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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Coke: Efforts of the British rule of law

爱德华·柯克—-为英国法治而努力! 编者按:爱德华·柯克敢于面对国王的强权,并掷地有声的回拒国王无理的干涉,为英国以至于整个人类法治的进步做出贡献,向他致敬! 他们固若泰山,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自己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确信没有人推翻他们。(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柯克) 国王在万人之上,却在法律之下。(布雷克顿,13世纪亨利三世的大法官) 亚当斯称柯克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启迪者”。杰弗逊赞扬说:在论述英国宪政和公民权利方面,没有人比柯克造诣更深。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这位在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法律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学家认为,正是在美国最初两代法学家的努力下,“柯克以人权和理性作为约束议会的基本原则思想在美国得以实现。” 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被认为是英国宪政史上最出色的法官和法学家。 丹宁勋爵这样评价他:作为检察总长,他是残酷的、不公正的;作为首席法官,他是聪明的、公正的,他以自己的法学著作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个怪诞而多种性格的人。对于这样一位有机会站在各种不同职位的角度上来发表高见的人物,要求其观点前后完全保持一致,未免有点太苛求。 威廉·霍尔兹沃思爵士(Sir William Holdsworth)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科克对英国功法和私法的贡献就像莎士比亚对文学,培根对哲学,圣经权威译本译者对宗教的贡献” 四百多年前,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之间的冲突是英国法律专业化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后,英国的司法便成了职业法律家的垄断领域。1608年的11月10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宫中闲坐无聊,忽然想起,有一段时间没有到皇家法院去亲自审理几件案子了,何不去一趟,审一桩小民案件,解解闷儿,也顺便体察一下民情。于是国王一行来到法院,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Edward Coke)爵士和“英国的全部法官及理财法院的男爵们”在汉普顿法院当着詹姆士一世的面,反驳班克罗夫特大主教灌输给他的那个观点,即由于法官只不过事国王的代表,因而国王又资格亲自定案。科克是如是记录这件事的,“法官们告诉国王,自从威廉征服英国之后,无论在什么样的诉讼中,再没有出现过国王亲自坐堂问案的情形,这涉及到王国的执法问题。这些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坐处裁决……”。对此,国王的回答是,“他认为法律是基于理性的,他本人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也都具有理性。”但是科克指出国王的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这段话在英国法律史上极重要,我只得原文抄录--“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科克继续写道:“国王勃然大怒”,并说“如此说来,他应当受法律的约束了,这种说法构成了叛国罪”。对此,科克用布雷克顿的话来回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魏书·卫觊传》:“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爱德华·柯克毕业于剑桥大学,1578年成为律师。11年后,成为议员,1592年担任皇家的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1606年成为高等民事法院院长(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commom pleas)。尽管英王一再委以他王座法院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king’s bench)和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成员的重任,但丝毫改变不了他用普通法约束王权的政治理想。他那引人注目的、爱挑衅攻击的性格,他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其无论身居何种官职,皆使人强烈帝感受到他的存在。1628年,已经76岁的柯克成功发表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使之成为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一部分。按他的年龄,他的精力是惊人的。政治上,柯克继承并发展了布雷克顿的法治思想,在限制王权的问题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除了法律与国家认可的特权外,国王没有特权。”而且,国王自己不能解释这种特权,只有法官才是权威的解释者。在《大宪章》的性质问题上,他认为《大宪章》之“大”,“不是由于它的篇幅,而是由于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关重要切崇高伟大,简而言之,它是整个王国所有的基本法律的源泉。” 他重申,任何与他相悖德判决和法规“皆为无效”。