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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中国失败的2009年

作者 林兰 岁末年初,忆旧迎新,本台专访了居住在北京的独立作家高瑜,谈中国即将过去的2009年。 中国今年主要两件大事:六四20周年和建政60周年 我认为一个是六四20周年,当然这是民间的,其次是中共建政60周年。中国所作的以及允许的,就是隆重的阅兵式。这两个纪念日表明了民间和官方对中国前途的不同看法,而且这种争论由来已久,从“民主墙”起,知识分子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结果遭到邓小平的镇压。 六四也提出要加快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反腐败等等,又遭到了最血腥的镇压,这20年来“天安门模式”一直在中国继续。 对于中国建政60周年,30年未见,全国人在电视里看到一个非常惊憾的一幕,就是“毛泽东思想万岁”重新出现在游行方队里,而且统领了四个方阵:即毛泽东方阵、邓小平方阵、江泽民方阵和胡锦涛方阵。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万岁”来统领中国前进的步伐。毛泽东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集权专政的制度,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搞了许多政治运动,使中国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才促使中国政府要重新为它的合法性找出路,才有了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以四项基本原则统领,四项基本原则还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其它的,但是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路,借助全球化、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把资本主义引进了,把外国的资本引进了,技术引进了,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 天安门模式与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的两个基础:“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中国这些年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今年,世界遇到经济危机,它还能维持GDP增长8%的发展速度。作为经济的发展,这种目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是怎么取得的,有中国模式的手段,这种中国模式在对外宣传上,只是宣传其经济发展、成绩规模、北京的高楼大厦的叠起及中国的富裕。这种富裕成为向世界展览的橱窗,都是中国权贵的橱窗。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富的一批人。但是却掩盖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来的。其中包括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现实。这个现实过去叫“剪刀差”,就是压低农民农业收入来支持工业。到现在这30年,中国 “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的实际的二等公民的地位没有变化。 这在中国官方的一本介绍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权威书籍里有非常明确的统计数字。中国利用了“人口红利”,基础是毛泽东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剥削,这种剥削现在依然存在。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唯独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大批的农民、在农村的富裕劳动力都转到城市,这是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城市化当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唯独中国的农民不能改变其农民的地位。还是二等公民,所以叫他们“农民工”。农民工就是在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状况下为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他们的一切。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利用他们的廉价和低人权向全世界出口廉价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低的,这样就压低了农村农业发展在GDP中所占的数字,实际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没有发生很大的通货膨胀。这就是“人口红利”所贡献的。 另外就是“土地红利”,中国现在农村的维权运动基本上都是出于土地问题,政府现在干脆把土地的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收入部分,用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而耕者有其田是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所依赖的。三年的解放战争主要靠土地分给农民取得农民的支持,用他们的血肉扩充了解放军,结果牺牲的几乎都是农民。但是解放后短期的土地改革使土地归给了农民,很快合作化就把土地受到集体手里,所谓的合作化是集体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因为在中国国家是唯一说了算的。 这种“土地红利”经济学家党国英教授的计算,大约20万亿的土地收入只给了农民一万亿,而且他将这19万亿再买给开发商,政府的收入翻倍。所以造成房地产拉动中国的经济,2009年也主要依靠这个。 经济发展、中国模式是建立在这两个“红利”基础上的。中国政府不敢公开宣传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高速度中国模式是怎么取得的。正因为没有这个自信,所以只有靠“天安门模式”、靠枪杆子继续维护政权。 “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 中国在今年六四20周年禁止民间公开纪念八九民运,不敢公开真相。任何国家的国庆都是人们自发庆祝,没有国家用军警、武警完全在封闭的情况下举行一场游行、一场检阅。我刚刚从捷克回来,捷克天鹅绒革命20周年,我参加的那场纪念就是从查理大学出发,一直到国家街,在那里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活动。他们让我发言,我发言的题目就是“请你们记住一个中国名字:刘晓波”。我讲了刘晓波因为签署“08宪章”正面临审判,现在审判已经到来。我觉得利用圣诞节期间完成对刘晓波的起诉和审判,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结局。全世界都在合家欢乐,只有中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免引起世界更大的反响。你们的政府领导人在过节,你们的传媒也在过节,你们的政治家也在过节,所以我就在这会儿审判。这是他们机关算尽,绞尽脑汁,更多表现了他们的心虚。 刘晓波可以说是六四镇压二十年后最大的一起政治案、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案。能够以一个“08宪章”及6篇文章中作为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而且还有一个罪名是“勾结国际反华势力”,用这些纯粹的文革的语言来审判一个思想者、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由此看着天安门模式和中国模式二者的关系。“天安门模式”是保卫“中国模式”、也就是保卫一党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种方式。 现在中国向全世界炫耀“中国模式”,避免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对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的批评。他们要把中国模式作为世界文明的一种方式推向世界,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2009年是中国失败的一年 我认为中国的09年是绝对失败的一年,它要不失败,就不会审判刘晓波,不会审判“08宪章”。如果是真正取得伟大成就的话,就不会用这么愚蠢的方法在圣诞节期间搞这样一场最荒唐的人权审判。我觉得这显示了它的非常不自信。六四20周年和建国60周年的2009年对于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的历史记载。这个记载不会由巨资承办一个豪华奥运或者盛大的国庆庆典来决定。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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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

