言】中所指出的,这个“道统”的“神髓”,即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而且该【宣言】还说: 它(指“心性之学” )既不同于希伯来人的“宗教”,所以中国人没有神的“上帝”,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人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 它也不同于希腊人的“哲学”,所以中国人没有哲学的“真理”,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会有“人人在真理面前的平等”; 它亦不同于罗马人的“法律政治”,所以中国人没有公正的“法治”,很显然,中国人也就不会有“人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其实,这种“不同”还应该继续说下去:它更不同于近代西方人的“科学”、“民主”、“自由”,所以中国人没有发现、发明、创造的智慧,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没有自由的思想、言论等等。 按照逻辑,“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本应该顺理成章地立即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儒家“道统”“神髓”的“心性之学”,为中国人带来了异于其他一切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 可惜,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完全抛弃了人类正常的逻辑,却来了一个大逆转,认为中国人反而因此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天德”、“天理”、“天心”的“道德本体”,而且还说得更邪乎,中国人的这种由特殊材料组成的“道德本体”即构成了中国人的“内圣”,由“内圣”经过“天人合一”而达到了与“宇宙本体”的合一,于是即可“返本”而“开新”出全面的科学、民主、自由,并从而最后达到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外王”。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第三期新儒家的先生们在进行哲学推理呢,还是在做白日梦呢?我认为,这显然是在做白日梦。 我不相信做梦,我只相信逻辑,只要中国人还是“人”,就不可能“特殊”到不需要逻辑。而按照逻辑,由上述种种的与其他人类的“不同”,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 中国儒家的“道统”,及其“神髓”的宋明儒的“心性之学”,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由这种永恒的“不平等性”而引起的其他一切有害的后果。 以上还只是“逻辑”的回答,其实,历史事实的回答也正是如此。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不得不为了自己同他人的平等而作出艰巨的努力,甚至还不得不为此而付出痛苦的代价。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真实么? 一直为维护“传统”而耿耿于怀的新儒家的先生们,最关心的是中国人“特殊”的“道德”。可是我不能不告诉这些先生们,中国人的所谓“特殊”的“道德”,纯粹是“私德”,全然不具备“公德”,这种仅仅是“私德”的中国人的所谓“特殊”的“道德”,除了永远为“人治”的“君主极权专制”的体制张目之外,它永远不可能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权利张目,永远不可能为中国人的“民主”、“自由”、“科学”张目。 儒家的“道统”,从而儒家的传统,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神髓”的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它们究竟为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之外,还带来了如下所述的“天下”人群的几乎不变的人口组成结构: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属于善良的、任人宰割的、迷信(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蒙昧者,或称“绵羊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最下层的不识字的农民。 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属于驯顺的装善的伪君子,或称“牧羊犬人”,他们绝大多数是迷恋儒家学说的文人或武士。 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属于凶残的极权专制统治者,或称“假恶丑人”,他们嘴上说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手上行的则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暴力。顺便说说,中国的所谓正史,记录的几乎全都是“假恶丑人”以及部分“牧羊犬人”的历史。 长期以来,正是因为具有上述的几乎永恒不变的人口组成结构,所以中国人从来就是“一盘散沙”,只需少数人即可统治庞大人口的中国。这对于觊觎中国丰富资源的周边野心勃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来说,真是太有诱惑力了。 中国人历史上最大规模地变成“亡国奴”,就曾有三次:唐、元、清。至于小规模地由少数民族当皇帝,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则是常见的事情。只有不足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即能统治上亿人口的中国,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即是儒家道统所维护的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残忍的法家“人治”的暴力,尤其是还有上面所述的几乎永恒不变的中国人口的组成结构。 最近的一次少数民族入侵当是日本。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三百万兵力的日军,竟然还领导了一支纯由中国人组成的有八百万兵力的伪军,他们究竟靠的是什么呢?