科克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愿意做国王要求我做的事。一名法官不应该应国王的要求而拖延审理的案件。” 此外,柯克还是位勤于著述的法学家。他把自己当大法官时审理的案件,编为法院《报告》(reports),逐年发表(1600-15,1656-59)。他生前和死后出版的四卷《英格兰法总论》,奠定了他作为英国法集大成者的地位。他的报告包括了40年的法律判例,他记下了案件和判决,此外还加了很多自己的注释,他因其撰写风格的简朴而受到赞赏:“说话要讲究效果,平铺直叙、见解,这应该成为法律这种职业的关键素质。华丽的辞藻和漂亮的修饰并不能使真理增色。”科克在退休期间写的《法理》一书,以帮助“专心致志”的人了解英国的各种法律知识。法官斯蒂芬(Stephen)谈到这本书时:“《法理》对英国法律的影响比从布雷克顿时代道布莱克斯通时代的任何一本著作的影响都要大。” 他的成就不但影响了整个英国,更是对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当斯称柯克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启迪者”。杰弗逊赞扬说:在论述英国宪政和公民权利方面,没有人比柯克造诣更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Pound),这位在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法律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学家认为,正是在美国最初两代法学家的努力下,“柯克以人权和理性作为约束议会的基本原则思想在美国得以实现。” 在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认为柯克提出的司法审查观念,既应约束国王也应约束议会的基本法观念、法律之下的议会至上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制宪先贤和美国宪法。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特别是有法律背景的领导人,无一不从柯克的著述中获益非浅。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柯克的书和其他英国法律教科书卖得跟在英国一样火。尽管亨利。亚当斯,和汤姆斯。杰弗逊作为学生研习法律时,都曾经抱怨过柯克乏味单调的文风和只言片语、缺少连贯的评点,但后来他们都承认柯克的书让他们终身受益。在向渴望学习法律的年轻人推荐书目时,杰弗逊总是选择柯克等人的普通法著作。 在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比较了洛克与柯克两人的联系和差别。他认为,洛克的自然法观念突破了柯克就英国论英国的狭隘眼界,用普遍性的语言强调了一个普遍性的原理。“柯克努力使普通法历史上形成的程序,成为约束权力、特别是英国王权的永久手段,而洛克给立法权施加的限制,更看重鱼保护个人权利。”此外,柯克的论述常常有“托古改制”的味道,而洛克则直截了当进入主题。但在突出制度建设(如司法审查)方面,洛克却没有柯克的先见之明,柯克的看法发表在1640年英国革命之前,而且柯克是法律家,强调的是经验、历史、个案和特殊性。科克也被称为一位杰出的法律改革家。 曾任英国大法官的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被认为是科克在王座法院唯一一个仇人,当在评价科克对法律所作的贡献时,他这样说:“要公平地评价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德华·柯克的报告……这个时代以前的法律就像一只没有压舱物的空船。”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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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自然的自由—— 由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所想到的 作者:李大华 在一次从华盛顿开往波士顿的列车上,我的一个朋友巴博与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大学生聊起一个话题,我的朋友说美国上至宪法,下至我们日常生活都与基督教有关系,比如说你用的钱吧,都铭刻着上帝的关照,“你有没有注意,在财富堆积的顶端有一只睁着的眼睛,那就是上帝”。那女孩顿时睁大了眼睛,仔细端详了起来,接着他们围绕这个话题饶有兴趣的谈了一路。我想如果巴伯遇到一百个大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反映。被美国人视为圣物的美国宪法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它的精神来源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消说中国人,就连美国人也并不都了解。发表在1928年至1929年《哈佛法学评论》上的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以其精湛的文字、广博的知识背景、深刻的洞见给人以震撼。 宪法是人民制定的,它是人民意志的表现,这种观点在美国流行,在中国学者的眼光中也会如是观。这可能与美国宪法产生美国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之后有关,受到压迫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时候给逼出了一部宪法。考文则认为,其实“这只是美国宪法理论相对新近的一种产物。在此之前,赋予宪法以至上性并不是由于其推定的渊源,而是由于其假定的内容,即它所体现的一种实质性的、永恒不变的正义”。上述我们所持的那种流行的观点,正是考文所指的“推定的渊源”。而“假定的内容”则正是美国宪法产生的真实背景。由于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宣布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一个非君主政体、“以法律就是国王”的共和体制,成了包括参与宪法起草人在内的共识,而要法制、不要人治,成了人们的共同呼声。