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反政府示威、美國外交、民主思潮、中東局勢

埃及反政府示威快將持續 2 星期之久 , 軍方的介入與態度未明讓全世界為之又喜又悲 , 喜是軍方暫時表明不實施強力鎮壓造成無意義的流血 , 以企圖延續過去近 30 年的所謂“穩定”, 悲是埃及軍方未有如突尼斯軍隊清楚宣示他們站在革命一方 , 無論軍方決定站在穆巴拉克抑或接管新政權 , 前景亦未見有讓人感到樂觀的跡象 . 這次反政府示威被視為突尼斯革命的延伸 , 如筆者先前指出這區域中的重點國家的專制統治者都得當心 , 現在這股思潮現已直抵約旦等地 , 並繼續向其他阿拉伯國家進發.

跟突尼斯革命有所不同 , 若首先被波及的國家並非埃及 , 事情受關注程度以及影響力均可能不如現在.

埃及的阿拉伯

中東世界的地緣政治長久地與 3 個問題牽連著: 現代化與世俗化、美國介入以及最經常被人忽略的 — 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競爭.

阿拉伯國家之間並非你死我活 , 它更像是“當老大”的比賽. 自上世紀 20 年代穆斯林兄弟會提出“伊斯蘭才是出路”的口號後 , 大祗上成為中東世界的主調, 接下來便圍繞著如何建設伊斯蘭國度各走各路. 埃及開國之父納賽爾走的是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路, 其繼續者沙達特與伊拉克復興黨的薩達姆便走世俗化道路, 相對過去要親近西方, 有說指他們在其國實行的實際上是西化, 作出同樣選擇的亦包括約旦與沙特阿拉伯. 最後便是伊朗回歸伊斯蘭的神權統治, 亦是現時世俗化的最有力挑戰者. 早於上世紀中葉, 埃及在這場競賽可說是獲利甚豐, 總統沙達特突襲以色列奪回西奈半島, 一時間贏盡伊斯蘭世界的掌聲. 其後突然與以色列議和, 成為第一批承認以色列的中東國家, 自此埃及在中東世界有著難以取代的領導地位, 阿拉伯國家的走向、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 都得有埃及的認同和支持.

正正這一雙面性讓埃及的風吹草動對阿拉伯國家起到無可比擬的作用.

中東和平的基石

對埃及的關注和插手招致反對派及外界的批評, 持續的高調回應及派遣特使顯示埃及有著讓華府再次冒險的意義. 筆者給上文曾談及“美國將輸掉埃及, 在中東將陷入自大衛營協議簽訂30多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困局”, 近日特拉維夫當局亦表明擔憂埃及政權更迭對兩國簽訂的和約能否維持下去. 當埃及激進反對派上場後, 實在沒有人能預知事情如何發生, 中東風雲再起? 當作為阿拉伯老大哥的埃及對以色列開戰, 北方的真主黨、加沙的哈馬斯、意欲奪回整個戈蘭高地的敘利亞會否“安在家中”? 德黑蘭當局已頻頻開腔支持埃及反政府示威, 並將之定調為伊斯蘭革命, 回教世界中各國間伊斯蘭大纛的爭奪戰因著埃及事變再度活躍…

過去華府顯然沒能為中東和平作出多少貢獻, 某程度上還在幫倒忙…華府確實偏袒、維護甚至包庇以色列, 對猶太殖民區華府只能口頭上作出譴責, 往後即就此了事,這絕非“誠實的中介人”所為, 也使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間的衝突更為複雜. 可是這一次中東已面臨重大危機並走向戰爭邊緣,,就是站在親以色列的立場, 華府亦沒有眼巴巴讓形勢發展至不可收拾的理由, 只因中東生變, 首當其衝者非以色列莫屬, 特拉維夫對此早已了然於胸, 當下華府要做的是讓埃及穩定下來, 唯有這樣,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才沒有發難的借口…一旦埃及情勢惡化, 華府失去主動權, 那時再做任何事均是徒然,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衝突將為不可避免.

美國的政治研判理智和現實的回歸

最近副總統 Biden 稱穆巴拉克不是獨裁者, 不應該就此下台, 而是到了他更应傾聽群眾訴求的時間, 該言論引來輿論反彈. 於周5,美國特使表示穆巴拉克應該繼續掌權, 再次讓人對華府立場感到困惑.

社會不滿隨持續的獨裁專制統治被不斷刺激、增長, 激進主義便在這種環境下滋生, 此時實現民主進程, 結果是激進主義的主張被貫徹整個國家, 這不附合華府推動全球民主化的初衷.但讓獨裁專制統治繼續運作亦是一惡性循環,更長久的統治只是把不滿、仇恨推向另一高峰, 接著便得用上更高壓的手段,可時效一過, 老毛病又將發作…這種短視的作法最終是讓整個國家變成挑戰人性的修羅場, 亦非華府所願.

從歷史角度出發,不難發現為數不少由華府支持甚至扶植獨裁專制統治者是出於冷戰時期的政治形勢考量,冷戰過後各地的極端主義、民族主義又成為新一輪的全球威脅,結果專制統治依舊派上用場.同時期民主思潮的傳播同時往全球各地伸展開去,這兩個趨勢讓親美專制政權處於進退維谷的局面,其背後的華府自然也感同身受–要不是有著華府的支援,又有多少個能支撐到今天?各地必然遷怒美國.但華府可輕易背叛跟這些“老朋友”之間的關係?這作法不只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名譽掃地,其所宣揚的價值觀之道德亦將嚴重受挫,並失去信譽、全球影響力以及美國跟其他傳統盟友的信任.