他们靠的仍然是儒家道统所极力维护的中国人“天经地义”的永恒的“不平等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一盘散沙”性。这一次,如果没有美国、苏联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援助,还有日本人自身的愚蠢,中国人会不会“亡国”,还真是未定之数。 今天的一些人们还又在极力呼吁恢复继承由儒家道统所形成的“传统”,他们究竟是想要什么呢?他们还想让中国人再“天经地义”地永恒地“不平等”、永恒地“人治”下去一万年么? 我可以明白地告诉这些人们,我坚决反对这样的“道统”和“传统”,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的“道统”和“传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已经“中断”,事实是,由儒家的伪学自始至终所极力维护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天经地义”的“不平等性”和“人治”的社会体制,直到今天还在强有力地继续延续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你们呼唤“传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平等性”和“人治”制度就该是中国人的永远的人性“标志”么?你们不需要“平等”,不需要“法治”,我需要,我相信更多的人们也像我一样需要。我主张终结这个早就该死的“道统”和“传统”,重铸中华民族的新道统,它应该是由老、墨、孔三圣的伟大思想所共同组成的完全新的道统。关于这个新的“道统”,我在后面将会有专文论述。(待续)2006年2月22日 我没看过福泽谕吉的书。但是从你的这段文章中我看到,福泽谕吉实际上否定了把孔孟之道作为一门政治学说的合理性,认为孔孟之道不应该掺和到政治上来。但是他并没有说要摈弃孔孟,没有否定它在伦理道德上的价值。他说:“孔孟如果能摆脱政治上的羁绊,他们的事业将无比宏大。”与其说他否定孔孟之道,不如说他给孔孟之道安排了一个恰如其份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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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surge leads Ants group are forced to desperation

多个城市房租暴涨 蚁族等群体被逼向绝境 六七月份大批高校学生毕业,租赁市场迎来旺季。 6月租赁高峰期到来,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房屋租赁价格平均涨幅超过10%,广州部分地段好、公共资源便利地区的房屋租赁价格涨幅甚至达到20%。 市场观察:看房者多中介立刻加价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6月房屋租赁高峰期的到来,高企的租房成本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与广大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建议政府加大对困难群众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加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同时规范租赁市场,避免业主在租赁期内跟风涨价,对哄抬房租的中介进行严厉查处。 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从4月底至今,广州地区房屋租赁价格接连“撑竿跳”,上升趋势明显。特别是在涉及城中村拆迁的广州市林和村、杨箕村、冼村周边等地段,各类房源均很抢手。多家房产中介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渲染一个房源引来好几拨租客的“繁荣场景”。 两居室房租价涨400元 在广州市五羊新城东兴南社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每平方米的房屋租赁价格已经上涨了5元,一套70平方米两居室房的租赁价格已从2000元左右涨到2400元。 广东中原地产研究部经理李毅华告诉记者,2010年第一季度,广州地区房屋租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达到14.5%,5月份广州市场平均租金为30.44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0.9%。不仅如此,4月广州市租房合同的签订数环比也增长20%以上。“随着应届大学生离校期的到来,暑期这个传统的租房旺季期间房屋租赁价格还会有进一步上升。” 满堂红地产中介陈田村店的赖小姐说,往年靠近市郊的房子很难租出价钱,但今年情况大不一样。赖小姐受委托放租一套近100平方米的两居室房,由于交通不便利,原来租赁价格是1300元/月,且还有商量余地,谁料到此次一放盘,立即有三四个人来看房,赖小姐见此情况立即与业主联系加价到1600元/月,当天就成交了。 原因分析:中介劝房东提价现象普遍 对于房租上涨的原因,业内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民生证券房地产分析师王新亮认为,一方面是季节性的因素,大中专院校学生集中在这个时候毕业,大学毕业生对住房有较大的租赁需求。另一个原因是,今年租赁价格的上涨有其特殊性,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部分购房者推迟购房,持币观望,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则是助推包括广州在内的部分城市房租上涨的另一个因素。世邦魏理仕房产专家周峥华告诉记者,大量城中村在同一时间被拆迁,短期内造成了大量的租赁需求,从而推高了房屋租赁价格。 此外,房产中介手握大量房源,通过各种方法提高房租,也是租房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记者了解到,目前房产中介给房东打电话,劝说房东提价的行为十分普遍。 武汉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周运清教授说,受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影响,近期全国住房成交量萎靡不振,于是房租收入成了房产中介的救命稻草。目前房屋的租售比仍远离合理区间,这显示房地产价格依旧没有回归理性区间,而此时全国房屋租赁价格跟风上涨则是一个信号,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任重道远,决不能放松。 