来源:北京之春 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请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高瑜的发言全文: 我是中国自由记者高瑜。中共的建政他是以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它为什么当年能够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呢?就是它开辟了一个宣传战线,这个宣传战线就是要毛泽东亲自许诺,就是要给中国人民民主、自由,还有一个农民要分得土地,整个知识份子就是以民主自由的理想,甚至许诺要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建国之后,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它用一个政治运动加一个政治运动,取缔了全国人民《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开始的这场改革,这场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实际上以四项基本原则来维持,一点也没有改变,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获得的财富整个就是被这政权所窃取,所以现在中共政府是最富的,中国的富人也都是高层的,也都是党员的大官。但是作为劳苦大众,他们的日子,他们的自由甚至比政权建立之前还要少,尤其在言论、在思想自由方面。不但改革开放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点《宪法》的保障,实际上更多的人陷入了为生存的权利来斗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和他们的生存权一样是被剥夺的,所以这种人权我觉得是有一种全方位的剥夺,剥夺你的财产、剥夺你的言论自由,而且整个的在中国没有来表达他们疾苦的地方,中国的新闻出版现在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下,不是为老百姓讲话的。 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人生最后的期望也是要在大陆实现新闻自由。中共建国今年已经是61周年,但是现在新闻自由的状况大家都知道,记者不但没有新闻采访自由,而且只能跟随着中宣部在制造谣言,蒙蔽人民,掩盖一些真相,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新闻记者要实现自己的为新闻而献身这种美好的理想,首先一条要拿出真相,这个要挣脱中宣部的那种枷锁,就是要付出,也许和我一样去坐监狱,也许会失去工作,也许去被请喝茶,但是你所付出的,你争取的是一个崇高的目标──新闻自由,这个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所以我就希望你们今天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平台,所以会给大陆新闻工作者极大的鼓励。谢谢大家! 「我們都是高瑜」 中國就有希望! 大陸原中新社記者高瑜1988年10月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於1989年6月3日和1993年10月2日兩次遭中共逮捕入獄,第二次被捕後判刑6年,高瑜在走廊裡遠遠看見她的律師,笑著打招呼,一點也不在乎。「在自由與獨裁、真理與謊言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高瑜說:「我是自北京女子監獄建成以來,第一個沒有低頭認罪的犯人。為甚麼?因為我沒有罪。」 她在獄中多次獲得各種國際獎,1995年5月,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的「自由金筆獎」;1995年11月6日,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1997年5月3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1997年,獲記者無國界新聞獎;2000年,獲得在日內瓦頒發的全球20世紀的新聞自由英雄獎;2006年6月,第二次獲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保留著她的訪問學者邀請,只要她願意,立刻就可以去美國。但高瑜認為中國最需要她,她說:「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歡的人都趕跑,叫做掃垃圾運動。但我一定要留下來,我到死都是中國記者,因為報導真相是我的職責。」 高瑜表示她以前在新聞電影廠工作過,中國很多新聞報導其實是假的,她說:「中國的新聞報導,除了胡錦濤這些常委在中央開大會的『現場報導』,一般的農民,甚麼學習科學發展觀啦,過去搞的共產黨員先進教育,全部是造假,他們學習討論都是一遍一遍地演練,就跟拍電影一樣,拍故事片兒一樣,拍下來才上去。」 高瑜認為,很多東西,連中共中央的決議都可以造假,是因為共產黨新聞的基點,不是報導新聞,而是為穩固政權服務。 高瑜說:「在中共欺騙人民的背後,還是會被細心的民眾揭發出來,還原真相。我認為網民,尤其是一些細心的、還有一些網路技術非常高的,他們能發現這些事兒公布於眾,就是為中國未來、新聞自由做一個努力。只有把這些醜事給揭出來,這才能讓大家看清中國現在是個甚麼樣的社會。」 中國網路異議作家曹維錄在〈如我們都是高瑜〉一文中說,「新聞勇氣獎」頒給中國記者高瑜,可說是實至名歸:「在中國,高瑜這樣的人還是太少了,我想,假如我們都是高瑜,中共的官員們還敢這樣肆無忌憚嗎?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所幸的是,中國現在有了一大批如高瑜一樣敢言的人,他們突破層層封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這是中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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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并且不撒谎

2009年7月31日 下个星期一(8月3日),是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为了表示纪念,我翻译了他的一篇著名文章《活着,并且不撒谎》(Live Not By Lies)。 该文写于1974年2月12日。写完后的当天,秘密警察就闯进他的公寓,将他逮捕,然后驱逐出境。这是他在苏联境内写下的最后文字。等到20多年后,他再回来的时候,苏联已经变成了俄罗斯。 我原以为此文很难翻译,但实际上很容易。早上6点起床后开始翻译,到午饭前已经全部译完了,真是顺利得出奇。 另外,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再多说一句。 以下内容,仅供批判性学习 Live Not By Lies 活着,并且不撒谎 作者:[俄罗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译者:阮一峰(2009年7月31日) 原载1974年2月18日《华盛顿邮报》,A26版 At one time we dared not even to whisper. Now we write and read samizdat, and sometimes when we gather in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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