08年環球信貸危機後,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主張、制度受質疑、挑戰.儘管箇中滲入一些無理取鬧與混水摸魚的成份,西方尤其美國確實被要求“反省”, 被視為具西方代表性的美國,已經不起全球影響力大衰退的危機.副總統Biden與特使的言論即以此背景為基礎,二人說法具體上是給予這些獨裁者一個下台階.

從另一視點去看 , 華府統一口徑給老朋友落井下石, 結果大概為如下:

1. 獨裁者或軍方盡其所能鎮壓反對派,華府手上染滿鮮血,其不負責任的決定將在國際進一步失去信任.

2. 激進反對派反正成功,清算前政權支持者,並以反美旗幟團結國家,成為極端主義的基地

3. 雙方爭持不下,形勢膠著,國家陷於實質分裂,華府同樣責無旁貸,該國同時亦衍生更多不同類型、路線的極端主義組織

認識穆斯林兄弟會

有言論指美國的取態基於憂慮新上台的政府支持極端伊斯蘭思想, 對美國的中東戰略造成負面影響, 於是在此大做文章借機會質疑西方的主張、普世價值云云…然而這一批評顯然基於無知和主觀投射局多, 在此筆者先淺談在反政府示威具重要影響的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兄弟會是首個提出“伊斯蘭才是出路”口號的團體,同時有激進行動. 過去的日子裡,中東世界的暴力行動中該組織可說是先行者,其中尤以人肉炸彈見稱,當年以人肉炸彈襲擊埃及開國之父納賽爾,成為往後數十年恐怖主義的象徵和起始,穆斯林兄弟會亦因而被視為恐怖組織元祖.不過,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初,該組織的領導層便選擇放棄暴力手段,改以參政及教育的方式達成目標,造成穆斯林兄弟會分裂,年輕一代認同暴力革命轉為另組新組織,這便是世人所受關注的穆斯林兄弟會與激進主義、恐怖組織之關連.

跟現在的哈馬斯、真主黨、傑哈德, 或是較溫和的法塔赫、阿克薩烈士旅,一個改變了路線足有30多年前的前激進組織能造成多大的直接及間接的威脅? 若穆巴拉克政權倒台已成無可改變之事實,華府便不得不在軍方與反對派中作出抉擇. 華府反應越是強烈和引起埃及全國不滿 , 將更有利激進主義的滋生和傳播,這才是對美國中東戰略的最大打擊.不能一下子樂觀的認為華府能跟穆斯林兄弟會與其他反對派達成某程度上的共識,現實是雙方各持己見歷經數十年,但這是華府必需做到的事,否則美國將輸掉埃及,其在中東亦會陷入自大衛營協議簽訂 30多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困局.

以穆斯林兄弟會為首的伊斯蘭溫和力量同樣有需要跟華府互相諒解,若非如此走出另類溫和的道路,他們只有落入面面不討好的情勢,一方面美國、歐盟擔憂其全面伊斯蘭化的主張,一方面自身的支持者質疑其路線的本質,當然少不了激進陣營的狠批和訴求,其下場便是給擠出埃及社會,聲名狼藉…

現時穆斯林兄弟會對德黑蘭當局的定調已作出清晰的否認,明確表明埃及反政府示威是一場政治訴求的改革運動,並非伊斯蘭宗教革命,他們是群眾的一份子而非領導群眾,該會領導層同時表示現階段無意參予9月的總統選举.以上表態除了跟德黑蘭神權政體劃清界線,希望西方釋除疑慮的含意亦“盡在不言中”–現時於伊斯蘭世界最為西方不信任的正是伊朗,公然跟德黑蘭唱反調,弦外之音明顯不過,華府與布魯塞爾實應正面回應溫和反對派的訴求,盡早協助處理穆巴拉克的去留事宜.

記:建設需要信心、自省與謙和

在政治思考以外,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與制度的宣揚仍是構成美國外交的主要部份.突尼斯、埃及的狀況恰好是讓華府更透徹反思如何推動以上價值的老問題,真實情況是西方必須承認西式民主與非西式民主的存在.這裡說的不是存在各種不同的民主模式、精神, 而是推動的方式

“I once heard a senior European official remark that the trouble with democracy was that George W. Bush was its cheerleader. He had a point. Iraq had recently descended into bloody chaos. As long as the then US president was proselytiser-in-chief, democracy was a pretty tough sell. ”

(From : “History is on the side of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in 20/1/2011 By Philip Stephens)

筆者於03年伊戰爆發時站在支持一方,2 年後回想往事,不明白當初為何支持前總統George W. Bush的決定.在下不推說受什麼媒體影響之類的話,只回想到一個簡單問題–“當受到別人厭惡,用強硬手段去推銷自己的一套,有什麼成效可言?”這註定美國的中東民主進程難有進步.

既然民主未必西方,華府該如何思考推動民主?正如Philip Stephens提到,獨裁統治者把民主掛在嘴角之上,沙皇普京以至完全不見一點西方影子的獨裁者均毫不例外.過去美國的光輝在於成績耀目過人,那時有美軍在世界各地討伐獨裁者嗎?一眾獨裁者的言行反映他們察覺到民主的存在同時難以回避,需有所回應.美國需要做的是“show much greater confidence in universal values.”進一步完善制度、解決體制漏洞造成的問題,藉改良和創新確保民主的吸引力.因為信靠所以堅持,全球各地自然會反思自身並加以仿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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