业内专家指出,按估算,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每个月房租与房屋总价的比值都在大约是1∶600以上,虽然近期房租上升,但大部分房源的比值仍在1:500以上,仍然远离1:200的合理区间。 “房屋租售比缩小的原因应当是房价下跌引发的,而绝不应该以房租的‘飙升’为代价。房价高了可以暂时不买房,但是房租疯涨则会把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困难群体逼向绝境。”广州大学2010届毕业生刘孜说。 专家建议:尽快规范租赁市场 业内专家指出,房价未见大幅下调,房租却不断高涨的现象很容易让人们质疑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从而影响政府进一步调控房地产的决心。周运清认为,房屋租赁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突变,应谨防各方利益集团共同炒作抬高房屋租赁价格。 住房问题事关民生,房租上涨对于社会困难群体的压力是立竿见影的,平抑房租已成为政府应解决的当务之急。对此,业内专家建议尽快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对房产中介以及业主的租赁合规性进行核查,既要避免业主在租赁期内跟风涨价,给租赁人带来的损失,又要对哄抬房租的房屋中介进行严厉查处。 高房价与用工荒的时代  “蚁族”怎么活下去? 春节过后,除了广东地区外,沪、苏、浙、闽、鲁等沿海地区也出现大规模用工荒,企业上调工资水平仍一时难以招到足够工人的现象十分普遍。 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用工缺口为81.9万。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数据显示,节后的用工短缺在节前已现出端倪,广州今年用工至少要补充20多万民工。而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从去年8月起即出现用工短缺,随后愈演愈烈,目前用工缺口可能超过百万。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在收入偏低、户籍歧视、高房价等多种因素挤压下,多年来为中国一二线城市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外来人口,正在出现返乡潮。除却中央政府近年来为三农问题大力推动农村及乡镇改善发展环境因素外,日益加重的城市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也是重要决定因素。 “蚁族”话题在最近成为舆论热门话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被成为第四大弱势群体的外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除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低收入工作特征外,主要聚居在城中村和近郊也成为一大特征,被戏称为“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对于这个人数庞大的城市漂流群体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房价,正令他们在都市人口结构生态中日益边缘化,其扎根定居城市的梦想也变得越来越遥远。 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参加全国两会的提案中,便建议关注外来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他指出,目前廉租房适用对象仅限拥有本地城市户籍而且住房困难的低收入人群。而农村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打工流动群体,住房困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彭磷基建议政府要逐步扩大廉租房适用人群,将外来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蚁族”等群体纳入廉租房政策体系,实现该政策的社会公平性。 在这方面,重庆市已经先行一步。据重庆市政府常务会披露,该市将在年底前向社会投放2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其创新突破之处在于申请公租房不再受户籍限制,农民工和外地来渝工作人员符合条件的均可申请。在高房价对外来人口造成挤出效应的趋势下,通过保障房政策体系加以调节,无疑十分必要。 日前有消息称,广东省计划年内启动公共租赁住房计划,首批试点将圈定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计划在年内推出5万套公共租赁住房,广州计划推出3000套经济租赁住房,东莞等外来工集聚城市也有望成为试点。有知情人士预计,该计划针对群体将主要为中低收入的“夹心层”、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广东重点引进的各类人才、异地调动的公职人员以及拆迁需安置的过渡性群体等。在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广东省,将外来人口纳入保障房建设体系,将为所在城市和整体区域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湖北官方蚁族报告:八成系穷二代 五成需支援 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昨日出炉。报告显示,武汉“江蚁”数量为3万—6万人,近半数“江蚁”月收人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 湖北省人才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排部分城市调研高校毕业生低收人聚居群体。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接到通知后,安排省人才中心联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实施专题调查。 报告称,九成以上“江蚁”来自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其他各县、市、州。从出身看,47.3%的“江蚁”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般;34.5%的“江蚁”来自城市,家庭经济状况—般;另有5.4%农村出身的“江蚁”和2%城市出身的“江蚁”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报告写道:“可以肯定的是,81.8%的毕业生家庭经济状况—般。” 