我们知道,《圣经》中的“原罪说”是把人设定为生来有缺憾的,这种影响久远,深入人心,即便是理性主义大放光彩的十七世纪的欧洲,人们也从不怀疑这一点,况且美国移民本身只是清教徒在美洲大陆不断扩散的结果,所以,人们相信,人生来具有道德的缺憾,并且依靠人自身的力量也不能克服这种缺憾,政府的产生就是这种缺憾的结果。如果人试图基于功利的考虑来建立最高原则,那么它本身也会被功利的原因被取代。所以要建立的法律的依据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那“实质性的、永恒不变的正义”,那就只能是上帝的立法,如潘恩所说的“让产生的宪章以神法,即圣经,为依据”。宪法之所谓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最高大法,它需要毋庸质疑的合法性与至上性,显然,人并不具有这样的基础,具有这样基础的只能是超出世俗世界、高于人的意志的上帝的意志,它亘古不变,“凭着自身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在这个意义来说,宪法并不是制定的结果,而是发现的结果了。既是“发现”,那么人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外在于自己的,或者说早已存在于那里了,美国立国者之伟大也在于他们能够发现这部宪法,并由此赋予它以绝对的权威。有关这一点,在我去年访问费城时利尔贝克·彼得博士赠送我的一个小册子上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这本小册子名为《自由神圣之光》(Freedom Holy Light),其中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辑出了四处写到“上帝”,如说“自然法和自然的上帝”,“人被造物主给予了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在1787年费城的宪法起草会议上,富兰克林的祈祷词里说道:“上帝支配着人间事务。如果没有上帝关注,麻雀甚至不能落到地上;没有他的支持,一个帝国可能出现吗?”富兰克林还在制宪会议上建议在每个工作日开始之前,先做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祝福他们的讨论。至于说华盛顿,不仅在独立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祈祷,也在正式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中祈求统治宇宙的上帝,主持合众国宪政,他的幸运的帮助能够弥补每个人缺陷,他的祝福可以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已有过这样的表述:“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行的东西,即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摒绝了激情的理性,所以它比任何个人更可取。”亚里士多德这个见解古老而弥坚,深刻地洞见到了法律与上帝之间的必然联系,法律要获得至上性和权威,就要借助于超然的上帝。 如此,宪法是高级的法,《圣经》则是在它背后发生指导作用的自然法,因为人们深信有一种法高于人间统治者的意志。有关这一点,考文进一步描写:“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十八世纪清教徒的上帝与洛克的自然法的区别,通常看来只不过是名称上的不同而已。一位传教士主张‘自然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另一位传教士认为‘理性就等与上帝的声音’,还有一位教士宣扬‘基督确立了自然法’。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理性已抢占了启示的地盘,但它并没有公开侮辱对上帝的虔敬。”自然法也即习惯法,而习惯法,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法学家柯克说过:“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为了保全和指导人类而在人心中注入了自然法。它就是LEX AETERUA,即道德法,也称自然法。”在约翰·亚当斯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对于自然法的崇敬:“最让我们绞尽脑汁的有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除了诉诸英国宪法和我们美国的宪章和特许状之外,是否还应当诉诸自然法。” 当人们将最高的权威交予上帝的时候,理性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理性曾经是上帝的同义语,在立法过程中也成了理智的同一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法律本身还是一种理性,只是“摒绝了激情”。说宪法是发现的结果时,并不等于说理性无所事事,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理性都渗透在整个的过程中了,即考文所说的“它们(宪法原则)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相互浸透融通”。首先,人们选择法治,摒弃人治,这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个结果包含了被誉为“半神的人物”的宪法起草者们对人类历史的通观和当时世界经验的总结,既没有选择君主立宪制,更没有选择专制。在卡尔·范·杜伦著的《伟大的预演——美国宪法的草拟和批准的故事》中,以当事人的笔记为根据,详实记述了宪法的起草和批准过程。当时各州代表讨论最为集中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各州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个人独裁与专制的发生,成立联邦政府本身也是为了防范专制制度的产生,如果各州不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联邦政府,就不能防范和制止彼此的摩擦及其动乱,而社会的动荡恰恰是专制和独裁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反复进行的是如何限制国家首脑的权利,采取立法、司法与行政的相互制衡,就是这个努力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行为,而最有可能当选首任总统的华盛顿也参与到这样的讨论当中。