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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权利 VS. 天赋人权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薛兆丰与铅笔经济研究社(简称铅笔社)就权利的性质问题发生的争论,也引起了关于自然权利与天赋人权的争论。在一般的语境下,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似乎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笔者认为这二者有显著区别。 天赋人权意味着权利是上天给予的,因此也是普世的和永恒的;而自然权利则认为权利是从社会演化和搏弈中产生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因此也是可以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的。换句话说,前者是“神创论”而后者是“进化论”,二者存在冲突是必然的。笔者支持进化论,反对神创论。 如果权利不是上天赋予的,那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笔者认为,个人自由和权利有利于变革、创新和进步,因此也有利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笔者曾经写过:“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依靠不断试错来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但试错就有风险,如果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试错的风险,很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试错并自担风险,这样社会既能取得进步,风险又相对分散。这就是自由的伟大意义之一。”“如果创新、冒险和试错的风险只能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其结果或者是某些创新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或者是社会压制一切创新,因此无法进步。如果说两性繁殖让能让生物遗传在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那么自由和个人责任就可以让社会在稳定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自由、风险、个人责任、开放社会和进步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社会要想长期存在和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变化,还需要进化出一套能够引导和适应变化的规则,个人自由和权利正是这样一种规则。与中央计划机制相比,以个人自由为规则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如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具有能够适应变化,能够适应多目标任务,能够进化和创新的优点,因此也有利于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如果权利不是永恒的,那我们的自由如何得到保障呢?只要我们还有未知的领域可供探索,只要我们还有创新和进步的空间,我们的自由就不会死去。社会就像一个开放系统,只要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就可能朝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创新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使自由秩序得以维持和发展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从此不再有新鲜事物可以探索;如果我们认为“黄金时代”位于过去,一切变化都是衰退;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死去了。自由秩序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变革和创新中才能得以维持和发展,因此自由秩序永远不会处于稳态,而是会稳定于非稳态,也就是长久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这与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市场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市场参与者通过各自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发现资源利用效率不够高的地方并且寻找更有效的利用资源的方式,以此来创造财富。由于知识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永远会有新的知识出现,因此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市场也永远也不会处于均衡状态。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的保障,就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财富,使所有人受益,而不是有得必有失的零和游戏。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关心如何分配已有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创造新的财富,那么我们的自由就死了。与稳定的热寂状态恰恰相反,自由秩序是一种低熵状态,它会长久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需要我们每个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维持。稳态和均衡意味着自由秩序的死亡。追求稳态的自由秩序,其结果不是走向神秘主义,就是走向虚无主义。 如果权利是社会搏弈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强权即公理?为什么搏弈的结果不会是暴力最强者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这个问题很复杂。显然,如果暴力是终极的力量来源,那么无论是民主宪政还是自由秩序都将成为不可能。笔者曾经写过:“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 笔者对非暴力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抱有信心,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能够成为地球的主宰,靠的并不是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暴力。原始人类确实十分残暴,但这是对那些被人类当作猎物的动物而言。人类在自己的部落内部必须表现得和平、合作和乐于助人,领导者也必须表现得有平等意识、宽容、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狩猎的成功。原始人也会杀人,但一般只会发生在部落之间而不是一个部落内部。自相残杀的部落很快就会被自然所淘汰。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从进化本能上来说,大多数人是愿意与他人合作,而不愿对自己的同胞使用暴力的。 第二,暴力的力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哪怕是在所谓的极权制度下也是如此。笔者曾经写过:“无论多么残暴的统治者,都只是社会中的一小撮人,无法单靠暴力来迫使大多数人服从他们。”统治者或者收买一部分民众,让他们支持自己的统治,或者通过宣传来使民众相信自己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总之除了暴力之外,他们还是要依靠经济和知识的力量才能统治人民,而经济和知识的力量也能够成为抗衡暴力的力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复杂性的提高,暴力的力量恐怕会更多地让位于经济和知识的力量,因为暴力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协调人民之间日益复杂的目标和利益冲突。 最后,有人会问,如果权利是社会演化的产物,那么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没有自由和权利,我们该怎么办?笔者认为,权利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国家给予民众的恩赐,因此真正的权利并不存在于国家所制订的律条中,而存在于民众的心中。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拥有权利并不意味着当你的权利遭到侵犯时,会有一种物理力量来阻止侵犯者;当你的权利遭到侵犯时,各种各样的人会努力出来阻止侵犯者,这才是权利的真谛。今天在我们的国家,个人权利遭到侵犯时,人们会表达对侵权者的反对和抗议,这说明权利确实存在于民众的心中。社会规则的建立并不依靠书面的文字,也不是只能依靠暴力,更多的还是要依靠人们的相互期待和互动。举例来说,你服从统治者,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也会服从统治者;你相信金钱有价值,是因为你相信别人也会认为金钱有价值。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依靠人们相互期待而形成的怪圈。因此,只要一个社会中的人们相信自由和权利,自由和权利就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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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薛兆丰一辩