今年3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黎民指导19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深人分布在武汉三镇的“江蚁”聚居地,通过发放问卷、个案访谈、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参与此次调查。 黎民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调查反映出的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这—现象,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 黎民说:“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定关联的。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本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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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d life Sketch of Ants National

三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蚁族聚居生活剪影 6月中旬到7月初,又是高校毕业生的离校时节。 王晓军总会想起三年前毕业的时候。他在广州的第一个“家”在江南西,两个人住。一年多前,他搬到了西关,如今三个大男孩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广州,这个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眼下开始渗入西关、河南等老城区租屋。 “他们的存在将是长期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称,这将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群体”。 文/本报记者邱瑞贤 傍晚,荔湾区逢源社区的一条小巷。两旁的西关大屋把巷里的天空并成一条窄窄长长的深蓝。越往深处走,一幢高楼就愈加清晰,那是新开发的楼盘,均价两万元以上。 巷子深处有幢四层小楼。王晓军和另外两个大男孩的小屋藏在三楼,楼道狭窄,梯级高陡。敲开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乍现。 听到有客人来访,同住的男孩感到羞赧,迅速躲进洗手间。屋内不是一般的凌乱,一张小床占了客厅的一半,其余空间塞满了各种杂物。 客厅一端的左边,在床头处用简易木板隔出了一个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算是厨房;右边是同样大小、转身都困难的洗手间。客厅的另一端归王晓军和另一个男孩唐宋共同“享有”。一张小小的双层床挤在墙边,几乎没有可以下脚之处。 26岁的王晓军来自广东开平,三年前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现在荔湾区一所民办小学任教,“每个月到手有2500元左右。” 每个月房租1100元,加上水电费,每人分摊400元。每天他都和同事步行上下班,省下了交通费。 三个男孩相依过着集体生活,白天学校管早饭和午饭,每个月交100元的伙食费;晚上他们会约着在附近吃盒饭,“八块五,定价”。盒饭实在吃腻了,三个人会轮流做东,花个几十元在小饭馆里叫几个小菜。“严格控制,每个月只能两三次。” 老西关的生活成本显然更让晓军感到满意。除去房租、伙食费、手机费、上网费等,他每个月会寄500元回家,最后能留到手里花费的不过数百元。最近,晓军恋爱了,女朋友是他的同事。“用来拍拖的钱,最多600元。” 每天傍晚,穿行于那些横街窄巷,晓军偶尔也会想想,在广州扎根的梦想到底离自己有多远。“白云区有楼梯房,36平方米,27万元。”这让晓军茫然的心忽然有了盼头。“但房价会等我吗?”他笑着摇摇头。 晓军第一个人生期望是在两年后转入公办学校,“每个月有5000元”。 小胖子唐宋和晓军一样,是同一所民办小学的体育教师。他睡在晓军的下铺,壮硕的身躯每天都要蜷缩在那张小小的双层床里。 在晓军眼里,唐宋的生活太“宅”。课余,除了躲在过于狭小的房子里上网,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和晓军不同,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唐宋在本地基本上没有任何朋友。“只认识学校的同事,其他人我不想也没机会打交道。”刚来工作的时候,学校里的男孩们还会相约着打打球,工作时间长了后,各种压力纷至沓来,大家连打球都没有时间。 这让唐宋感到很失落。于是小伙子只能天天待在小房子里,打打游戏,上上网,打发过于寂寞的时光。 在同住的人眼里,唐宋的家庭算是比较“有钱”。小伙子老家在株洲,父母都是城里的职工,即使将来退休也有保障,因此他没有太大的养家压力。 来广州工作是唐宋自己坚持的,他也不觉得目前这种生活状况很委屈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和在小地方就是不一样”,唐宋的直观感受就是,“在这里干出成绩,可以迅速被体现,反响会大。” “宅”在小屋里时,唐宋也不总是在上网玩。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我最希望自己能亲手带出一支学生篮球队来,但目前在民办学校,学校也明确表示暂时还没有资金组建。” 唐宋深信,如果这个理想还有实现的希望,那么在广州一定比在老家更能接近目标。 “我想给自己几年时间,等到30~35岁左右吧,如果还不能实现理想,我就放弃回老家。” 回乡,意味着有父母的照顾和陪伴,也意味着能迅速摆脱这种群居生活,也许还意味着与“成家”更短的距离。但是在唐宋心目中,这一切都暂时比不上一个仍在远方的理想。 卢建东一家住在王晓军的楼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是这座小楼的生活核心。每天下班后,小楼里的单身人士们都喜欢到顶楼的卢家坐坐。 三口之家的房间是个小套间,夏天十分闷热,房东照顾他给了每个月650元的价格。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价钱。 卢建东和妻子田树蓉都在小学任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6000元。但生活水准要比单身汉们高一点——至少有条件自己买菜做饭。 不过,家庭的生活成本也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幼儿园了,每个月600多元的费用。 