其次,宪法起草者们认识到人自身的不可克制的道德缺憾,因而试图把宪法的基础置于超世俗的基础之上,使宪法获得神圣与至上性质。尽管宪法的每一项条款似乎都是起草代表们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是他们共同设计的结果,但宪法所依据的原则和背景却是作为自然法的《圣经》作为蓝本的,这也是《圣经》的某些教条能够直接进入美国实体法的一个原因。如此也就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宪法起草者们如此虔诚地对待《圣经》,并把它作为宪法的原则和背景,为什么他们没有走政教合一的路子,反而采取了宗教与政治“井水不犯河水”的路线呢?2003年盛夏在与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教授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他们大多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只是有神的观念而已。如此推断,他们在考虑宪法原则时,比较多的注意到世俗社会的要求,只是把这些要求经过洗刷,投置在与《圣经》原则相契合的场域中了。《圣经》是一种永恒不变的道理,宪法成了实现这种道理的世俗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考虑理所当然地是一种理性发挥的作用了。 这里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美国立国者们要诉诸自然法?除了上面已经论及到的赋予法律以权威之外,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是诉诸自然法才能找到美国人民所渴求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宗教改革前欧洲大陆天主教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信仰的不自由是没有多少感觉的,他们强烈感受到是英国对美洲大陆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地位的蔑视,以及改革后的新教允许人人平等地面对上帝的自由。因此,脱离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才可以获得自由。在这里,独立本身就意味着自由。自由的价值之崇高,在美国宪法中开宗明义地表述了出来:“美国人民,为建设更完美之合众国,以树立正义,奠定国内治安,筹设公共国防,增进全民之福利,并谋今后使我国人民及后世永享自由生活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于这个最高价值的政治生活安排,落实在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各项政治制度中。对外宣布独立,享有主权;对内实现充分的自治;对人实行不受剥夺的公民权利。然而,无论对这种自由价值的推崇,还是对它的政治安排,都还是现实的世俗生活要求。为了给予这种价值以合法性,或者说为了保卫它不受侵犯,就需要诉诸至上性与正当性,而这些性质除了从人们社会生活的习惯中或信仰中寻找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于历史如此短暂的美洲大陆来说,没有多少思想资源的积累,因而美国人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自身的历史中寻求理论支持,他们所欲诉求的东西在欧洲、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经存在了,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做出理性的选择。自然法的观念非常久远,它与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很默契。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就坚持认为最高的立法者是自然本身,自然秩序所体现的不只是自然本身,也体现了社会关系的合理秩序,所以,自然、人性和理性是同一回事,如西塞罗在《共和国》中所言:“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它与自然和谐一致,它散播至所有的人,且亘古不变,万世长存。”西塞罗还依据自然法的观念提出了平等观念:“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犹如人与人之间,在所有情况下,皆如此相似或如此平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公元二世纪已经提出了人生来自由的观念:“依照自然法,所有人生而自由。”考文认为,这时的自然法已经产生了自然权利的内容。而当权利观念出现时,自由是一种生活的权利,不受他人侵夺,人们有义务保卫自己的这种权利。尽管我们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找到汉密尔顿或麦迪逊研习过古代法律文献的证据,我们仍然不能说希腊和罗马时期思想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的起草过程。直接对美国人产生影响的当数英国《大宪章》、思想前驱柯克和洛克。《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人自由权的证明书,但它所发挥的作用的过程却又是思想、政治与法律运动的过程。随着《大宪章》为国王所被迫接受,大宪章运动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把国王的统治权置于法律与上帝之下;这些法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皆宣布支持上帝在其创世时馈赠于人的礼物——自由”。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宪法运动中,约翰·福蒂斯丘和柯克是促使完成上述思想成果的杰出代表。所以,考文断言:“柯克能将其理论建立在福蒂斯丘的基础上,而洛克又能将其理论建立在柯克之上。