近日,经济学家薛兆丰与铅笔经济研究社(简称铅笔社)就权利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起因大概是薛兆丰教授的这番话: “我十年前写道:‘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商品的用途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产生的。’并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必然的、客观的、先验的、外生的权利。法律经济学做的,是观察权利界定演变的现象,分析其中的规律。 “经济学对“权利”概念的锤炼,贯穿了全部分析。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资源的用途作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实现的。不存在天然的、先验的、固定的权利。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实现的。不存在天然的、先验的、固定的权利。” 据笔者所见,争论主要在于权利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可变的还是固定的这几个方面。但是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清晰。例如,我们显然不能单纯把“先验”当成“客观”而把“经验”当成“主观”。同样,一个事物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也并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波普尔就认为,自然数是人发明的,而素数则是人发现的。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权利是可变的还是固定的。 权利是可变的还是固定的,与权利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并没有直接关系。“发现”的东西也可能是可变的,生物学家们常常发现新物种,天文学家们也常常发现新星;同样,“发明”的东西也可能是固定不变的。 笔者认为权利是可变的,但薛兆丰所举的父母打孩子的例子显然因为容易引起争议而不是十分恰当。笔者打算举版权和专利为例,说明权利是可变的。版权和专利显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难以从人类的“天然本性”中推导出来,二者都可以说是人类为调整社会关系而“发明”出来的权利。同样,许多经济学家建议的解决污染问题的方法就是把“污染权”变成一种可交易的产权,他们显然也认为我们可以发明新的权利来解决今天遇到的新问题。 我们相信一个开放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面临个人选择,而不是被部落的禁忌所束缚;我们不认为黄金时代位于过去,一切变革都是远离天堂的堕落,我们渴望创新与进步,经济与知识的增长就是这种进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一个经济和知识的增长不断给人类带来新变化的世界中,创造一些新的权利安排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显然是可取的。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社会是人行动的结果而非人设计的结果,是数代人智慧积累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也在行动,我们的行动也能影响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也会在人类智慧的大厦上添砖加瓦;因此,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零星的制度创新(包括在权利安排上的创新),并不与自由的原则相悖,反而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我们的行动完全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影响,那么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 有人担心如果我们能够随意创造权利,可能会导致福利国家和诸如“旅行的权利”或“接入互联网的权利”(这些权利意味着如果你没有钱旅行或者接入互联网,纳税人要为你出钱,或者政府会强制服务提供者为你提供服务)之类的权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决。笔者曾经写过:“自由意味着一个人行动的后果主要由自己来承担,而民主则意味着个人行动的后果更多是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笔者之所以认为个人行动的后果最好是主要由自己来承担,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而笔者认为进步是值得向往的。”“既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依靠不断试错来探索未来的发展道路。但试错就有风险,如果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试错的风险,很可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试错并自担风险,这样社会既能取得进步,风险又相对分散。这就是自由的伟大意义之一,也是自由和民主的区别所在。”“如果创新、冒险和试错的风险只能由整个社会集体承担,其结果或者是某些创新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或者是社会压制一切创新,因此无法进步。如果说两性繁殖让能让生物遗传在稳定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平衡,那么自由和个人责任就可以让社会在稳定和进步之间保持平衡。自由、风险、个人责任、开放社会和进步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个人行动的后果主要由谁来承担的角度区分权利与权力。我们也可以从进步的角度来反对福利国家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带来进步,集体主义和福利国家则意味着停滞不前。 同时,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说权利是一种约定,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这并没有错。我们只要注意以下两点就足够了:一、社会并不等于国家,因此说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并不意味着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二、社会关系可以还原为个人之间的互动,因此说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赞成和维护,并不违背个人主义的原则。 也有人担心“由于承认论的权利是基于人的主观任性,那么人与人之间最终将是无法彼此说服的。最后,将诉诸于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摘自枫林仙的《自然权利及薛兆丰的实证主义》一文)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观点如下: 首先,权利依赖于社会中其他人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权利是主观的,或者可以任意规定。一些权利安排会得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而另一些权利安排则不会,因此无法存在;一些权利安排会使社会运转良好,而另一些权利安排则可能会使社会陷入瘫痪,因而被自然淘汰。权利就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演化的产物,只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得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赞同的权利安排才能存在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累积了数代人智慧的权利安排当作一种客观现实,因为它们不是哪个人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 其次,关于权利安排的演化是否只能“诉诸于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我们首先要弄清“人与人之间的角力”究竟是指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一种权利的存在与否由暴力斗争的胜负来决定,但笔者并不认为由经济竞争和知识竞争的结果来决定一种权利安排的存废是件坏事,相信自由市场的铅笔社同仁想必会同意笔者这个观点。 有些人认为,暴力的力量与经济力量别无二致,丛林中的竞争与市场中的竞争没有区别。对于这种观点,铅笔社各位同仁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驳倒:丛林中的动物竞争暴力,而市场中的人则竞争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能力。拥有暴力的人抢夺他人的财富,并不创造新财富;拥有经济力量的人并没有抢夺他人的财富,而是为他人提供了最多最好的服务,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经济和知识的力量与暴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经济和知识的力量是开放社会之友,这两种力量是创新、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为我们的社会输入能量,推动社会向着更加自由和有序的方向发展。笔者曾经写过:“如果人类想要避免在丛林状态和暴政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源,而且非暴力的力量必须能够战胜暴力。”“什么力量能够战胜暴力?阿尔文•托夫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答:经济和知识的力量能够战胜暴力。经济和知识的不断发展,就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希望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一种权利的存废诉诸竞争和淘汰,并不必然是件坏事。竞争和淘汰并不必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在市场和知识的竞争中,遭到淘汰的不是个体,而是某种行为方式、观念或思维方式。波普尔说:“我们可以通过理论间的竞争去淘汰不可用的理论。在以往的时代,理论的支持者被淘汰。现在可以让我们的理论代替我们消亡。”用非暴力的经济和知识的竞争来检验一种权利安排的可行性,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尤其是知识的竞争,最终还是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说服来进行的。 最后,有人担心竞争带来的不稳定,对此笔者再次引用心理学家朱建军的话:“死亡可以一次完成,而生命则需不断努力。”自由秩序就像生命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动态的系统,它需要我们的不断努力才能维持下去。一成不变的稳定意味着死亡和热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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