田树蓉常常会想起自家在湖南益阳的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对自己将来要回湖南老家这一点,田树蓉颇为明确。“攒够了钱,我们就会在长沙买房子。生活,还是在长沙更舒服。” 卢建东是70后,毕业后,他和妻子先后在长沙、东莞、广州等地任教,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们想趁着年轻多走些地方,为将来的生活早作准备。” 卢建东居住着的这座小楼是附近有名的“教师楼”。整条巷子里,大部分房子都被隔成一个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租给从各个方向赶来,从事各行各业的低收入的80后大学毕业生。街坊们乐于把房子租给大学生们,因为他们文明、安静,社会关系简单。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会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说,一个城市对居民生活的解决能力,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而这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早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观察已久。”郑梓桢认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80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迹象。“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潮,凸显了这个问题。” “扩招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大学毕业生本身的社会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前程不再如父辈般通畅。和父辈相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但现在每个个体都觉得自己的前程忽然变窄了,就业的机会少,适合的岗位少,通路少,而工资低了,住房价格却又升高。新一代的大学毕业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再也不是为发展而奋斗,而首先要为生存而奋斗。” 在郑梓桢看来,如今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早已被改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因为扩招,过去可能不能进入高校的青少年现在可以了。现在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你的价值自然就发生了改变,要面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角色,而不再是过去的优质就业机会。” “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自然产生的一种调节”,郑梓桢认为,大学生就业同样要有明确的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行为来选择,你有能力,毕业后就去做公务员,不够就做老师,再不够就做工人。市场的选择是公平的,不接受也要接受,这是种客观的变化。”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好事也是趋势。各个城市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剩下的就需要人才自己参与市场竞争。你在这场战役中打胜,你就能在城市里留下来,成为这个城市的人才;而你要是能力不够,或者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我们也鼓励你转战二三线城市。广州深圳不行,你能不能考虑去中山,再不行,能不能去韶关、清远?国家也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吸引人才往边远地区流动。” “总之,如果你能力不够又坚决不愿离开,那么你就必须对你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选择——去工资稍低的岗位,向下流动。”他说。 “交给市场去决定,对于个人来说难免会有阵痛,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这是正路。事实上,如果把眼光放开,哪个行业不存在低收入群体?我们教授可能也有低收入群体,你能力不够就只能在比较差的高校任教。要看到的一点是,市场竞争只会排斥个体,而不会对整个群体进行排斥。如果是对整个群体的排斥,那就是一种歧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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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rance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追念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默顿·弥勒 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默顿·弥勒(Merton H. Miller)教授,在六月三日清晨七时安逝于芝加哥寓所,享年七十七岁。 弥勒教授生前,他的同时、学生及晚辈都亲昵的称他为老默(Mert)。在这篇用中文写的追思里依然如此称呼。我相信,他泉下有知,会高兴的知道,在华人世界中,我们也热忱地称他为老默。 老默是我的良师益友,对我一生读书做学问有极大的影响。他在我的邀请下,以垂暮之年,出任北京清华经管学院新式博士班的顾问,协助清华大学成立在中国第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管理博士班,对清华大学及整个中国的管理学术的提升有莫大的贡献。我写这篇纪念文章,表达对老默的思念及感激。 老默出生于波士顿,于1943年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哈佛大学经济学士学位。由于二次大战方兴未艾,全民动员,他在美国财政部及联邦储备银行做了六年的研究。于1949年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以三年的时间于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到伦敦经济学院教了一年书后,受聘于卡内基梅隆大学。 