它使得十六世纪的法条主义和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结成联盟,而当时结成的这一联盟至今于某种程度上仍然在美国宪法及其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 洛克的《政府论》是从人的自然状态开始的,他所攻斥的首要目标就是“君权神授”。君主制赖以存在的一个根据是“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而洛克全部政治理论则出于一个基本的观点:人生来就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是天赋的权利。洛克用以出发的根据则是《圣经》。他认为那种把人想象成为天生处于奴役状态的说法只会是为人类设置锁链,蒙蔽人的眼睛,引领人们走入迷途,在《圣经》中或在理性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也找不到任何时代或国家曾经确认君主制出于神权。相反,“人的自然自由,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利的约束,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只以自然法作为他的准绳。”这种自由状态却不等于放任状态,其中自然法起着约束作用,这种自然法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这里自然法也就是理性,它教导着人们,既然彼此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如果某人触犯自然法,就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规则生活,而这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恰恰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但是,自然状态虽然是正义的,却不是稳定的,它具有许多缺陷,如每个人都是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而人又都是偏袒自己的,缺乏权利来支持正确的判断,这就需要托庇于政府和法律,以保护人人具有的权利和财产关系。所以,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那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而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才是公正的,对法律的规定和解释也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 美国建国者显然受到英国宪章及其洛克思想影响,他们寻求独立与自由的最直接思想来源是英国的契约、权利与自然的自由思想观念,这种联系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亚当斯在《生活与工作》中表达了出来:“我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自由、不可转让且不可取消的人权、人性的高贵与尊严、大众的崇高伟大与光辉荣耀,以及个人的普遍幸福,从来没有像在人类艺术最辉煌的殿堂——英国的普通法之中那样,被如此娴熟、如此成功地予以考虑。”这种观点也在麦迪逊在1788年发表在《纽约邮报》上文章充分体现出来。麦迪逊在阐述三权分立立场时引述孟德斯鸠的话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或者司法权如果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然而,他又明确指出,“英国宪法之于孟德斯鸠,犹如荷马之于叙事诗的启蒙作者。由于后者认为这位不朽诗人的作品是产生叙事诗艺术的原则和规则的完美典范,并且用这个典范来判断一切同类作品,所以这位伟大的政治评论家似乎把英国宪法当作标准,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政治自由的一面镜子,并且以基本原理的形式讲述了该种制度的某些特有的原则。”如果说,美国建国者从法国那里吸收到建立独立国家和起草一部独立的宪法的勇气的话,那么这种勇气的根源又早已存在于英国了。考文在从独立宣言前后直至宪法起草中所有人物和文献中,甚至包括一些法官断案的案例,细心地梳理了这种历史联系。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美国牧师们在布道时除了《圣经》之外,宣讲的几乎都是洛克《政府论》的内容,因为洛克的理论成了支持其政治教义的最主要权威依据,甚至《独立宣言》的签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英国国教的成员。至于说独立战争前引起大辩论的思想家奥提斯,乃是自然法和万民法的大师,他的《英国殖民地所主张的和证明的权利》几乎都来源于洛克的观点。 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在事情过去后很快就被另一些新近发生的事件所覆盖,但是事件的意义却覆盖不了。与历史人物不同的是,美国1787年起草的宪法,并没有因两个多世纪变换的风云而褪色,至今一字不改的它仍然是人们崇拜的对象,这是因为在两百多年里它一直都是指导美国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不过,人们在分享它给人们所带给的利益的时候,并不去想它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指导它产生的精神动力背景是什么。在这个方面,爱德华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为我们作了最好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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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ntment & Dissension among jurists