老默的功业在经济及管理学术界举世皆知。全球所有经济系及管理学院的学生都听过他的名字及贡献。他与当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莫地哥亚尼(Franco Modigliani)共同推导出的MM理论,为现代财务学及会计学打下了理论基础,我在这里不必细表,只说些我个人对老默的了解及感受,及谈些鲜为人知的典故。 在1955年以前,会计学长期停滞在借贷的平衡及会计准则的运用,而财务金融学停留在银行手续的传授,两个学科都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当一个学科缺乏理论基础,不但索然无味,而且停滞不前,学问沦为技艺,学子避而远之。突破这个理论瓶颈的是1988年发表的MM理论。在199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对经济诺贝尔奖的赞词中提到:“默顿弥勒先生革命性的改变了公司理财的理论及实务,将公司理财从一个松散的工作程序及规则,改变为股东寻求最大股本价值的精细巧妙法则。”老默的思维及研究方法,激发了会计学及财务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一场革命。由于会计学及财务学是管理学院最重要的功能学科,及近年来发展比较完善的研究领域,老默所领导的是整个管理教学及研究的革命。 有趣的是,老默的合伙人莫地哥亚尼比他早拿到诺贝尔奖。莫地哥亚尼是以他在消费理论及总体经济的研究成果而得奖。在他的诺贝尔奖赞词中虽然也提到MM理论,但字里行间有点次要的味道。很快的有人做了个莫氏的论文引用研究,发现莫氏论文被引用最多的是MM理论。两篇与老默合作的MM理论文章的被引用的次数,超过莫氏一生中其他百篇论文被引用的总和。管理学界大哗,纷纷为老默不平。瑞典皇家科学院也发现了“民情可畏”,邀请老默去演讲,我们这些老默的同事门生弟子,都知道老默得奖是迟早的事,他终于在1990年 名至实归。 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一定受到传统领域的误解及排斥。以投资选择理论(Portfolio Theory)而获诺贝尔奖的马克维兹(Harry Markowitz)的博士论文差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被淘汰掉,芝加哥学派当时的掌门人弗里曼(Milton Friedman)认为,马克维兹搞的是简单的统计应用,与经济学没有关系,没有资格拿博士学位。布拉克与秀斯(Black and Scholes)的诺贝尔奖作品,差点被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退稿,在老默力保下才有惊无险。因此,老默的诺贝尔奖姗姗来迟也不足为奇了。老天是公平的,盖棺定论,老默对整个经济学及管理学发展的影响显然比莫地哥亚尼来的深远。 MM理论的突破之际,也是芝加哥商学研究院决定以科学方法及经济理论,为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学科(Functional Areas):“会计”及“财务”,奠定基础之时,芝大将老默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请过来做学术带头人,招收第一批“新制”博士生。第一个毕业的就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的提出者及投资学的奠基者珐马(Eugene Fama)。头三届学生人才辈出,成了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及学术重镇的带头人,例如UCLA的Richard Roll、斯坦福的Myron Scholes(诺贝尔奖得主)及William Beaver、芝加哥的Ray Ball及Eugene Fama、哈佛的Michael Jensen、罗彻斯特的Ross Watts及纽约大学的Baruch Lev。其中Ball、Beaver、Watts及Lev成了会计学革命的“开国元勋”。我在198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商学研究院任教时,已到了革命的第三代。我们这群“红卫兵”大部分也都成为学术重镇的当家人,两鬓微霜,四海授徒。 老默为芝大商学院建立了几个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几代学者。我到芝大时,老默已经是举世知名,他依然无论晴阴雨雪,每天到研究室,周末也不例外。日首穷经,是世界所有学术重镇的传统,老默不是唯一。可是芝大商学院的学风鼎盛,老默是居功厥伟的。老默难得的是以他的学术地位,他在芝大不开博士班的课,让年轻教师有出头的机会,不主动地收博士生,高高兴兴的为年轻教授所收的博士生做论文答辩委员。芝大每周五的财务金融讨论会,是财经界最重要的学术擂台,其“凶狠残忍”远近驰名。讨论室的座位排成凹型,老默的两大弟子,珐马(投资学开山祖师)及秀斯(期权学开山祖师,诺贝尔奖得主)各坐一端,讲者开口五分钟后,炮火就从两边而来。许多学术高手,在一刻钟内,就被攻得体无完肤。每逢年轻教师及研究生上场,老默都在开始时候,帮着挡挡,压压惊,那双安慰的眼神,是许许多多学术娃娃,跨出第一步,所依持的手。 美国的MBA学生是出名的难缠,大牌教授都躲这些“穷凶极恶、胸无点墨”之徒。而老默主动的教MBA的课,而且教大班课,让那些小大牌、老大牌、真大牌、假大牌,都乖乖地教MBA的课,尽一个商学院老师起码的天职。老默第一次注意到我也跟教学有关。我初到芝大是个不起眼的客座助理教授。客座助理教授通常是学术成果不足以为正式助理教授而可堪造就者,我就是这一类。在芝大,助理教授的身价比博士生高明不到哪里去,都是大庙里的小沙弥,我这客座助理教授就更不必提了。大概是位薄职卑吧,我教书特别卖力,在芝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教学评分是全院之冠,老默见到我大大的夸奖一番。这件事以后,老默老远见到我都回收打招呼,我也慢慢有勇气同他聊天,谈些求学做人的道理。 由于大家都忙,更由于老默是众星捧月,我从不到他的办公室麻烦他,我与他的交情是饭桌上建立的。芝大位于芝加哥南市区最贫民窟的中心,学校附近甚为萧条。老师们无处可走,只能在校园里用午餐。因此,芝大的教授俱乐部(faculty club)是全美最好的(另外一个地处贫民窟的名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它的教授俱乐部也是一流的)。这样的地理环境在芝大发展出一个传统,芝大教授俱乐部的午餐桌是人文荟萃之地。每天中午,老默在他的老位置上一坐,一大堆年轻教师在大圆桌上各就其位,就开始大摆龙门阵。这些龙门阵让我受益一生。 社会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西方学社会科学,最难掌握的,就是进入发源于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而只能在方法及公式的微末细节中打转。做学问非常像武侠小说中的练武功,方法及公式推导是学科基本功夫,只要出自名门大派,所学都差不多。能横扫江湖的一招半式是独特的思维方式,想学到手,就得非大师亲手点拨不可。我摸索出一套独门武功,缘于芝大三年的熏陶,受教于许多学术泰斗,其中之最就是老默。老默爱摆龙门阵,语锋每带玄机,言辞常含哲理,教我想通了什么是财务学及会计学研究。 芝大商学院有个规矩,每个教授都要在MBA的日、夜间部开课。日间部是在西面贫民窟环绕的校本部上课,而夜间部则在繁华的市中心“黄金里”(Golde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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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use vulgar success to join push-pull

莫用“庸俗成功学”与道德底线拔河 华商评论员 杨 鹏 “打工皇帝”唐骏最近有点烦,被打假人士方舟子指称学历造假、专利造假并欺骗公众。最新进展是出版唐骏自传的出版社发布勘误声明,称唐骏学历问题系出版社失误所致,而方舟子又称这是唐骏躲在后方搞公关的结果。更搞笑的是,唐骏事件之后,3天内已有100多位名人对自身学历、履历等进行更改。 耐人寻味的是,且不管唐骏如何招架,网友已然分成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倒唐派”义正词严自无需赘言,“挺唐派”更是咄咄逼人,一会儿质问“倒唐派”动机为何,一会又认定是嫉妒成功者的酸葡萄心理,还有人从此间找到了“学历不能与业绩画等号”的证据,或者搬出来“那么多各级官员假文凭,为什么不允许一个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商界名人克莱登一下?” 不管是动机说,嫉妒说,还是能力第一说,抑或学历虚无说,这些说辞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唐骏造假风波,都有其道理,只不过现在争论却比事实更加复杂。要说起来谁也没有否认唐骏的成功,但成功是一回事,事关能力、学历造假是另一回事,事关道德,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可目前很多推论和判断恰恰却都建立在事实真相纠缠不清的基础上。 为什么同为学历造假的张悟本就没有得到网友如此“袒护”?涉嫌学术作假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正受到同行和网友紧追不舍的质疑?独独面对唐骏“造假门”,网友站成两列,径自反思和省问社会环境,连甄别唐骏学历真假如何的心思都没有?正如有网友所言:唐骏学历造假没有,这首先是个事实判断,然后才是价值判断。可惜的是,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伪之前,大家都触景生情地感慨中国的文凭崇拜了。 固然不能因为一件事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同样,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便忽略了对污点的追问。面对张悟本、唐骏、汪晖这些成功人士,我们有理由纠缠于他们是否造假,往深里说,这是对人生成功模式的追问和甄别。我们不能接受成功者总是肆意突破道德底线取得人生进球,不过,就如“上帝之手”无损于马拉多纳的球王形象,作假也并非不可宽恕,宽恕的原因在于大家知道作了假,不能宽恕的是,作了假还欺骗公众。 事实上,急功近利、突破规则以至不择手段,这是庸俗的“成功学”。其最大的危害在于,用非常手段塑造完人形象,拿成功这一“俊”便遮百丑,这何尝不是厚黑学的变异?作为人,在当下这个社会,自身价值的最大体现和公众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与否。成功固然有捷径可走,却必须拒绝歪门邪道,古人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庸俗成功学”加码,与道德底线拔河,这应当是唐骏造假风波最核心、最基本的追问。对于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首先是“真”!不管是谁造假,以什么方式造假,或者为什么造假,假的就是假的。退一万步,我们可以为“假”寻找宽容的理由,但绝不可能在真伪混沌中放弃是与非的追问而进行虚妄的反思,却“默认”了造假的合理性。 这些年,道德底线被不断穿越,不能不说,这与公众的容忍甚至纵容不无关系。为了出人头地,学者抄袭、艺人潜规则,官员假文凭……不走寻常路,甚至专走歪门邪道,这与“庸俗成功学”的强势崇拜不无关系。不能再找什么借口了,不能以官员假文凭就要纵容商人造假,因为同是造假者。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能容留假的滋生和蔓延的,反假是必须明确的态度,否则,必将动摇打假的驱动力和说服力,至于打假的手段和效果则另当别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此事最终走向如何,公众探讨的其实并不是学历,而是学历的真假。你可以说,学历与本事无关,但假学历与能力比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假”始终被主流价值所排斥,“护假”更是庸俗成功学的逻辑产物。网络上有段流传甚广的微博,是这样说的:唐骏这件事,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但在我们这里,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人人都可以假装没关系,但若是因为都是庸俗“成功学”的崇拜者,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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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jun’s university is a diploma mill