法学家之间的江湖:培根与柯克 作者:王学堂 来源:东方法眼 在公众的心目中,法学家都是温文尔雅、熟读法律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事实上法学家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我非法学业内人士,但沉浸多年,仍有所感。体现在法学的江湖上,自然有派别,有纷争。例如刑法上就有犯罪构成三要件和四要件的派别之争,在民法上也有亲德国法、日本法、欧美法之别,在行政法上稍微差一点,但仍然有圈子。如果说学术观点争议还可忍受,至于因权力、项目等等原因引发的“人、事”争议,相信法学界的人比我还清楚。 许多人对此深表忧虑,大有于此“法学将不再风光”之感慨。其实,法学从来就没有,有也是昙花一现,迅及消逝。 其实实,要说法学的江湖,不独我中华大国独有,国外也有;不只屑小之徒之间存在,就是大师之间亦难免。 我们看在培根和柯克之间的一例。 关于司法官员的素质,我们中国人大都熟悉一个叫培根的英国人。他曾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 这也是法律界耳熟能详的一句格言。作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是英国的一名大法官,但是,他的作为却与他的所说恰恰相反,因受贿而做出不公的判决,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位极不光彩的败坏水源的大法官。 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培根身为法官,收受当事人的贿赂,也算是知法犯法。虽然声称自己一向不关心家政,尤其不关心家庭财务,而且,两个当事人也并未由于行贿法官而胜诉,但他还是承认了错误,决定悔过认罪,以求从轻处理。但处罚仍是严厉的:除罚款4万英镑外(在16世纪末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还被关入伦敦塔,不得再担任公职,不得担任议员,不得涉足王室所在地方圆12英里以内的地盘。 在议会对培根起诉的罪名中,最主要的一项是他担任法官时曾接受委托人的礼品——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开后门。这在培根的时代,实际上是弥漫当时整个官场的一种腐败风气。所以培根在议会中曾这样说:“诸位请注意,犯下这一罪的不仅是我,而且是这个时代。”但不管怎么说,就这一点而论,培根的确是不算清白。所以他当时也作过如下的告白:“我意志软弱,所以也沾染了时代的恶习。” 至于柯克,也非等闲人物。 在法律史上有这样一则经典的案例:1612年11月10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表示要亲自当一回法官,理由是“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 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则予以反对:“的确,上帝赋予了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生命和财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来决断,而是依人为理性(the artificial reason)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所以,陛下并不适合进行司法审判。” 国王听后大怒,指责大法官柯克公然挑战国王的权威。面对“龙颜大怒”,柯克的回答十分坚定:“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直到今天看来,英国大法官柯克的话依然闪烁着法治的光辉。这说明,早在400年以前就英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司法是一项专门性工作,而不是“国王”可以“替万民”行使的。我国古代司法虽然缺少法治传统,但从鲁国的大司寇孔子到后来的科举取士高中者兼理地方司法,无不说明司法从来就不是全民性的工作,而恰恰相反,司法是精英职业的专门化工作。即便是后来的解放区马锡五审判模式,依靠群众办案,但案件的审判权仍然在法官手中。许多案件的完善结果与马法官的智慧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法官的智慧与才能是任何审判模式下都不可缺少的。 培根和柯克之间发生了什么恩怨呢? 哈哈!一山不容二虎。 这样两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同在一朝为官,难免发生冲突,争权夺势。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几百年以后的人看来,已经分不清谁是谁非,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柯克(1551-1634)比培根(1561-1626)年长十岁。培根出道时,柯克已经名满天下。他是伊丽莎白女皇的宠臣,曾经权倾朝野。女皇亲热地称他为“律师柯克先生”。而初出茅庐的培根才势逼人,柯克自觉受到威胁。 有资料表明,柯克之所以曾对培根极尽攻击之能事,当众奚落培根,影射其为女皇的私生子,皆出于一个事业有成者对后起之秀的忌妒。 培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大动肝火的信,暗示要把柯克的指责公开给女皇,才算遏制住了柯克的攻势。伊丽莎白女皇死后,柯克终因触犯了詹姆斯一世的利益,于1616年被解职。后来柯克东山再起,任职下议院,仍不改初衷,继续追求法律至上的境界。但这一次他的精力主要投在《权利请愿书》的制作上。 培根后来因为牵涉到司法腐败的问题被国王于1621年免职。此后,他便远离公众社会,专心着书立说,用拉丁语和英语写出了不少有关英国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书,有些已经失传。又有传闻说培根后来被迫离开了英国。但无论如何,英国法制史上这两位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以上资料引自于兴中着《法理学检读书》,海洋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6—7页。原文中“柯克”译为“库克” )。 看来,法学的江湖真的由来已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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