关于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引发的几个思考 我们该如何认识诚信问题? 吴士宏与IBM的故事流传广泛,面试官问吴士宏女士会不会打字,吴女士撒谎说会。正是因为这个谎言,吴士宏得到进入IBM的机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个面试的故事也被无数人提起,传为美谈。 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吴女士的诚信问题呢? 学历造假是否涉及到诚信问题? 造假和诚信是矛盾的,为什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呢?这恐怕要结合当下的社会背景来探讨。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教育很失败,大学扩招又严重,民办大学参差不齐。一个本科学历乃至本科以上学历很难证明持有者的真正的能力。教育的失败就不多说了,大家有目共睹。 谈到学历造假,我个人就曾多次碰到这种现象:用人单位对应聘者非常满意,但惟独在学历上皱眉头,思来想去,竟然主动和应聘者着商量伪造学历…… 当学历造假成为社会的潜规则时,学历造假恐怕就难用来界定一个人诚信与否。 选择诚信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个人学历是用人单位招聘、加薪、升值的重要条件(在某些地方就是硬性指标,你谈都没得谈),你的诚实换来的不一定是别人的赞赏和认可,更可能会与各种好事失之交臂,甚至还可能让你倒大霉。当那些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选择诚信吗? 没学历的人该如何生活? 你有没有想过,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足以胜任这个世界上80%的工作,而门槛则是一种利益的保护机制。 你有没有过这种愤慨:明明自己足以胜任,却因为各种各样的资历问题屈居人后? 在中国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素养和学历能力,但是没有文凭,又没有自己的土地,在大城市漂泊…… 这些人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中间会出现新的中产阶级、高科技工人、新兴产业的领导者、自由工作者等等,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这么多选择的机会,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更小,这就是中国产业升级和社会未来的尴尬与无奈。 一个人的学历是否足以否定他的一生? 在社会上,用人单位大多倾向于第一学历,成人自考和函授在这点上显得过于苍白。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经济问题,没能完成学业,他这辈子恐怕就和“高学历”无缘了。即使这个孩子之后成为老板,他也无法真正弥补这一点,社会在学历上的歧视让他留有阴影,买个学历作为心理补偿也无可厚非,何况此时的他已经获得足以拥有高学历的资格和能力。 现在网上可以搜得到很多国外知名大学的公开课程,我身边看得人很多,其中就有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但是他们对这些课程的热爱甚至要超过部分大学生。谁又能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呢? 如果我们的大学像国外那样,无论什么年龄都能读,并且拥有足够的教育水准,我想很多人会从“低学历”的怪圈中解脱出来。那些清华北大旁听生创造的各种“奇迹”是否从侧面上反映了现代教育的悲哀? 学历造假,在中国不仅仅是个人诚信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当我们在批判唐骏造假的同时,是否该有更多关于社会和教育的反思呢?毕竟唐骏只有一个,但后者却是我们每个人和后代都要面临的困境 唐骏母校是文凭工厂? 唐骏称,他从未自称拿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他拿的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他说,西太平洋大学有两个,在夏威夷的是野鸡大学,而他读的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是正规的大学,是获得认证的,虽然是三、四流的大学,但是绝对不是野鸡大学。 唐骏出示博士证书希望平复造假传言 而方舟子指出,加州的西太平洋大学同样是没有获得认证的、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被称为“文凭工厂”。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让我们来看看唐骏母校的“前世今生”。 1976年至2006年间,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有两个分校,一个在夏威夷,一个在加州洛杉矶。 2004年,美国总审计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特殊调查办公室在一份调查报告(点击查看)中将西太平洋大学、巴灵顿大学、拉科罗斯大学等若干所学校认定为标价贩卖文凭的“文凭工厂”(diploma mill),并调查出加州西太平洋大学买卖文凭的价格为:学士2295美元,硕士2395美元,博士2595美元,不提供授课指导,且需一次性付款。 2005年10月,爱尔兰《独立报》披露,爱尔兰政府首席科学顾问Barry McSweeney获得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学历显示,经过仅仅12个月的学习后,他于1994年从西太平洋大学获得了生物技术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尽管MaSweeney后来在多项领域有所建树,但仍迫于舆论压力辞职。 而在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的一位讲师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由于其学位也是自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处获得,他因此被禁止使用博士头衔。 2006年,夏威夷分校被夏威夷政府消费者保护办公室起诉,后被法庭判决解散。当时加州分校见其兄弟院校被勒令解散,声称其与夏威夷分校毫无关系。早在2004年,加州分校就被转手,2007年改名加州美丽华大学(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在2009年6月获得了远程教育的认证,但不提供博士学位。 方舟子认为,在09年6月获得认证之前,加州西太平洋大学都算是野鸡学校,不管叫的是什么名字。他说:“美国的名牌大学不是中国名牌大学,不会允许你‘在职读博’,靠糊弄出一个‘成功’或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那是卖文凭的野鸡大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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